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 | 天下大乱，但什么是特朗普的唯一确定性?
世界格局日益诡异：随着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胜出，全球媒体都在惊呼“黑天鹅”时代的降临。12月4日，意大利修宪公投遭到失败，总理伦齐宣布辞职，这为意大利提前大选打开了大门，这至少又是一只“灰天鹅”。幸亏同日举行的奥地利总统大选没有将极右翼的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推上总统宝座，总算是赶走了另一只“黑天鹅”……此后，人们似乎就在坐等“黑天鹅”君临法兰西了。
法国将在明年5月份举行总统大选。从现在开始，世界已经将目光转向法国。受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异象”的冲击，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们在讨论法国“黑天鹅”的可能性。而近日发生在法国的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演进：中、右翼共和党党内预选打破所有民意调查的预测，将前总理弗朗索瓦·费永推上了右翼统一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而另一位前总理、在近一年的民意调查中一直遥遥领先的阿兰·朱佩最终以相差几乎一半的选票失利，黯然退场。始终高调参选、誓言要重返爱丽舍宫的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则再遭惨败，第一轮即被淘汰出局。第一只小“黑天鹅”似乎已经出场。就在共和党党内预选余波未了之际，法国在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又出乎大多数观察家们的预料而突然宣布，放弃2017年竞选连任总统一职。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这还是首次一位在任总统放弃竞选连任。这一宣布当然再度激起轩然大波。第二只小“黑天鹅”似乎也已经悄然露头。
更大的第三只“黑天鹅”俨然就是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她在美国特朗普成功上位之后显得极为兴奋：“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吾乃不能是？”勒庞已在多次采访中语带潜台词地自比特朗普。确实，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激烈反对外来移民、都从未执过政、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都有排外倾向、都主张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都有“反精英统治”的情结、都强烈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然而问题在于，法国选举体制（二轮多数普选）与美国（单轮赢者通吃的间接选举）不同、法国选民的构成（穆斯林占到近选民人口的10%）、玛丽娜·勒庞个人历史与背景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等等因素，使得勒庞步特朗普后尘而进入法国权力最高机构的可能性甚微。
因此，将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和法国勒庞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来预测未来世界的走向，将很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国家政治倾向普遍朝右转的大格局下，世界将因为特朗普、而非法国总统大选而产生某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前景莫测的现象出现。而导致特朗普做出更多“不确定动作”的可能也不是他的“反华盛顿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情结而导致（事实上已经胜选的特朗普已经在向华尔街示好，任命了一位高盛系银行家史蒂夫·明奇为新政府财长，显示与金融资本和解的迹象），更多的可能是他的缺乏经验。因此，世界未来几年里因意外导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幅增加。这才是我们应该高度警觉和防范的。
媒体人士的特性全球都一样，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换一句时髦的话，就是记者们都满心期盼着飞出一只只“黑天鹅”，不仅多多益善，而且越“黑”越震撼。本来，法国中、右翼共和党党内预选中萨科齐败落，对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是一个绝对的“坏消息”，但到了某些英、美媒体的笔下，却变成了勒庞“黑天鹅”效应得到加强的相反信息；我国一些“人云亦云”的媒体于是也鹦鹉学舌，高调惊呼“勒庞黑天鹅”来了。殊不知在法国总统大选两轮直接普选体制下，勒庞要想当选，必须有一些非常困难的条件才行。
玛丽娜·勒庞是其父让－玛丽·勒庞一手创立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主席。国民阵线在老勒庞领导下，历来被视为是一个以反外来移民、特别是“反犹”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正是这个特征，使得国民阵线在法国政治生活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排斥。法国政体在战后第四共和国时是以议会民主为主体；后来尽管经济上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在政治上却因议会体制而导致极端的不稳定，政府倒台频繁，最后在法国全球殖民主义统治崩溃之际终于无法再维持下去。于是，二战后被迫“退休”的戴高乐将军重新出山，建立第五共和国，独创西方国家特殊的“总统、议会双头制”（即总统和议会均由普选产生），采用“多党两轮直接普选制”，即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进入第二票投票，获得多数者当选。这一机制使选民有机会根据第一轮的投票情况对自己的意向作出一定的修正。
脱胎于一个前极右翼政党的国民阵线建立于70年代初，创始人让－玛丽·勒庞。国民阵线因其明显的“反犹”色彩而在法国政坛一直遭到排斥和边缘化。法国的两轮投票制度，使任何政党在第一轮都很难超过50%而直接当选，因此第二轮的联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阵线因其反犹色彩而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特别是媒体的反对）而与之联手竞选，因此每次在第一轮有出色表现的国民阵线，一般到第二轮都会遭到其他政党不分左右的联手打击。2002年老勒庞出人意料地击败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若斯潘而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但在第二轮投票以绝对劣势被击败。获胜的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总统候选人希拉克夺得81.5%的选票。勒庞第一轮16名候选人的竞争中夺得16.86%的选票，而在第二轮仅两名候选人时却只拿到17.79%的选票。由此可窥极右翼的问题在于其基本选民当时不到18%。
今天这一情景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尽管国民阵线在各类次要选举（如欧洲议会选举、地方大区选举等）的第一轮都有不俗表现，甚至多次出现得票率在各大政党中最高，但却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半数以上选票而在首轮当选。而在第二轮中面对其他传统左右翼政党的联手，国民阵线往往很难形成突破。
2017年大选勒庞的基本选民依然很难形成大规模的突破。所有民意调查都证明，勒庞在第一轮所获选票就是其基本盘，大约25%上下。这样，第二轮就基本上对勒庞关上了总统府大门。这是勒庞与特朗普的一个重大区别。勒庞依然是一个极端政党的候选人，而特朗普则是传统右翼共和党的候选人。本来，如果勒庞面对的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萨科齐的话，一部分极端仇恨萨科齐的左翼选民是有可能将选票转投勒庞的。这是勒庞的一个希望。但萨科齐已经被淘汰出局。而如果勒庞面对的是左翼目前社会党总统奥朗德的话，勒庞也会有希望。因为右翼选民不太可能为反对勒庞而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左翼总统的。在这种情况下，勒庞是有一定的获胜机会的。可惜，奥朗德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到目前为止，勒庞的唯一希望，是另一位左翼选民与她同时进入第二轮选举。这时，传统右翼选民就将陷入两难境地，也许会有一批右翼选民宁愿看到勒庞上台，也不愿意左翼再干五年。但从目前看，无论左翼推出什么人来竞选，都很难进入第二轮。因此，当第二轮出现传统右翼的戴派候选人费永对阵极右翼的勒庞时，左翼选民很有可能为了阻止勒庞上台而违心地将票投给费永，重演2002年的那一幕。因此，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勒庞成为2017年的“黑天鹅”可能性不大。
唯一能够阻止费永当选下一轮法国总统的，是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出现以下三大意外情景：比如突然发生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种极端现实一旦发生，获益者也往往是极端势力即勒庞。又比如欧元突然崩溃，造成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并伴随、爆发严重的社会动荡，那么勒庞也将有可能从中获益：危急时刻，民众的避险心理将会促使他们转向新的面孔。再比如欧盟终于解体，届时将会彻底掀翻法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不过，如果发生这样的三件事的话，那勒庞上台也就不是什么“黑天鹅”了，顶多是一只“黑麻雀”：因为欧元或欧盟崩溃造成的历史性后果，要比勒庞上台要严重得多……
也就是说，我认为在法国2017年大选中，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费永当选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但这能算得上是一只“特朗普牌”的“黑天鹅”吗？
一些媒体将费永描述成撒切尔夫人式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继承者。于是，“里根—撒切尔”主义就与今天的“特朗普—费永”联系在一起。应该承认，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当我们研究费永和特朗普的经济主张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种自由主义色彩。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挤压下，西方发达国家需要重新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削减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并非真正因为国家已经支付不起，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削弱对劳工的保护、减少公共开支等都成为费永吸引右翼选民的有效口号。而这与当年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但我们不能忘记，费永与传统右翼包括其党内竞争对手朱佩等人的经济主张实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在共和党党内预选中，费永着重的是吸引右翼选民的支持，因此必然会将其经济纲领向右修正。但我们一定要注意，法国的传统右翼实际上从国际政治色谱上而言，相当于美国的左翼即民主党。也就是说，如果将法国的政策放到美国的话，那么法国总体上就是一个左翼国家。而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右翼国家。在移民、全球化、贸易保护等领域，真正与特朗普政策接近的，是法国的极右翼国民阵线。因而可以说，特朗普和费永都在使本国经济政策向右转，但费永向右转的激烈程度与当年撒切尔夫人的英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与特朗普相比也是有很大差距的。事实上，费永自己虽然曾表示过赞赏撒切尔夫人，但他坚决拒绝法国媒体将他描述成“法国版”的撒切尔。法国《解放报》将费永的头像与撒切尔融合在一起，只是左翼媒体对费永的一种政治上的抨击而已，并不能就此证明费永未来领导的法国将会走向彻底的新自由主义。
相反，费永一直声称自己是“戴派”政治家，是戴高乐主义的信奉者。如果说在减税问题上，费永与撒切尔夫人是一致的话，撒切尔夫人建立在货币主义观点和供给学派观点基础上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如国企私有化、紧缩货币供给、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废除物价管制等则与费永的主张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我甚至认为，当年戴高乐将军重新上台所采取的三大措施即强化国家作用、重新建立货币主权和加强军队、从而重振法国经济、建立法国式福利的“社会模式”和确立法国的“独立外交”政策的做法，将会指引费永的执政和改革方向。特别是在外交领域，费永很有可能走出法国自萨科齐、奥朗德以来的亲美外交政策，而重新走向“法国外交”的殊途。
因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在欧洲将会因法国选出一个传统右翼政治家费永而得到缓解。欧洲在费永领导的法国引导下，将很有可能会扮演西方世界的“稳定器”作用。我宁可将之与本世纪初“小布什—希拉克时代”相比拟。小布什领导的美国在反恐战争和侵伊战争中表现出“单边主义和简单主义”（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言）倾向，遭到希拉克领导的法国、并联合德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对。2003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的关键性一年，而2017—2018年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只是，当年的分水岭是伊拉克，而明年则很有可能是亚洲和中国……
应该看到的是，特朗普上台与即将上台的法国费永，说明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严峻的事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两大统治集团产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激烈争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至上个世纪20年代时，就已经开始形成金融资本财团。金融资本财团通过其强大的融资手段，建立了对产业资本集团的控制模式，即通过对金融市场上的股权交易，建立了对产业资本的层层控制。当时即引发了产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激烈对立和斗争。在美国最为典型的就是亨利·福特现象。作为汽车工业大亨，福特一向反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贷款来控制企业。而事实上金融资本主要是要通过对企业的投资、融资来快速获取利润，这却是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的。因而福特与华尔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到了70年代，金融资本日益占据上风。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直接后果就是世界金融市场日益走向混乱。到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时代，对金融投机的监管进一步被削弱，为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打开了大门。于是，虚拟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张。这时便出现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提出的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现象。其实质就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全面胜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最高的人口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在西欧和美国这一数字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10%的高收入人口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
我在法国长期观察中也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资本确实在日益战胜劳动。一个企业最为重要的就是其股价，而非劳动带来的生产和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企业要发展，就要投资于创新，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但这却会提高产品的成本，从而使企业的股权分红下降；而股权分红下降将会导致股价的下跌。而要股价上升，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实业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生产基地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于是全球化就必然地导致了生产的大转移。
“délocalisation（企业迁移）”在法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成为一个魔鬼般的词，也是发达国家民众竭力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原因。或者就是出现大规模的外来廉价劳动力取代本国劳动力的现象。即雇佣合法甚至非法移民现象。这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移民现象泛滥且始终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因为金融资本需要这些廉价劳动力。今天特朗普要“重新工业化美国”，要将“工作重新迁移回美国”，要控制和驱赶非法移民等都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正常关系的话，这种企业的“回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产业资本主义的空洞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失业率。企业都外迁了，怎么可能不造成严重的失业现象呢？而失业现象带来的移民现象、购买力下降现象、公共和私人债务现象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切都与金融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之间重新爆发出一场激烈的斗争。显然，资本与劳动的对决，与金融与实业的对决是相关联的。因为资本如果战胜劳动的话，获益的当然是银行家，而受损的必然是实业资产阶级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工阶层与实业资产阶级阶层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是相吻合的。因此，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也就是可以解释的。是产业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联手对金融资产阶级的一种激烈的反抗。
法国出现“费永现象”，而非左翼的让-吕克·梅朗松（如同美国出现特朗普而非民主党的桑德斯），是合乎逻辑的：左翼不能同时代表劳工和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右翼则是可以的。因为资本才是真正无国界的，而劳动在出现全球化现象时，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与“夺去他们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级就会成为相互对立的。资本是天然无国界的，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则很有可能是一个乌托邦。
如果进一步观察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另外一个领域也在发生激烈的冲突，那就是在对国家的作用问题上。金融资本是无国界的，国家权力越是被削弱，金融的获利就越是能够得到保障。有一部分跨国集团公司的产业也同样。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外一部分产业，是需要国家来作为其支撑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这部分产业越是得到国家的支撑，就越能盈利。军工产业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因此特朗普得到美国军工产业的全力支持并非偶然。
这样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即无论是代表着金融财团利益、还是代表着产业资本财团利益的总统当选，都必然地会进一步引发一场“新冷战”甚至小规模“热战”，以强行推行金融财团或产业资本财团利益在全球的扩张。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意识形态”冷战，而后者则是地缘政治利益冷战。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的重演。1929年从美国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008年再度从美国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到2016年西方发达国家集体从意识形态争夺转向地缘政治利益争夺，历史不是惊人的相似吗？
只是，这一次，提出挑战的却并非中、俄等新兴大国，而是守成大国和大国集团美、欧。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但却是事实。处于一种焦虑状态的，并非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也不是正在复兴中的俄罗斯，事实上我们从特朗普的总统大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是美国。美国担心失去自己的霸权地位，而崛起的中国却几乎没有任何挑战意愿。人们热衷于提及“修昔底德陷阱”，但很多专家们却忘记了，修昔底德陷阱要成立的话，首先需要处于第二位的国家要有挑战霸主的意愿。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意愿；相反却正在考虑如何修建一道新的长城，来自我保护。当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眼里，中国根本不需要提出任何霸权诉求。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并带动其他领域包括军事领域进一步发展的话，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绝对大国。这正是美国试图避免面对的情景。因此，美中两国在特朗普时代必然地会发生战略地缘利益的冲突。所以，当特朗普提出美国不再对外进行民主、自由主义的扩张，取而代之的恰恰是为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而扩张。我们从特朗普退出TPP却保持与日、韩的军事关系，打破惯例与台湾的蔡英文通电话，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日益将中国视为对手等种种做法，可以一窥究竟。因而我认为唯一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其任期内迟早会从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与中国产生激烈的摩擦。我们有必要做好全方位的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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