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七十自述：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李零先生七十大寿

注：本文较长，阅读需要20分钟…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该说点什么好呢？

首先，

我想感谢我的父母。

谢天谢地，

他们死里逃生，

全都活到了90多岁，

如果他们走得早，

也就没有我。

我的三个小哥哥，

都死在战争的年代中。

其次，

今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40年，

我应该感谢很多人，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我的学生和

我经常请教的朋友，

特别是远道前来的各位，

没有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同样没有我。

我还记得，

我60岁那天，

罗泰送我一首诗：

让我今天鼓励你

随时像小孩

希望在你的眼睛

将来也能看到童心

我一直说，

我是上个世纪的人，

我把心留在了那里。

今天，

我还能在这里讲话，

只不过因为我多活了17年，

错误地生活在这个我很不喜欢的时代。

所以我有一种算法，

罗泰写诗那一年我才8岁，

2000年以前是上一辈子的事。

我很怀念我的上一辈子。

我经常在梦里，

回到我从前住过的地方，

我还是个小孩儿，

爸爸妈妈都在。

我是两岁开始记事。

10岁以前住城里，

上学在白米斜街，

前不久我还和王睿一起去看我的小学，

才知道那就是张之洞的花园。

1958年，

我家搬到西郊，

就不再住校了。

那个时候的西郊呢，

到处是荒草和坟头儿。

我感到终于被解放了。

我喜欢读书，

但是不喜欢上学。

更不喜欢住校，

也不喜欢考试。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内蒙插队，

两年以后回老家。

等我回到北京，

已经二十七岁了。

我没上过大学，

但在乡下读了不少书。

读书是为了

消愁解闷、“治病疗伤”。

鲁迅有一首诗：

有病不求药，

无聊才读书。

我说，

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我在乡下读书的时候呢，

花过一点功夫，

研究《孙子兵法》。

因为当时出土了银雀山汉简。

所以我是凭这个研究银雀山汉简的小文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找到了工作。

我跟学术结缘，

就是靠的银雀山汉简。

那个时候的考古所长是夏鼐。

1977到1983年，

我在考古所，

前后共七年。

三年读书，四年干活儿。

读书，是跟张政烺先生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考古系，学殷周铜器专业。

目的，是为了给《殷周金文集成》做资料的准备工作。

我这七年，

跑过很多博物馆。

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拓铜器、对拓片上了。

但是这些活儿，

都白干了。

后来我在宝鸡西高泉挖秦墓，

在长安张家坡挖西周遗址。

也都白干了。

最后请人给我刻过一方印，

印文是“小字白劳”。

“白劳”呢，

就是我名字“零”的意思。

（众笑）

但是呢，

我的考古知识、古器物知识

和古文字知识呢，

都是在这一段

打下的基础。

过去，

《文史》《文物》

《考古》《考古学报》，

门槛很高。

我当学生的那三年里，

居然这四本杂志上都发了文章。

很多老师，

如俞伟超、王世民、

李学勤、裘锡圭，

他们帮我改过文章、

推荐过文章，

让我终生难忘。

1980年呢，

我还写了一本书。

就是张政烺先生推荐、

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

当时所里过我定的研究题目是楚 39 27949 39 10900 0 0 3221 0 0:00:08 0:00:03 0:00:05 3221铜器。

我写的那个论文呢，太长了。

所以呢，考古所不给我印。

说，你，

一定要砍掉一半儿，

把另一半儿拿来答辩。

我这写文章，

好长时间都发不出来。

发出来呢，

也印得很差。

其中有一部分，

后来幸亏罗泰先生把它翻译成英文，

发表在这个德国的考古杂志上。

那个时候，

我写这个楚帛书呢，

其实不是我的正业。

本来只是作为研究楚国文字的

一个副产品，

是属于练手儿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

后来会反复研究它。

被它诱惑。

好几次跑到美国，

甚至引发了我对中国方术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

我进考古所是夏先生点头，

离开考古所也是夏先生点头。

1983到1984年，

离开考古所。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干过一小段儿。

（众笑）

调我去这个所的人，

是一些插队时候的朋友。

他们都是当时投身农村改革的，

年轻的，志士。

我目睹了这一事件的

前前后后。

但我不是一个参与者，

只是一个旁观者。

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才是我的研究重点。

我在考古所时，

我上一届的六个研究生，

有一半没有毕业。

当时，黄其煦的论文被枪毙呢。

理由是

“农业考古，不算考古”。

（众笑）

说实话，

我是在农经所，才关注农业考古和农史研究。

包括这个过程考古学的一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一段才有一点儿了解。

那个时候，

我是一个学术难民，

无家可归。

1985年，

我没想到，

裘锡圭先生会写信给我，

调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他想调三个人到北大，

只有我一个人去了。

我到北大那一天，

正好是俞伟超老师离开北大的同一天。

现在，

我在北大任教已经有32年了。

这段时间，

占了我学术生涯的绝大部分。

我嘴笨、

不喜欢教书、

不喜欢演讲，

更不喜欢辩论。

我从未当选过优秀教师，

也从未给学校编过任何教材。

但我的书，

十之八九都是来自于课堂。

讲课，

逼我说话、逼我思考，

逼我把思考过的东西，

一次次提高。

把这写提炼过的东西，

变成明白易懂的文字。

我更喜欢写字，

写字比较从容。

电脑的好处是，

可以反复修改。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老改犯”，

就是，老不断地改。

（众笑）

如今的学校，

“老师”和“老板”，

已经分不清楚了。

什么都是项目，

什么都是表演。

评这评那，

什么都是钱。

有人会撒钱，有人会花钱。

撒向人间都是怨。

（众笑）

我在北大参加过几个大项目。

感觉非常糟糕。

等我退出这些大项目，

已经年纪一大把。

时间一年年过去，

感觉到生命被洗劫。

我吝惜的不是钱，

而是时间。

我已经没有余命可换钱。

我到北大，

本职工作是古文字和古文献。

现在研究甲骨、金文远不如简帛“热闹”。

我研究过：

银雀山汉简、

包山楚简、

郭店楚简、

上博楚简、

清华楚简、

北大秦简和

北大汉简。

研究过：

子弹库帛书、

马王堆帛书，

写过一些文章和书。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是对这类研究的一个总结。

研究简帛，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

不是文字，

而是思想。

说实话，

我对中国兵法研究、

对中国方术的研究，

很多都是得益于简帛。

我一向认为，

兵书和方术不仅是技术，

也是思想。

不研究这些，

思想就架空了。

苏荣誉知道，

我跟这个军事院校啊、

还有科技史界、

还有医学界，

都有一些来往。

不过呢，

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

他们研究的都是精华，

我主要研究糟粕。

（众笑）

1990年代，

因为探亲经常去美国。

无意中呢，

结识了很多汉学界的朋友。

我在美国呢，

发表过一些文章，

都是这些汉学家朋友翻译的。

像鲍则岳教授、

苏芳淑教授、

罗泰教授、

马克梦教授、

夏德安教授，

都翻译过我的文章。

英文我很外行，

我相信他们一定翻译的很好。（笑）

（众大笑）

法国汉学家，

喜欢住在北京。

那么来往就更方便了，

也更随便了。

我参加过法国远东学院的很多活动，

参加过《法国汉学》的编辑工作。

而且还到，

法国高等实践学校，

去讲过课。

吕敏、马克、杜德兰

都是我的老朋友。

日本，

我去的不太多。

去年，

应池田知久教授邀请，

我在日本东京学会，

做了第一个演讲。

讲春秋战国之际的“数术革命”。

这些问题，

都是我和夏德安教授、

马克教授经常讨论的问题。

现在做一点总结。

东方学会，把我的讲话稿翻成了英文和日文。

日文那个已经出版了，

英文还没有出版。

我想大家都已经认识到，

就是这个数术方技，

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研究楚帛书，

前前后后、反反复复，

多少年、多少遍，

已经写过十几次了。

最近，

我的《子弹库帛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个复原性的报告。

涉及的是湖南考古的史前史。

苏芳淑、夏德安、

马克、罗泰，

还有很多很多人。

我记得，

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会，

有二十多个教授签名，

来推动这个楚帛书的研究。

他们给我的帮助，太大了。

罗泰已经把此书上卷翻成英文。

本来我想把这个书带到这个会上来，这个希望再次落空。

可能只能等到月底，

是不是才能够看到。

（众笑）

现在我在大学教古文献。

但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有在大学学过古文献。

我从一开始，

就是从出土文献研究。

我觉得传世文献和

传世文物一样，

就是罗泰教授讲的“金石学”，

它实际上是一种传世文物（献）。

中国的传世文献和传世文物，

都非常丰富。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得要靠考古来激活它。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

张政烺先生、还有夏鼐先生，

写的大百科词条。

他们都提到了“考古”、“考古学”和

“金石学”的这个问题。

我写《吴孙子发微》

是我的第一部著作。

目的是，

探讨这个古代文本研究的范式，

并不是为了，

仅仅是整理一本古书。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再整理古书，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把出土文献（简帛本、敦煌本）叫一级文本。

古书引文（包括古书引文中的佚文）叫二级文本。

宋以来的古书叫三级文本。

这三种文本，

是“一条龙”。

可惜，

我觉得我们过去研究的是“龙尾巴”。

我觉得“龙头”和“龙身”，

更重要。

整理古书的时候，

比如说做校勘，

更重要的不是从上往下校，

而是从下往上校。

更重要的东西在上面。

我不但用考古材料，

还用考古方法来研究

这个文本问题。

这些年呢，

我写过：

《兵以诈立》

《丧家狗》

《兰台万卷》

《我们的经典》，

《我们的经典》包括四本书：

《论语》《老子》

《孙子》《周易》，

各一本。

我不仅仅把它当作

一个文献的导读，

我是把它当作我写的

“中国思想史”。

研究中国传统，

我有我的立场。

说实话，

我写“论语”，

那是我的抵抗。

抵抗如今的尊孔复古之风。

我想证明一下，

什么是传统文化，

中国的古书应该怎么读。

有人可能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对西方持排斥态度。

可是我很重视西方同行的研究呀。

我在北大开过汉学课。

世纪之交的时候，

我还向中国读者介绍过

“学术科索沃”。

如今呢，

时兴“国际接轨”。

很多“接轨”呢，

其实是“抓壮丁”。

有一个电影叫《抓壮丁》，

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众笑）

我有很多汉学家朋友。

我是拿他们朋友，

不是当外宾，

更不是把他们当“壮丁”。

（众笑）

我不会给他们“拍马屁”。

因为在我看来，

“拍马屁”，是另一种歧视。

考古是我的本行。

离开考古所，

不做田野（考古）了，

当然也就不算考古学家。

但我始终是考古学的

忠实读者。

我认为：

考古、发掘、

记录、写报告，

仅仅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后面还有阅读和阐释。

古人说，

“无恒产者无恒心”，

我是学术无产者，

当然没有恒心。

孙悟空说，

“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爱听的是这句话。

我对任何一行的“老王卖瓜”都缺乏敬意。

我才不稀罕什么家不家。

我最喜欢的头衔呢，

是“读者”和“行者”。

多年来，

我一直坚持大地行走，

看山川、看遗址、

看博物馆、看库房，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在《入山与出塞》中说过，

我对古代的祭祀遗址

特别有兴趣。

如甘泉宫、后土祠、

雍五畤、八主祠。

可是，生命太短。

我只写过一点儿。

是给有志于此的学生，开一个头儿。

我的学生王睿、田天，

他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工作，

弥补了我的遗憾。

《我们的中国》这四本书，

是这些年跑路的总结，

属于历史地理的研究。

小时候我想当画家，没当成。

我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

还有可以用考古讲艺术的学问。

所以这个可以圆我的梦。

2003年的时候，

苏芳淑教授邀请我到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当客座教授。

我写了一本讲复古艺术的小书：

《铄古铸今》。

2004年的时候，

我又写了一本《入山与出塞》，

一是讲山川祭祀，

二是讲外来影响。

2000年的时候，

何莫邪教授安排我到奥斯陆，

和很多汉学家在一起做研究。

我和罗泰当时在一个办公室里，

我记得当时在国外，

只能集中读一点儿书。

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就把“三大杂志”，

搬到我的办公室里。

就写了“有翼神兽”

这么一篇文章。

那么这个兴趣，

也不断地引导我，

写这方面的文章。

我的最新著作呢

是《万变》。

我的封面上啊，

有一条鱼。

象征“游于艺”

今天给我设计封面的艺术家，

李猛先生也来了。（笑）

他的设计，

我很满意。

我在序言里说，

孔子讲：游于艺。

对道德、对学问的追求很执着，

但艺术这种东西，要“游”。

孔子讲“艺”这个东西，

一定要“游”。

曾诚知道，

我确实喜欢“游于艺”。（笑）

包括经常掺和掺和封面设计。

（众笑）

小说史我也有兴趣，

我跟马克梦经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写“两次大一统”的时候呢，

给中国小说的“六大经典”，

写过一点读后感。

后来我还写了一个“角帽考”，

这个也是利用小说来研究。

中华书局的顾青先生，

原来跟我说，

他要跟我一起研究小说。

我也确实有这个愿望。

但是呢，

我心里现在明白，

年岁不饶人。

我是做不成这件事了。

他生未卜，此生休。

近年，

书还在读、路还在走、艺还在游。

我两次跑到伊朗，

买了一些讲伊朗考古的书。

我想呢，

反正这辈子，

外国的学问是做不成了。

但书总还可以读吧。

我想写一点笔记。

正在写的是《波斯笔记》。

假如还有一个十年，

我有一个愿望：

写本《绝笔春秋》。

（众惊叹）

我许过三个愿：

《绝地天通》

《礼坏乐崩》

《兵不厌诈》。

现在有点食言自肥，

感觉有点实在写不动了。

只好压缩一下。

中国，

国家大一统，

宗教多元化。

僧侣没有地位、

武士没有地位。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而且这些读书人，

还都是从乡下来的。

我想把这个历史呢，

好好总结一下。

讲一下中国的“GoodYear”。

美国生产的一种轮胎，

在中国叫“固特异”。

就中国的“固、特、异”。

（众笑）

老子说：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最近，我写了一些文章，

如：

“谁是仓颉”

“西周的后院”

“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

“数术革命”

“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

“《孙子兵法》与中国传统”。

就是讲中国的“固特异”

最后，

我还想写点回忆，

叫《我的天地君亲师》。

讲讲我见过的世界、见过的人。

我还想研究一下我爸爸。

叫《古典共产党》。

（众笑）

就是我心中的现代史。

人，活着就会思考。

书是笔记，行是日记，

这些都是草稿。

我是一九四八年生的，

属老鼠的。

大家都知道，

老鼠是上有老鹰、下有猫。

我是对领导和群众

都感到害怕。

（众笑）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众笑不止）

谢谢大家！

（长时间鼓掌）

主持人缪哲：说点什么呢？

……

我们再次祝李零老师，

生日快乐！

（完）

李猛附记：2014年，蒙三联书店曾诚先生、杨乐女史推荐，为李零先生的新书《我们的中国》和《万变》做书籍设计。2017年6月12日，恰逢李零先生七十华诞，有幸参加浙江大学主办的主题论坛。以上为现场记录的李零先生发言，保留了口语化的风格。水平有限，难免有误，还请读者指正。感谢浙江大学主办方与来国龙教授，曾诚先生以及摄影艺术家任超先生。

2015年1月，与作者李零先生，在北大开《我们的中国》出版讨论会时，摄于未名湖。

左起：曾诚、李零、李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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