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时代中的学术与政治——评汪晖新书《颠倒》
如果把进入大学读书，视作学术生涯的起点的话，那么汪晖先生从事人文思想学术研究工作，到今年为止，已经有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应北岛策划的视野丛书之邀，汪晖在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随笔集《颠倒》。正如汪晖在书中的同名随笔《墓园·颠倒》里讲述的那样：“颠倒”一词含义极为丰富，既可表示上下之间的倒置，也可以暗喻政治失序和是非混乱。用这样一个词来作为自己随笔集的标题，自然不是随意之举。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深耕鲁迅作品研究，还是从1996-2007年执掌《读书》杂志，抑或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犀利批判，汪晖的学术研究，始终跟当下这个时代的重大思想、政治命题保持紧密的互动关系，并呈现出一种一以贯之的张力。因此熟悉汪晖生平思想经历的读者，看到这样一个意蕴丰富的书名后，或许都会会心一笑。
这本随笔集收入的汪晖作品分为五个部分，即：求学生涯和师友回忆、重要著作的序言、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文章、《读书》杂志编辑手记的精选，以及对于重大世界历史问题的探讨。这样的内容结构，基本上涵盖了汪晖先生四十年求学、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节点记述和思想脉络，具有极强的文本价值和收藏价值。无论是有意了解和研究汪晖的生平和思想，还是希望通过阅读进入汪晖纷繁庞杂的论著体系，本书都是一本最佳的导论性著作。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好的社会学学者，要善于把个人生活体验运用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之中，而这种能力，就被称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实际上，这样一种将个人生活体验跟自己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方法，对于人文社科其他学科门类的学者来说，也同样适用。正如北岛在视野丛书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汪晖这一代学者，跟传统文人的书斋生涯和现代教育的规训体制所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都做过工人、农民或军人，每个人都跟土地、跟底层社会紧密相关。汪晖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按天拿工资，一天一块钱”。而在多年之后，汪晖重返扬州，以江苏通裕集团的改制案例为个案，发布长篇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这样的知行合一的举动，跟他以临时工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说没有顺承和呼应关系。而从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到两年前推出的新著《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汪晖对于鲁迅作品的持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跟其硕士导师章石承先生和博士导师唐弢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言传身教紧密相关。
仔细研读《颠倒》一书当中的文章，仍然可以从形色各异的主题当中，找出四条清晰的线索：第一，以鲁迅作品细读为出发点，重新思考革命、规训与国民性改造等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以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战为由头，系统展开对于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批判；第三，以《读书》杂志作为思想阵地，详细探讨当代语境下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第四，以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为切入点，参与世界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探讨与交流。从这四条线索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研究主题的丰富性上，还是就研究视野的广阔程度来说，汪晖都可谓是“万花筒”式的多栖学者。
从鲁迅研究到当代批判思想
就鲁迅研究而言，鲁迅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今最重要的意义，用汪晖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揭示了历史和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合法化知识与不平等关系的隐秘的联系”，因此，鲁迅理应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批判思想的重要源泉”。
对于鲁迅作品中批判思想的梳理，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一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汪晖看来，阿Q这个人物本身，就是鲁迅根据自己的现实观察和主题指向综合创造出来的一个寓言式人物。阿Q用来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法，以及他性格中的各种缺点，并不是直接指向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因为这个人物的诸多性格行为，内嵌于传统帝制社会的等级秩序中，他所有的自我，都是历史和现实秩序规训的产物。辛亥革命，本来提供了一个打破等级秩序的绝佳机会，也给等级秩序的规训产物——国民性的改造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它并未能够触动基层社会秩序。正基于此，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在鲁迅的文本里，就跟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合二为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颠倒》一书中收入的跟汪晖鲁迅研究相关的序言和回忆文章，恰好给大家进一步阅读汪晖的《反抗绝望》《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等鲁迅研究专著，提供了合适的导读线索。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汪晖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在《颠倒》收录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绪论）》和《<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附记》这两篇文章中可窥一斑。
在汪晖看来，国内大量秉承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扮演的是两重角色：在海外媒体和普通民众面前，他们以政府的批判与反对者自居；而在政府决策者面前，他们扮演的又是国家政策的鼓吹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来就不存在天然产生的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市场的诞生，完全依赖于国家外力的干预和推进。而这种干预与推进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寻租行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房地产改革，其后果大家今天都一目了然。
关于去政治化、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重建问题，汪晖有专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系统进行阐述分析；而这本书里的核心观点，其实在《颠倒》收录的上述两篇文章里，已经展现无余。
《读书》时代的问题意识
汪晖真正开始名扬海内外，始于1996年他成为《读书》杂志主编。在他执掌《读书》的十一年时间里，《读书》刊载了大量反映中国当下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这使得《读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思想界之外。汪晖时代里，《读书》杂志浓厚的问题与对话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公共热点事务的姿态，以及广阔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并非是欧美化的代名词，而是将关注范围涵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内）视野，直到今天仍然被杂志的老读者所津津乐道。
汪晖时代《读书》杂志的特色之一，就是每期杂志中，都会刊登汪晖亲自撰写的编辑手记。《颠倒》一书特意从汪晖撰写的135期编辑手记当中，精选出来15篇，收录其中。透过这些手记，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汪晖对于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时代命题之间关系的立场和观点。在他看来，《读书》杂志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公共空间”，通过参与各种公共热点事务的讨论，来推进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进程。碰撞、对话与交流，是汪晖办刊理念当中的应有之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刊物，如果不能提出人们关心的问题，不能触发尖锐的讨论，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使名人荟萃，高朋满座，让人人获得自我安慰，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汪晖离任《读书》后，《读书》杂志更换了好几任主编，慢慢从一本充满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的杂志，又重新转变为一本纯粹的书评类杂志，其内容质量和影响力，再也没能超越汪晖时代的水准。如今再反观汪晖表达办刊理念的上述话语，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中西交流与重大命题关注
尽管在国内学术界里颇受争议，汪晖却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少有的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中国学者。这从2013年，他跟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一起，获得帕西奥利奖中就可窥一斑。
《颠倒》一书也特意收录了他在帕西奥利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从演讲内容可以看出，汪晖的获奖，主要是基于他在四卷本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当中的不俗学术贡献。这本书可谓是汪晖学术生涯当中最具份量和影响力的作品，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详细考察现代中国与中国的现代性，是如何通过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社会变迁，以及中西文化思想的反复碰撞与交融，得以确立的全过程。尽管在史料考证和解读的一些细节层面，汪先生可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毫无漏洞，但是其对于宏大思想体系的建构和阐释能力，以及与相关领域国内外顶级学者的学术对话意识与能力，在国内学者当中，都是极其鲜见的。
而《颠倒》收录的唯一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更能够展现汪晖对于世界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关注。这篇文章从犹太人的兴亡史切入，详细探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并跟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进程展开对比分析。在尊重和正视“差别”的基础上，汪晖旨在推动中国人和犹太人各自民族的自我认识与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性认识，似乎又能跟汪晖眼中鲁迅的批判性立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回环。
2016.10.16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11月2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