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百瑞：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

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以下是我根据前人对《论语》的理解来回答这个问题。公元前 5 世纪时，孔子的弟子记录了孔子的语录，后来的学者代代相传，不断研读《论语》，都有所得。我们今天仍然要读《论语》，因为《论语》是一本历经千百年的考验及评价而流传下来的书。虽然《论语》过去曾经被奉为圣人的经典，也成为科举考试文人必读的书，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读《论语》的理由。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东亚人文思想”这门课已经有六十多年了。我每次叫学生读《论语》，学生的反响都一样，不论学生是主修自然科学或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在此文里，我将从我和我的学生如何读《论语》前几章的经验，来谈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这个议题。我尤其注重一个人读《论语》时，当下所有的反省及反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论语》带有任何社会阶层与教育程度的差别性，因为《论语》所论及的是人类共同的、亘久不变的核心价值，而不是莫测高深的哲学观念。所以《论语》适合用在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中。

我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去了解《论语》的话，而是注重学生自己去重新发现《论语》，去体会《论语》的话。经典本身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去认识经典，亲自去体验经典的话。

2008 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时，有一位学生代表致词，他引述了《论语》里面几个章节，来说明自己大学四年的学习经验。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这位学生提到的是《论语》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段话可以将《论语》的特质和历史背景说明得很清楚。首先，《论语》这几句话是在说所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学习态度。后面的话是专指君子所应具有的德行。这里的君子是指当时的领导阶级，即贵族，但是孔子强调君子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才可以成为具有领导才能，以及值得人景仰的人物。换句话说，君子若要受人尊敬，和他身为贵族的社会地位无关。孔子重新定义君子的观念，即君子不是指贵族的一分子，而是指道德崇高的人。即使君子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位很成功的人，他仍然是社会里真正的领导者。

狄百瑞获2016年唐奖“汉学奖”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君子指的是男性的贵族阶级。“君”这个字，在后来的中文里，可以指男性或女性，这又是另一种文字的演变。《论语》每一章节都说“子曰”，子指的是夫子，是一位权威性的人物。但是《论语》的子曰的“子”指的并不是一位只要求学生一味死记的老师。请注意以上孔子说的话的语调。孔子并不是直接了当地陈述一件事实。孔子是用问话的方式，叫学生自己去应证孔子所说的一种经验。这样的教导是要引导学生自我体现，去发现他们本来就具有的知识或经验，而不是叫学生去服从权威。

孔子的话并不像先知如雷贯耳的宣告或启示。基督教《旧约》的先知，总是先向上帝请求，然后再将上帝的话语宣告给上帝的子民。孔子则直接向我们的心中说话，使我们体会到上天其实是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的周围。孔子所注重的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也是他认为的我们学习的起点。虽然孔子的话是针对个人而发的，即要求每个人成为真正的君子。但是他要求他的学生不但要自我体现，也要向其它的人学习。所谓其它的人，包括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来自远方的朋友，或是历史上的圣贤哲人。这样的学习态度使自己可以从古人和当代的人获得益处。

我上面谈到孔子的教诲和基督教的先知的启示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此二者没有共同点。孔子和基督教的先知都在陈述一个理想的原则，不但国君或统治者都要去遵循，任何一位社会上有地位、有责任的人都应该遵循，这可以说包含了社会上所有的人。孔子所说的学习之道，是一种修身之道，即自我涵养成为君子的德性的道理，也是自己如何去展现出为人的理想性。《论语》所说的修身之道是一种自我有机的成长，也是要从日常的生活经验中，去体现做人的理想及德性。这是儒家的特质。

由此《论语》主张人的学习经验应直接立基于家庭生活中，以及孝悌仁爱的行为中。这种学习经验可以涵养一个人尊重生命的德性，不论是在自爱或爱人的行为上。因此《论语》（学而）第二章说：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问难的语气。他要每个人先回归到自我的生活经验中学习。孔子也主张人们应该和其它人有互动，从互相影响中来学习。如此的生命经验即是所谓的道，即是君子所应遵循的道。这里所谓的道，指的是仁，即君子所应具有的最高德性。仁这个德性一方面是人性的最高呈现，另一方面也是协助别人自我完成的德行。此外，自我呈现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

 
北京国子监

比方说，孝道像是一粒植物的种子，我们可以栽种它，使它成为一株树，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仁爱之性。由此而论，孝道可以说是儒学的“基因”，是儒学的基本结构。此“基因”所发展出来的花朵或果实，可以说是仁爱的德性。

孝道一般都认为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德性，这个错误的看法，不只是现代西方人提出来的，早期儒家的批判者如墨子，就批评儒家只顾及家庭伦理。先秦法家也在这点上抨击儒家，认为儒家的孝道伦理观念造成社会对公领域的忽视。墨子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反佛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的孝道文化。在我们进一步讨论此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提到《论语》论孝道的文字。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为政六）

孔子间接的回答，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一般的注释家都是说，孔子认为子女应该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和保持崇高的品德，这就是孝道。这的确就是儒家学说的特色。这种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和佛家所说的“无我”思想，产生极大的冲突及对比。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孝顺是子女对父母的慈爱的回应。由于父母亲的爱，才产生子女的孝，这即是儒家恕的道理。因此，孝道并非绝对的，或是要求子女无条件的顺从。孝道是一种相对的德性，它预设了父母必须先照顾子女，付出亲情，子女才会有孝。

儒家的论述中，有许多预设的条件。由此看来，孔子不但强调道德的行为应该是出于自愿的行为，而且是基于人们自然的情感。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恕道是相对性的原则的意思。因此人很自然地想要回报的心，即是儒家仁的观念之基础。从以上的《论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人在家庭生活中所产生的自然情感之流露，即成为伦理的基础。换句话说，家庭内的亲情的关系，比个人在国家里应负的责任重要。如果家族里的族人彼此都不能信任的话，国家根本不能存在，社会的互信也不可能存在。初期儒家主张亲情的重要性高于个人对国家之责任。后来孟子进一步阐释，认为人的良知是人的本性，而且主张，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父子之间的亲情，而不是基于子女对父母孝顺的责任。孟子亦认为父子之间的亲情，应该用义理去涵养。

《论语》对话形式的论述使读者可以参与这个对话。所有用对话形式写的经典，都有这个力量。所以读者被对话带入时，会思考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处理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必须认识善恶的义理。虽然《论语》开宗明义就强调学习的重要，可是儒家的学术传承，在东亚各国发展时，都是以理性的学术成就著称，但在《论语》里，道德修养完成之后，才从事文学活动。其实文学对文明的推广，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是《论语》早就提出来的。《论语》一开始就说人应该从与别人互动中开始学习。然而《论语》谈到君子如何立身处世时主张君子坚持他处世的原则，不论他人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这当然不算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是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也可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一个人深思熟虑后的行为。《论语》论仁的话中，就指出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因此在自我反省，深思熟虑中，个人不会去服从或盲从权威。忠这个字可以说是“中”和“心”两个字组成的，是意味一种平衡的心态，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心境从和他人的互动中得到一种平衡。因此，一方面忠的意义是要忠于自我，也同时要忠于他人，换句话说是不盲从他人。因此忠和仁与恕的观念，就连贯起来了。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治理国家单靠德行和自尊是不够的。礼对治国来说是必要的。礼仪和习俗可以建立行为的准则，而人们可以通过教化，自然的学习，将这些礼仪及行为的规范内化，而不是用强迫的方式来要求人们遵守这些生活的规则。礼仪是人们在生活中和他人互动的准则。因为有礼的存在，人们才知道如何应对进退，也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上的作为才可达到和谐圆满。

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和的概念。即使有些人并不了解儒家强调个人在社会化中的自主性，他们也都看出中和是儒家最具特色的思想。日本在 7 世纪时，孝德天皇所制订的宪章中，第一条就是中和。而宪章的第二条就举出达到中和必须藉由社会的共识。

狄百瑞

在上个世纪，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脱离出来之后，中国为了建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开始发扬儒家中和的思想，主张中和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

《论语》论礼的文字很多，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仪节及社会的规范。在此文中我只论及以下泛论礼仪的地方。以下本文将讨论《论语》中孔子的形象，以及孔子对人生的志趣及使命。我们若要了解孔子的学说，一定要了解孔子如何看自己的历史地位。其实，《论语》所呈现出来的孔子的圣人形象比孔子的话语更加感人。虽然孔子不敢以圣人自居，他的门人却都认为孔子是圣人。后代的儒家更是将《论语》中孔子圣人的形象视为圣人这个理想人格的最高标准。不过后代的儒家大概不至于说他们为了效法孔子的谦虚，才否认自己是圣人。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孔子说他是“述而不作”（述而一）。但是他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教导学生也显示了他不自以为是权威，而谦虚地去学习。我们暂时不论孔子的传述是否也是一种创新的问题。但是后来的儒家都认为孔子是在创新。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传述并不是只是保存过去的传统而已。孔子是以古讽今。

后来新儒学的思想中，敬的概念一直是主要的思想。我们不能认为敬只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概念而已。当上天赋予孔子一种责任感，要他去为百姓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到孔子犹豫的心境，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孔子 50 岁后才“听天命”。我认为孔子听天命的过程和他决定是否从仕这件事是相同的。他不只考虑个别的因素，他也考虑大原则。孔子认为去政府当官并不是唯一实践他的责任的途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教育可以促成人民之间的互信。

最后孔子在 70 岁时从心所欲。从孔子 15 岁时“志于学”开始到这时候，即使孔子一生都没当官。孔子对他成为一位学者及教育家感到满意。虽然孔子没有完成他早年从政的理想，他仍然可以完成天所赋予他的使命。

孔子一生都具有仁者的使命感，所以他一辈子的奋斗都是为了要实践他的理想。虽然道不行于世，他也为自己的努力感到一些安慰及满足。

当然，“随心所欲”并非是一种豁然贯通的境界，而是长年学习，修养之后累积而得到的一种了悟。此外，这种境界也不是由于一个人面对罪恶或痛苦而得到的，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经历，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小说所描述的。在众多的人生观中，孔子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乐观的，甚至是理想化的。当我们读《论语》的时候，从头到尾我们都在看孔子的言行。当我们读完《论语》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看出，孔子的言行是一位真正的君子所应有的言行。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完《论语》时，我们会发现孔子的一生做到了他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狄百瑞2014年荣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以上我所谈的只是一种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的理由。读《论语》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我们直接去体会《论语》的话语很重要，但是我们所读的《论语》的文字是过去的儒者长期所校定的结果。如果我们要了解《论语》如何在历史上传承下来，或是过去的学者如何诠释《论语》，我们就必须尊重历史上的诠释家的看法。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去看几位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看他们如何了解《论语》。

东亚各国从 11 世纪到 19 世纪的教育都是立基在新儒学（理学）的教育模式上。在这段前现代时期，朱熹（1130 ～ 1200）所制订的《四书》成为教育的范本，而《论语》是《四书》中的儒家经典。在这种教育过程中，学生所读的第一本书是《大学》。《大学》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章，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四书》中的《大学》有朱熹所作的序及批注。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之首，是学者的入门书。此外，学者读《论语》的方法就是朱熹的（读书法）所说的方法。虽然《论语》是一部儒家的经典，但现在却成了理学传统的产物。这并非我们所谓的经典的本意。

朱熹所制订的《四书》中的《论语》反应了新儒家的思想。朱熹为了反驳佛学的思想于是注入了很多形上学的思想在《四书》里。不过朱熹的诠释是认为《四书》的宗旨是修己治人。无论后来的理学家如何用道学或理学的角度去诠释，修己治人仍然是《四书》的基调。

我在此顺便一提。弗诺罗塞（Ernest Fenollosa）是一位美国的艺术批评家。当他念《四书》的日文译本之后，他就将此书推荐给庞德。我们往往也接受别人的推荐去念好书，而我们念的并非一定是最原始的经典。

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时学者对理学家所用的儒家经典开始批评。这些经学家指出《四书》的版本和宋代以前的经典有许多差异。我们现在又有许多学者要重建《论语》的原貌。在核心课程中我们应该采取那种版本作为《论语》的定本呢？一般的核心课程教的是人文精神，不可能对版本学的复杂的历史作很好的交待。如果我们念现代版本的《论语》，我们念的版本和过去东亚教育传统所教的《论语》则不相同。

摘选自《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

《中国的自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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