建国67周年 | 台湾学者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与失败

今天是推送的是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老师为《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贺照田著，人间出版社2016年9月版）一书撰写的序言，作者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论述人民中国建政67年的成败得失，希望与读者一起回望、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似乎人到了這個年紀就會世事洞明，行動果決了。我剛好相反，接近四十的時候，我開始進入人生的黑暗期，要通過長長的、狹窄的隧道，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光，才能重見天日，從此行走在青天朗月之下。

一九八O年代的後半期，我的台灣同胞，不論本省籍還是外省籍，突然開始痛恨“中國人”，一面咒罵、毀謗中國，一面聲稱自己不是中國人。這帶給我很大的痛苦，因為我是當時台灣極少數的、非常真誠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第一次踏上海峽對岸大陸的土地，實現了“回歸祖國”的夢想，但我卻愕然發現，在這塊大地上，知識分子似乎都極端厭惡當時的政府，極端嚮往美國的政治模式和社會生活。那種厭惡與嚮往之間的截然對照，讓我一時陷入“失語狀態”，無法跟他們交談。雖然此後我常到大陸去，但在知識分子之間好像找不到朋友，而我也沒有主動交朋友的欲望。

幫我打破這種局面的是賀照田。在認識我之前，照田已經結交了許多台灣朋友，包括錢永祥和陳光興。照田想要透過光興和我見面，但我對他的態度相當冷淡，他好像有點受傷。但他鍥而不捨，我最終接受這個朋友。經由他，我先後認識了孫歌、張志強、江湄和馮金紅。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小我十餘歲的這些人好像是可以交談的，也就是說，他們都不是我非常不喜歡的、崇拜美國的自由派。我發現我以前的頑固與錯誤，以更開放的心情來接觸初次見面的大陸朋友，即使他們多多少少還保留了一些自由派的觀點，我也不會那麼生氣了。我慢慢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派的信念已經很難說服許多善於思考的大陸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都處於思索與變動的狀態，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種狀態。這是無法把握的，連他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當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最終能找到什麼答案。這就好像滾動的球碰上另一個滾動的球，這種對話有時候很痛苦，甚至令人生氣，但有時候又相互激發，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樣，在經過六、七年的不斷接觸、不斷擴大交遊圈，我終於形成自己的看法，從長期的黑暗中逐漸走了出來。

我和我的大陸朋友都共同面對一個問題：如何評價現在的中國政權？未來應該怎麼辦？是怎麼樣的過去導至了現在的狀態，因此必須面對似乎無解的未來？換句話說，中國為什麼會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要否定這個革命，還是要加以肯定？如果要肯定，應該如何肯定？同時也要解釋目前為什麼是這樣，而將來又應該如何走？可以說，“撥亂反正”後的改革開放，讓有心的中國知識分子都不得不問：中國要怎麼辦？這是大家共同的宿命。

但，非常奇怪的是，在這十幾年的探討過程中，我和照田卻很少有討論或爭論的機會。這可能是因為，在朋友聚會的場合，人人都想講話的時候，照田往往保持沈默。如果只有我們兩人，不是我講他聽，就是他講我聽，很少有對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局面，但因此，長期以來我一直不太能理解，他到底在想什麼。最近幾年，他寫了幾篇文章，朋友都認為，很能表現他的思考方向，因此我建議，他把這些文章交給人間出版社來出，我承諾為他為一篇序。他很高興就同意了，還為此花了一段時間，把長期未能完成的一篇文章趕寫出來。我希望藉著這個機會仔細閱讀這些文章，理解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順便也談談我的一些意見，就算是我們兩人交往十餘年來的一次難得的交流機會。

讀完了本書中的文章，再回憶以往他曾經說過的話，我終於能理解，照田是如何思考中國問題的。照田思考的起點是改革開放，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文革後期遇到了危機，所以才有了改革開放，但改革開放初期，不論是當政的共產黨，還是當時的主流知識界，都沒有真正的掌握到這一危機的本質，不論在政治上（共產黨），還是在認識上（主流知識界），都沒有產生正確的引導作用，所以後來才會發生那场风波。风波發生後不久，商品大潮淹沒了一切，以前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完全崩毀，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虛無主義瀰漫於整個社會。照田的最主要問題是，當前中國大陸的虛無主義是怎麼產生的？應該如何克服？

跟大陸知識分子接觸多了以後，我覺得他們大致可以分成四類，第一類是純粹的專家，認真的搞自己的本行，此外的事都不管。第二類，表面上也是很好的專家，平常還是非常認真的從事自己的本行，只有在聊天時才會知道他們其實非常迷惘。第三類，每天發牢騷，課堂上也發牢騷，批評這個批評那個，他們認為如果政治體制不改革，一切就沒有希望，這類人很多。第四類，腦筋很清楚，知道中國該做什麼，他自己該做什麼，這種人最少，通常都會成為知識界的領袖，如甘陽、劉小楓和汪暉。像照田這樣的人好像是一種例外，他的“專業”就是要直接面對這一虛無與迷惘，非把這個問題解決不可。所以，我們可以說，他一直在思考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從大陸之外的知識界來看，照田是當代中國“精神史”的專家，但從他自己本身來看，他本人就是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危機的一個特殊的“案例”。因為他非常愛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他對於改革開放後的精神危機非常敏感，始終無法忘懷，總想找到問題的來源和解決的方案，“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兩句話是他最好的寫照。他的求索歷程可謂艱難無比，而這一切也反應在他極其獨特的文體中。這一點，鈴木將久先生在他的序文裡，已有詳盡的分析，我就不多說了。

照田和大陸主流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肯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貢獻，而不像其他人那樣根本否定革命，從而對現政權充滿了懷疑。本書中的第一篇文章〈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就是談論這一問題的，這篇文章完全針對李澤厚的名文〈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李澤厚的文章為“撥亂反正”以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的主調，成為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思想的“宣言”。他的論證可以簡化為：五四時代的啟蒙思想，在中國面對生存危機時，被“救亡”的急迫任務所壓倒，在李澤厚看來：

中國共產革命長時間的艱苦軍事鬥爭經歷本已不利於現代價值在這革命中的扎根、生長，而這革命鬥爭不得不依賴農民，不得不在落後的農村環境生存，更使得這革命遠離現代，越來越被農民深刻影響，從而使這個在起點上本是被現代前沿知識分子所發動的革命，最後被改造成了一個被農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產者特性深刻浸染的革命。毛時代的諸多弊病，特別是文革的爆發，正是以這革命中的現代性被封建性和小生產特性深刻侵奪為前提的。（19─20頁）

革命的目標原本是要讓中國進入“現代”，但為了救亡，為了長期的軍事鬥爭，不得不依賴廣大的農民，這樣，農民的封建性和小生產者特性反過來“浸染”了革命，使得為了“現代”的革命完全變質了。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後完全背離了現代化的原始目標，諷刺性的被小農的封建性所裹脅，原本應該成為革命對象的封建性，最後完全窒息了“現代化”革命。

照田非常尖銳的指出，李澤厚的觀點完全是知識分子本位的觀點，也是五四初期啟蒙型知識分子的觀點。五四運動以後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向國民黨，但經過幾十年的國共鬥爭，證明知識分子高高在上指導革命的方式是無效的。共產黨在長期鬥爭中，充分了解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跟廣大民眾相結合，革命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動力。共產黨領導下的黨員幹部，在跟群眾長期合作的過程中，終於掌握到了結合最大多數群眾的方法。剛開始他們訴諸於工農群眾在經濟上的被壓迫和被剝削，在階級鬥爭和抗日救亡的實踐中，他們找到了“既立足於階級、又能跳脫出階級”的運動模式，把更廣大的中國民眾結合在一起，從而創造出“人民”這一概念，吸引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取得反封建和反帝的雙重勝利。照田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運動性質的分析，無疑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他說：

中國共產革命最富思想、實踐靈感時的階級認識、階級鬥爭實踐，在充分慮及各社會階級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同時，還大量慮及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諸方面問題，從而把本來主要著眼社會經濟不公問題的階級鬥爭實錢，同時變為對時代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情勢的積極回應。（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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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形成了一種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從而在民族危難的關頭反而更積極、更昂揚、更舒暢，願意為了民族的新生咬緊牙關，刻苦奮鬥。孫中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達此目的，須喚起民眾”，孫中山所期望的這一任務，其實是由共產黨所完成的。

照田所說的這種共產黨與群眾的關係，不只在新中國政權的建立過程之中，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在建國以後的國家建設中，更發揮了無法估計的影響。

新政權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能夠獨立自主，也就是說，不但要讓帝國主義不敢再侵略中國，而且還要讓中國的經濟擺脫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設廠，都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原料和勞工，來賺取巨額的利潤，所以，新政權就毫不客氣的沒收外資工廠，凍結它的股票，而且拒付賠償或利息。這樣，新的社會主義政權跟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政權必然形成對立，發達國家當然要撤人撤資，讓新政權獨自去面對沒資金、沒技術、沒人才，難以發展的窘境。所有團結全國人民、以反帝國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面對這種困境。如果它們選擇跟外資妥協，最終革命成果仍然會被外資龐大的力量所吞噬掉，如果選擇排斥所有外資，就會變得無錢、無人、無技術，最後寸步難行，經濟反而會比革命前還糟糕，如非洲的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韋。

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美國對新政權的拒斥），中國的新政權不得不選擇與蘇聯合作，由蘇聯提供設備與技術人才幫中國發展經濟，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對中國採取圍堵政策，期望以此困死中國。19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把他們的設備和人才都撤走，中國只能“自力更生”。關於經濟不發達國家如何自力更生，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曾引述197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列昂季耶夫，說到：

這些國家（按，指欠發達國家）必須積累起國民收入的30％到40％才能實現自力更生的發展。列昂季耶夫還強調說，要達到這種積累，必須採取“意義重大的社會和制度方面的變革”，其中包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全球分裂》875頁，商務，1995）

這意思也就是說，全國老百姓，不分階級，每個人都要過苦日子。如果舊社會中的地主精英階級、城市知識分子和各種技術人員都還過著以前那種優渥的生活，即使全國農民都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政府也無法控制國民收入的30％─40％，這樣，就無法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自力更生。因此也就必須號召全國所有的群眾一起來過苦日子。一方面要讓全國農民都願意把高比例的農業生產上繳政府，讓政府憑藉農業剩餘（這是經濟落後國家最大的收入）來搞工業和國防建設，另一方面，也要讓城市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接受低薪政策（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水平雖然降低了，比起分配到土地的農民還是好多了。）可以說，新中國前三十年全體民眾都一方面為國家建設而賣力，另一方面還要過著恰好溫飽的苦日子。而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中國人民萬眾一心的往這個目標邁進，靠的就是照田所說的那一種中國人民全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中國人民積極、昂揚、舒暢，根本不會在乎那一點點苦。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所建立的生命共同體，不但讓新中國能夠建立起來，而且還讓新中國在建立後的三十年之中，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中，奠定了足以自力更生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根本就無法執行。

然而，對新中國的建立發揮了那麼大的歷史作用的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在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論述中，卻因為他們的封建性和小生產者特性，而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拌腳石。按照這種推理，改革開放就只能拋棄群眾，換由深具啟蒙精神的知識分子來領導，才能重新把中國帶上現代化發展的正確道路。這種思想，以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觀點來看，只能定性為“極右”，現在卻成為一九八O年代知識界的主流思想。而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體制，為了對抗文革殘餘的“極左”思潮（群眾路線的最終表現），只能容忍這樣的思想潮流，才能取得意識形態上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深受文革時期社會主義理想主義影響的世代，思想上不感到迷惘、困惑、甚至幻滅，那才奇怪呢！關於這一些，照田在〈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這一長文中，已經作了極為細緻的分析，可以讓我們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革命思想的理想主義已經逐漸崩解，從此以後共產黨政權必須一再的為他的統治的思想基礎重新進行解說，而其解說的有效性卻一直被主流知識界所質疑。用西方政治學的觀點來講，這是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危機”，而這也就是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的真正涵意。

就是在這個時刻，我才第一次踏入大陸的思想界。到那時為止，我關心台灣政治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已將近二十年。在二十年的閱讀和苦思之中，我得到一個極膚淺的結論：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中國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集體的力量自力更生，從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的第一步。下面要怎麼走，現在還看不清楚，但無疑的，第一步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其成就可謂不同凡響。我偶然閱讀黃仁宇的自傳《黃河青山》，發現他的看法和我極為類似，我非常高興。然而，當我進入大陸，接觸了大陸知識界，我卻非常震驚。因為當時的主流知識界普遍認為，大陸政治的第一要務就是進行體制改革，講白了就是要實行所謂的“政治民社、經濟自由”的西方體制。再下來的發展，就是“告別革命”，並進一步否定過去的革命，認為中國走這一條道路是走錯了。了解到這種情況，用一句古詩來形容，因為我並未生活在大陸，沒有被捲入群眾運動的大潮中，我就不會像我同年齡的大陸同胞那樣，對現實的變化反應強烈；又因為我一向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當代社會的發展（對於台灣問題我也是這樣看的），所以，當時我只能得出下面幾點看法。

首先，革命的群眾運動時期不可能持續太久，總要在某個時間點結束。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說明新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另一個階段。我沒有足夠的知識來解釋這一變化，但能理解歷史上的革命都有類似的發展，譬如，法國大革命從雅各賓專政到熱月政變。但中國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完全不同於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改革開放退回到西方資產階級那一套，那麼，中國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就會付之東流，所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路線是絕對必要的。蘇聯政權的垮台，以及蘇聯政權跨台後俄羅斯的一片亂象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國實在很幸運，因為八九年之後的兩年內蘇聯就跨了，這個驚心動魄的現象震醒了相當一部分的大陸知識分子，讓他們清楚看到，所謂體制改革其實是一種反方向的“革命”，結果完全不可預期，反而會導致社會的大混亂。因此，不少知識分子從激進變為保守，這是一種歷史發展的良好現象。

改革開放所追求的現代化，一方面以改善生活和“致富”來吸引群眾，另一方面繼續加強前三十年一直在努力的經濟建設與國家建設，如果成功的話，中國將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大國，那就是以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為基礎的一次大躍升。大陸的部分知識分子和所有西方觀察家都認為，以現有的共產黨體制，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如果一定要這樣做，只能導致現有體制的崩潰。這種推論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因為他們想像的道路只能是西方走過的道路，而中國已經按自己的方式走了三十年，怎麼可能把這一切都拋棄而從頭來過呢？無論我們如何評價鄧小平，我認為鄧小平必然考慮過這些問題。所以，我們只能非常焦慮的看著大陸面對著接連而來的一個一個轉型的困難，“相信”它可以一個一個的克服，最後贏得現代化的成功。一句話，我每天都很擔心，但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成功。

就是在得到這些體認的時刻，我開始和照田、張志強、江湄、馮金紅等人密切來往。江湄和張志強在回顧他們那個世代的心境時，這樣說：

我們這一代人出生於文革後期，成長於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從上大學起，就習慣於用想象中的西方先進標準批評中國與中國人之種種，深受後革命時代普遍幻滅虛無情緒的影響，自感生活於革命以至“文革”後的文化廢墟，其中似乎只有殘破傳統的蠻性遺留，難免自慚形穢。在我們的周圍，從批判現實走向蔑棄現實，靠著蔑棄現有中國的一切以保持優越感和孤憤感的人，不乏其人。

這一段話可以和照田在〈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一文所分析的青年的虛無感相互應證。照田認為，如果國家（共產黨政權）和主流知識界（李澤厚等人）當時能夠敏銳的察覺到青年的困境，而往正確的方向疏導，這種困惑和幻滅就不致於成為一種強大的虛無感。這實在是過度期望了。國家一心一意的撲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上，無力顧及思想建設，即使做了，也沒人會接受和相信（如清污運動）；而主流的知識界，又一面倒的想搞啟蒙和西化，反而讓青年更加厭棄“殘破傳統的蠻性遺留”；國家和主流知識界對此完全無能為力，江湄所形容的那種狀態我是很清楚的。

“潘晓来信”原稿

我當時唯一抱持的信念是，如果你不相信中國的文明傳統，又不相信共產黨過去及現在的領導，你將一無所有。你只能相信，而且必須相信，而且還相信再過一段時間中國就會成為現代化的大國。我就是靠著這種信念，才沒有掉入虛無主義的深淵中。或者說，正是因為我的台灣同胞紛紛否棄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才更加堅定我的中國情懷，而這就成為我沒有溺斃的唯一一根浮木。江湄和張志強曾經這樣回憶我們多次長談所得的感想：

對於我們來說，中國無論帶給你光彩和榮耀，還是失望和恥辱，並不重要，甚至中國的復興是從此一帆風順還是要再經坎坷，也並不重要，它都是我們必須熱愛並承擔的自己的命運，都是我們自己精神生命的根源命脉所在。這樣的“中國情懷”，更進一步要求我們把自己的人生和這個更大的歷史命運結合起來，以一種深切的道德情感，去理性地反求歷史，以求啟示和指點，以求自我理解、自我承擔和自新的能力。

他們說，這是我對他們影響的結果，我絕對愧不感當。但和他們兩人相處的經驗，讓我信心倍增，讓我相信比我小十多歲的大陸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是可以寄予希望的。

我還想綜合談一下我跟大陸一些年輕朋友的談話經驗。他們總是跟我說，大陸有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如果沒有進行根本的改革，這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我通常的回答是，按照你們的想法，中國問題真夠嚴重的。可是你們想想看，從八九年的危機到現在，中國經濟不是一步一步往前邁進嗎？如果這個國家真是大有問題，請問這些進步從何而來。其中有一個跟我多次交談後，突然說，“甘陽每次來北京跟我們聊天，常常會很生氣的說，我們在外面看中國（那時甘陽還在香港），越來越有信心，每次來北京，就只能聽到你們不斷的發牢騷，不知你們怎麼搞的？”的確如此，大陸知識分子看到的中國全部是缺點，對大陸的許多進步現象都視若無睹，相反的，他們所看到的美國，全部是光明的，美國那麼多的社會問題，美國對伊斯蘭國家的總總野蠻行徑，他們一點感覺也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實在讓我感到驚訝。跟他們相比，我所堅持的中國信念反而讓我能夠把問題看得更全面，而不會被瀰漫於兩岸的美國價值觀所迷惑。

跟這些新交往的大陸朋友接觸了一年以後，二OO六年的某一天，我好像大夢初醒，我告訴自己，中國的現代化工程好像已經站穩了腳步，中國的復興已經是明擺的事實。我那時非常驚訝，連續想了好幾天，覺得應該錯不了。再過兩年（二OO八），中國成功的舉辦了奧運，而當年年底美國就發生了金融大海嘯，完全證實了我的直覺。你想想看，一八四O年，西方帝國主義用大砲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一九OO年中國差一點被瓜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半個中國被日本占領，一九四五年抗戰“慘勝”後不久又開始打內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終於建立，之後不到六十年，中國竟然能夠全面現代化。從被許許多多的帝國主義所侵略，到終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竟然只用了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時間，這只能稱為近代世界史的“奇蹟”。對於這個世界上綿延最久的文明所具有的強靭的生命力，我深深被它吸引，在它浴火重生時，我感受到人類歷史的奧秘。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又可以重新回去探討我比較熟悉的唐代歷史和文化，因為唐代是漢帝國崩潰以後，經過四百年的混亂，中國再一次建立的大帝國，因此也可以說，唐代也是中華文明“重生”的大時代，它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不斷的探討，以便和新中國這一次的重生作比較。這樣，作為一個中華文明的探索者與詮釋者，我又進一步感到生命的充實。

相對於中國的崛起，我同時也強烈感受到西方的沒落。二OO八年美國的金融大海嘯讓人印象極其深刻，雖然我不很能理解世界經濟，但導致美國金融脫序的一系列作法，還是讓人覺得荒謬至極，讓我們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運作方式產生懷疑。與此相關的是，從總總資料可以看到，美國最主要的財富竟然集中到只占美國人口1％的人身上。從國際形勢看，美國與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攻擊，還有後來歐盟國家對利比亞的轟炸，像這樣的一連串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徑（還傷及大批無辜平民），西方的媒體竟然可以大言不慚的為自己辯護，很難想像這是人類“文明”的表現。當這種局勢演變成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混戰，伊斯蘭國的興起，大量難民的湧進歐洲，以及恐怖攻擊的綿綿不斷，這一切難道不是美國和歐盟強力輸出他們的“文明”的成果嗎？再說到美國近年來的所謂“重返亞太”，根本就是要威嚇中國。美國覺得中國日漸強大，已經威脅到它在太平洋的勢力，所以緊緊的拉住日本和菲律賓，擺出強大的軍事同盟，警告中國就此止步，不要再往前了。明明是要維護它世界霸主的地位，卻又要說出一番沒有人相信的大道理，好像都是中國人錯了，完全是流氓行徑。以上總總，都讓人感覺到西方文明已是強弩之末，圖窮匕見了。

美国“华尔街运动”

如果把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胡作非為加以對比，那麼，東方的復興和西方的沒落就構成了當今最重要的世界圖景。美元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沒有信用的貨幣，但美國仍然利用殘存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以大量印鈔票的方式來“冲刷”它的國債，其他國家吃了大虧，仍然對它無可奈何。現在中國崛起了，人民幣有國際信用了，一旦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美元帝國就會崩潰，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再就國際輿論而言，在所謂南海仲裁案後，美國立即宣布，仲裁具有法律效用，但最近召開的東盟外長會議根本不予理睬。東盟大部分國家越來越與中國靠近，因為他們理解，他們的經濟發展需要與中國合作。根據長期的經驗，他們跟美國、日本的經貿往來是得不到好處的，這種好處只能求之於中國。這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壯大，不只是自己國力增強而已，還可以幫助欠發達國家發展經濟，而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只會把這些國家搞得越來越貧困。這種情況，也不只限於東盟國家，許許多多的非洲國家也是如此。孫中山也講過，中國強大以後，要“濟弱扶傾”，應該說，現在的中國才有了實行這種理想的能力。

從這裡，我們才能討論現在的中國為什麼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西方在十九世紀提出社會主義的理想時，主要是針對工業化國家（當時只限於英國和法國）城市工人非常惡劣的生活狀態，社會主義的方案主要是為他們而設計的。當馬克思提出世界革命的構想時，他思考的對象主要也是西歐國家，雖然他說的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但他想像的全世界還是以西歐為中心。所以，當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取政權，準備推行社會主義時，西方的理論家都認為，列寧搞錯了，貧窮國家怎麼有條件實行社會主義呢？

其實列寧並沒有搞錯，他已經意識到，在一戰前後，世界最大的矛盾不是發達國家的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而是欠發達國家和發達國的矛盾。當發達國家的工人生活日漸改善時，欠發達國家的絕大部分人民卻普遍貧窮，當發達國家可以從欠發達國家“賺”到更多利益時，發達國家的資本家很聰明的把一小部分利益分給自己的工人，以求國內的穩定，這樣他們就能用更多的力量去榨取欠發達國家。當然，另一個大矛盾就是發達國家為爭奪殖民地而起的大衝突，一戰和二戰都是這樣產生的，因為發達國家彼此有了矛盾，才能讓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建立第一個對抗富裕國家的社會主義貧窮國家。

在這裡我們不能分析蘇聯政權的興衰史，但我們應該記得，在二戰英法美集團和德意日集團打得不可開交時，是蘇聯最後起到了決定勝負的關鍵作用。在二戰結束、冷戰開始時，也只有蘇聯有力量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抗。蘇聯政權可能犯了不少錯誤，但它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和富裕的西方集團抗衡，使得二戰後許多貧窮國家有了某種模糊的希望，同時也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間，蘇聯政權的這種貢獻，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

對中國來講，最幸運的是，當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時，蘇聯是對抗西方勢力的主角，而中國只是配角。當然，中國參與了韓戰，讓美國極為痛恨，對其長期採取圍堵政策。不過，美國的主要精力還是在跟蘇聯搞外交戰、搞代理戰爭（支持國外的親美與親蘇勢力之間的戰爭）和軍備競賽。這就讓中國有了默默地自力更生的機會。當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耗費了大量的國力，不得不聯中制蘇時，中國才走向國際政治舞台，其時已是文革後期。再來就是毛澤東去世以後的政權轉換，然後是改革開放的試驗期，中國內部問題層出不窮，而蘇聯不久就被軍備競賽拖垮，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強權。應該說，一直到一九九O年代的中期，美國從來沒有預料到中國會成為強勁的對手。雖然我們無法知道，美國什麼時候才意識到中國的威脅，但等到美國醒悟過來，中國已經無法摧毀，美國即使想要有所作為也已經不可能了。就像我（還有少部分的大陸知識分子）突然醒悟到中國已經足夠強大，很多西方人也像作夢一樣的發現，中國已經成為巨人，簡直不能相信。也許我們只能說，中國人確實善於“韜光養晦”，這種文化底蘊讓人無法捉摸。

中國“韜光養晦”政策最典型的表現，就是默默地和非洲國家及東盟國家長期地、友善地交往，爭取他們的信任，並且在中國經濟逐漸壯大以後，讓這些國家深深體會到，和中國的來往確實可以改善他們的經濟。很少大陸知識分子留意新中國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完全是以長時期的努力為基礎的，看起來似乎不計成本，但當它的效果顯現出來的時候，就成為很難改變的事實。當美國和日本突然發現中國和東盟的關係非比尋常，急切想要改變，不惜向東盟國家開出種種誘人的條件時，東盟國家也只是虛與委蛇，他們更願意相信中國。因為有了這種基礎，所以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構想時，才能得到熱烈的嚮應。

如果說中國有一種世界戰略，那就是與欠發達國家真心交朋友，在這些地方廣結善緣，讓西方勢力逐步退出這些地方，而跟中國站在一起。同時，中國和蘇聯最大的不同是，蘇聯到處輸出革命，在很多地方與美國對著幹。中國就不這樣，凡是美國利益最為緊要的所在，譬如中東，中國絕不插手，這樣就可以減緩美國的敵意。現在中東和北非已成為美國和歐盟最後的命脈，絕對不能喪失，他們一直在介入主導，所以整個地區才會炮火連天。美國和歐盟藉著蘇聯崩潰的機會，往東擴展勢力範圍，到了烏克蘭，就碰到俄羅斯的激烈抵抗。而且因為金融大海嘯的影響，歐盟已經很難為原來的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什麼助力，他們的力量也已到了極限。這樣，就迫使俄羅斯和中亞五國更靠向中國。一邊是俄羅斯和中亞，另一邊是東盟國家，以中國為中心，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亞洲經濟秩序，讓美國及其忠實的附庸國日本和菲律賓極其緊張，但不管如何努力，他們是不可能阻擋這一新秩序的發展的。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壯大，中國長期在欠發達國家中默默發展所建立的關係開始有質的變化，讓雙方能夠更密切的結合在一起。反過來說，這也就限制了美國和歐洲發展的空間。和蘇聯不同，中國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逐步抵消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世界欠發達地區的壓榨與剝削。如果說，社會主義的敵人是資本主義，那麼，中國以它獨特的方式自力更生，以它默默努力的方式和貧窮國家建立緊密的同盟，從而逐步削弱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減少了它的有害的影響，這難道就不是一種社會主義嗎？它的發展速度非常緩慢，功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似乎看不出來，但到了今天，就成了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最大的勁敵，資本主義不得不逐步退卻。中國這種成就，從現代世界史的角度來看，怎麼估計都不為過，因為它已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都相信武力，想當世界霸主，所謂推行普世價值，不過是“假仁”而已；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時，若以國力論，只能算小國，國弱民貧，只能自我刻苦努力，並且真心誠意的交一些窮朋友，就像文王以百里起家，這也可以算是一種“王道”的變形吧。孟子的學生還問孟子說，既然文王那麼了不起，為什麼不能及身而“王天下”，必須再經武王、周公的努力，然後其道大行。孟子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說：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故久而後失之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興盛至少兩百年，天下歸之久矣，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們雖然強調西方沒落了，當然不會是土崩瓦解。而中國百年積弱，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長得身強力壯。幸運的是，美、蘇爭霸，同時美國又自恃富強，窮兵黷武，中國才有了待時而動，乘勢而起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沒有前期的自力更生，中國也就無法掌握到這個機運。天助自助，何其幸哉。放大視野來看，這是中國人改變人類歷史的大好時機，怎麼可能悲觀。但是，往前追溯三十年，那時候有誰是樂觀的。歷史就是這麼奇妙。如果還有人跟不上時代，還要懷疑中國的一切作為，那就讓他慢慢追趕吧。

照田花了十年的時間，長期探索當代中國的虛無主義問題，他對改革開放初期思想界的混亂和知識分子的迷惘與徬徨，一直憂心忡忡，這些我都曾經感同身受，完全能體會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過幾個比照田還年輕的一代，他們都說照田的探索對他們很有啟發作用。日本、韓國的學者也想把他的文章翻譯出版，作為了解中國當代思想的起點，這些都足以證明照田的貢獻，十年苦功沒有白費。照田很謙虛的說，他已完成了他的學徒時期，我覺得還不如說，照田即將由此跳脫，進入到一個思想的新階段。因此，我就藉著他的新書出版的機會，一口氣說了一大堆我近年來的想法給他聽。通常我在喝了半醉之後，就會像這樣對著大陸朋友胡說八道一通，因為我比較年長，又是極其難得的台灣愛國同胞，所以再怎麼冗長，他們也都會很“高興的洗耳恭聽”，我也希望照田就把我這一篇序當作他的新書出版之際，我高興的喝醉了忍不住說出來的一番醉話，總之，就是期望他能夠在未來五年內再出一本新書。

20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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