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感觉
从这种历史感觉出发，抗日战争不仅需要被理解为中国文明自足性的当下证成，更需要被预设为中国文明“将来建国完成”的必然经历（“旷代之伟业，八年抗战已立其基础、开其规模”）——这个预设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神学的。从这里，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寓言，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某种政治神学。
”抗日战争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感觉
——陈寅恪与冯友兰的“南渡”公案
迟暮
矗立在北大、清华、南开和西南联大旧址（今云南师范大学）四校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此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誉为“三绝碑”。
中国近现代历史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困难在于：作为文明主体的中国，发生着语汇系统的失灵和表达方式的失语——而在主权国家创构的政治向度上，这个问题衍射为世界图景的绘制机制和历史模式的编码模式。在这个观察之下，这里我想以两个文本作为引子，讨论，毋宁说提出一个可能的问题：抗日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尤其是本身即处在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知识人）的历史感觉的塑造。这两个文本在历史上本身就有着字面上的对话关系：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陈寅恪《北归》
一九三八年云南蒙自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铭》
一九四六年云南昆明
陈诗的要害在于颔联“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犹恐待来生”二句。而冯文则一一列数了到底是哪些“往事”，但紧接着笔锋一转，落在了抗战大胜利的意想不到上。《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是一篇史诗体的宏文巨作，可以说以此一文奠定了冯友兰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正因如此，这些文句当中同样可能包含着刚刚完成“贞元六书”的这位大思想者对于中国现实处境的深刻的整全理解。通过细读冯友兰先生在此的论述方式，我想指出的恰恰是，他在此用一种建立在传统的文明立场上的视野，来证成了现代中国作为“开端”的崭新历史感觉——而这毋宁说，恰恰是冯友兰（乃至日后的毛泽东）为我们在实践意义上所留存的悬而未决的“旧邦新命”。
冯友兰先生的这段话，初读是扑面而来的喜悦之情，但在细品之下，实则蕴含着一种“敢叫日月换新天”式的豪情，一种“新天新地”式的弥赛亚意识——这种微妙的心绪，我称之为抗日战争所带给中国人的“新历史感觉”。
庾信和杜甫这两个对仗工稳的用典，与其说是调侃，倒不如说调侃中更似乎带着三分轻蔑之态。但是我们首先不能不注意的是这两处对举之间的同构性：庾信所效忠的梁和杜甫所效忠的唐，在当时都以作为中国文明正统身份的面貌而在他们的文本中出场（尽管他们不会使用“中国文明”这个概念）；而北朝夷狄政权和安史叛军，与其说是改朝换代意义上的政治争夺，毋宁说是对于中国历史道统正朔的肆意挑战——否则我们也很难想象庾信和杜甫能够完成如此直指人心的伟大创作。而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文明立场（和“捍卫文明”意义上的战争审视）何尝不是冯友兰等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抗日战争的立场呢？
在普遍的战争动员中，“亡国灭种”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天然话语形态（这种话语形态所标示的意识危机甚至以各种刻写形式延伸至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有论者论者，将“国”与“种”并举并率先提出“保国”“保种”政治诉求的，正是康有为领导下的孔教会的自觉实践（只是少了“保教”一条）。
“亡国灭种”的危机话语，一方面赓续了近代以来对于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延伸了孔教会对于中国作为自足的族群意义实体的文明立场。这一文明立场不仅构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在现实战争层面用以确证正当性的最高理由（需要注意到：由于中国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声称是可疑的，这种抗争正当性的理由同样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纸面问题；否则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形形色色今天被称为“汉奸理论”的话语甚嚣尘上），同样也构成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用以思考中国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命运的基本支点。
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与冯友兰两位大思想者同样分享了这一种文明立场，尽管其各自所司职的精神畛域和言述方式不大相同。然而问题在此：何以基于同一文明立场的二人在“南渡”是否能“北返”的历史隐喻问题上针锋相对？
在对《西南联大纪念碑铭》的读解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直观的文本证据。作为冯友兰先生文明立场见证的是这样贯穿始终的论述逻辑：“吾国家为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毋庸置疑，“世界之古国”“东亚之天府”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描述；但是在何种意义、何种理由上，“古国”和“天府”就足以构成“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的充分必要条件？这里的“必”字体现的与其说是小清新的殷切期盼，毋宁说是一种豪迈极致的历史预知性，甚至历史意愿性。这其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感觉：毫无疑问，这种“必然如此”的熟悉论调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历史目的论；但它所“必然”的内容恰恰不是黑格尔不容置疑的绝对精神运动或马克思的五阶段论，而是中国作为文明主体的历史自明性。
换句话说，它采取了全新的叙述方式，却替换了这种叙述方式的语境含义，而代之以注入本土论证。也正是从这种文明立场的历史感觉出发，抗日战争不仅需要被理解为中国文明自足性的当下证成，更需要被预设为中国文明“将来建国完成”的必然经历（“旷代之伟业，八年抗战已立其基础、开其规模”）——这个预设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神学的。从这里，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寓言，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某种政治神学。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基于文明立场的历史感觉，本身构成了冯友兰先生体大思精的“旧邦新命”观的自足解说。“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新，亦新亦旧。” 这不是一种喜形于色的张狂凌厉，而是一种建立在新儒家再造文明的宏大气象之上的人格-文化自信。同样，这种全新的历史感觉不仅体现为新的必然性的证成，更体现为对旧的必然性的断然中止。这就是文中所谓的“旋乾转坤”——世界依然是这个世界（作为文明实体的中国依然是纯然自明的），但世界又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了（曾经的文明中国所适用的言说框架已成过往）。所以，当冯先生一一列数“南渡之人，无有能北返者”的时候，他心中所存留的或许当然不是物是人非式的“思古之幽情”，而是以中国文明的现代身份完成对其历史演替的断然否弃：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南渡”一说！ 这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恢弘状况的历史辩证法。
这让我们也想到另外一桩有趣的公案。在这场“南渡”对话发生多年之后，晚年陈寅恪在一次对话中谈到：当世能解黑格尔辩证法之大意者，唯冯君友兰一人而已。（大意） 记得余英时先生为此曾特意查访30、40年代中国的黑格尔学术志略，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黑格尔学人中并无冯友兰的一席之地，寅恪先生此语实为讽刺。然而，如果我们不那么严格地计较“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学术专名的字面含义的话，先生此语是否可能遥遥指向的正是当日“辗转于西南天地之间”（陈语）的二人之间的这场隐秘的对话呢？ 或许仍需等待我等后辈学子怀着对两位均已作古的大师巨子的“真了解”，补全这场“未完的对话”。
最后足以留作线索的是，前述不仅仅是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铭》这个文本中的历史感觉。众所周知，被认为怀有“帝师”理想的冯友兰从未在历史上成为官方显学；甚至他的“贞元六书”体系也被当作现代哲学史书写中的一个支流插曲而一笔带过，哲学系的学生大半都不见得读。但这种基于文明立场的历史感觉、这种论述中国的基本方式、乃至这种满怀信心与豪情的豪迈文风，本身早已深刻地显现为了现代中国的一个内面。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一个冬天，毛泽东在窑洞里提笔写道：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这何尝不是“为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的白话翻版，未卜先知？
在抗日战争爆发80周年之际的中国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绕开的是这种我们赖以回顾的历史感觉本身恰恰是这场战争的惠赐。正如冯友兰对中国文明历史自足性的证成维系于“将来建国完成”，从而使得这一证成从来不会是一个静态的笔墨官司，而是早已实实在在地注入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之中。同样，今天的我们亦不是站在战争之外谈论战争、站在中国文明之外谈论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创造性转换”。“旧邦新命”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艰难实验——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严肃地面对自身和面对历史的真实起点。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先进辑刊”（xianjinjikan），感谢作者授权活字文化发表！
附：作者特别说明
本文写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当时我还是一个本科二年级学生，在《先进》辑刊的冯庆博士、罗雅琳博士等同仁的鼓励下草成此文，发表之后得到不少师长的肯定，感佩莫名。如今看来，文字稚嫩，知识浅薄，颇为“中二”，实不足观，因此也未作改动，留存原貌。尽管如此，我认为我在本文中的基本论点：抗日战争开启了一代中国人的新历史感觉，还是站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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