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对自命清高的读书人来说，没有哪个时代是尽善尽美的
267年前的今天，1754年12月11日，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去世。他在南京写成的《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著名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教授认为《儒林外史》是从儒家思想出发而创作的讽刺小说，虽然他承认结构上的缺陷，但他也看出其中优点，即在于作品的白话语文的精纯度超过其他几本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吴敬梓的白话散文风格对晚清及民初的小说家影响深远。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夏志清教授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夏志清的评论，侧重阐明小说所反映的‘义理”与文化传统，检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同时他按照自己一以贯之的对文学艺术的严格标准，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对《儒林外史》进行了小说艺术、结构、文字等方面的深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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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于1610年或1611年首度刊行，《儒林外史》则大约在1750年写成。在二者之间的这段时期内，很多长篇小说出版了。这些小说虽然绝大部分都模仿以前出版的四大奇书，但它们在进一步探讨历史与传奇，幻想与性欲等领域时，并非全部都没有创新。尽管它们尚未引起批评界的广泛注意，但在目前可见的西方语言译本中，我们可以留意到两部看似相当有趣的作品：一部是《好逑传》，只有十八回的较短的章回小说，讲述了一个纨绔子弟怎样锲而不舍地追求一位善良少女；另一部是《肉蒲团》，一本只有二十回的小说，由于其中的色情描写内容，此书或许比《金瓶梅》更加臭名昭著。《好逑传》是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小说，译本由佩西主教(Bishop Thomas Percy)作序。那时(第二版印行于1761年)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和菲尔丁(Henry Fielding)正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们必定注意到这本中国小说和他们二位的作品主题上的相似之处。《肉蒲团》于1959年首次被翻译为德文，不久即转译成法文和英文，正好投合了当时西方对于色情作品的狂热。虽然这本小说有怪诞可笑的淫秽叙述，但它是一部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比《金瓶梅》更连贯完整的小说，读起来也更为有趣、生动。此外还有一本不久后将被译介到西方的同等篇幅的小说，即董说的《西游补》，共十六回。这虽是一个宗教寓言故事，但竟以一种精致而颇具现代性的梦的心理学形式，探讨了主角孙悟空所遭遇的困窘局面。在这一百四十年间出版的长篇章回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醒世姻缘传》，讲述了一个受制于妻室的男人为补赎前世的罪孽，受尽了妻妾的蹂躏折磨。小说虽然在这方面还沿袭着佛家因果报应的思路，但却因其怪诞的幽默和粗犷的活力而大放异彩。
不过，虽然上述这些小说各有千秋，但它们以及与它们同时代的其他作品，都无法与《儒林外史》相媲美，因为《儒林外史》在技巧与风格的创新上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影响至巨。《好逑传》《肉蒲团》《西游补》和《醒世姻缘传》都是作者独立构想出来的作品，但出于习惯，它们的作者总觉得应该沿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地，《儒林外史》就极少继续这样做。诚然，作者吴敬梓仍遵守着某些最起码的形式需要：全书五十五回中每一回都以两句对仗的诗作为回目；几乎每一回都用“话说”开篇，以四行韵文结尾，其后紧随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话。但是，跟先前的小说相比，最显著的分别是《儒林外史》没有具描写性质的诗词韵文。在这本重要的白话小说中，描写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文本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也是以后者使用的白话散文写成的。作者有意避免使用那些老套的诗词语汇，事实上也就更依赖于他个人对不同人物、不同地方的观察。正因如此，南京、杭州、苏州、嘉兴以及江南一带的其他城市，连同所在地区丰富热闹的日常生活和至今闻名的动人风景，在小说中都一一生动地被记录了下来。此外，小说中方言和俚语甚少，文言的词句通常也只在文人学士的谈话里出现。鉴于以上这些优点，我们一定会认同钱玄同的观点：《儒林外史》因其对国语/白话文的自觉使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确实，没有哪一部古典小说所用的散文体——包括《红楼梦》在内——像《儒林外史》这样纯净而富有表现力。清末民初许多小说家都争相模仿《儒林外史》，其文体风格在今天的散文家中依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力。
从意识形态上讲，《儒林外史》是第一部跟当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几乎毫无关联的讽刺写实主义作品。虽然通俗的佛家思想及其坚持的因果报应道德观仅能以粗浅幼稚的方式去解释现实，但是为了取悦观众，说书人不得不采用这样的观点。结果是，即使在最好的白话短篇小说中，也始终遵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矩(通俗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鼓励了这种说教的倾向)。在《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其他有讽刺意向的小说中，这种粗俗的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纵然不是致使它们未能达到写实主义完整性的主要原因，也始终是一种损害。在有清一代，小说作者愈来愈多博学之才，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延续这种简单的说教者姿态。虽然清代几位卓越的文人作家例如蒲松龄(1640—1715)、袁枚(1716—1797)和纪昀(1724—1805)，以他们创作的那些支持通俗世界观的志怪笔记小说集而闻名，但吴敬梓对世俗迷信与佛家道德观念的厌弃，或许才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儒士群体的主流思想。吴敬梓试图使小说摆脱通俗宗教观念的束缚，还表明了他有崇高的艺术勇气：《儒林外史》让我们终于看到了一部坚持个体的人生观，并很好地利用了作者切身经历的小说。作者不再受限于善恶报应的说教需要，可以利用他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广泛接触与认识，以敏锐的写实笔法和机智的讽刺风格去刻画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
吴敬梓(1701—1754)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因明末清初族中有人在朝廷做官，家道曾经相当显赫。但吴敬梓的祖父命短，父亲并无进取之心，吴敬梓似乎继承了他们软弱的气质，不适应竞争激烈的官场生活。而他的长子吴烺则以官员和学者的身份早有名气，由乾隆帝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是位杰出的数学家。跟他显赫的祖先和卓越的儿子相比，吴敬梓在他的同乡眼里，似乎是个不擅经营生计、任性挥霍田产的败家子。而且如果他在诗中所写属实，他还曾光顾南京的高级妓院。他二十二岁中了秀才，但以后再没有什么考场得意的事。三十二岁时，他手头已经相当拮据，决定举家迁到南京。三年后(1736)，一位官员保荐他，到北京去参加一次专为有名望而无功名的文人举行的特别考试(博学鸿词科)。但是，也许是因为那时他病倒了(如胡适所说)，也许是因为他原则上反对做官(有些大陆学者如此假设)，他拒绝了这个荣誉。此后他过着一种名士的生活：虽享有一定的文名，却避开官宦生活可能带来的纷扰和荣辱，只以写诗文自娱，或与诸友同乐。他留下了十二卷诗文，但只有四卷流传至今，《诗说》七卷已佚失了。
但跟其他无所事事的名士不同，吴敬梓在他的晚年还写了一部小说，为他在生活中显而易见的失败作辩护，同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周遭社会的印象。诗人金和(1819—1885)(全椒人，同吴家有亲戚关系)在为1869年出版的《儒林外史》所写的跋中告诉我们，书中许多人物都是以吴敬梓自己的朋友或当时的真实名人为原型的，其中至少有一个主要人物——杜少卿——是作者的自画像。从这个提示出发，胡适在他的《吴敬梓年谱》里提供了有关这些原型的进一步资料。1957年，何泽翰在他的一部重要论著《〈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又搜集了不少于三十个这样的原型人物的资料，其中许多人物跟小说中的相应人物在经历和人格上惊人地相似，而双方的姓名在音、形、义的某一方面也有相像之处。
如果吴敬梓只是写下了同代人的传记，自然不可能获得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声誉。我们举一部情况相似的英国现代小说为例。《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里的许多人物都取自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熟人和文艺界的朋友，但这些小说人物在这部讽刺作品里是否活泼生动同他们是否忠实于自己的原型人物并无多少关系。同样地，吴敬梓可能把某一特定朋友的特征、怪癖及生活环境投射到一个角色身上，但他仍然不得不运用他的创造力赋予这个角色在小说中的真实感，并且令其在小说的整体框架内产生讽刺意味的关联性。而我们对吴敬梓的最大批评的确是他可能没有充分地使用他的这种创造力。在这部不算太长的小说里，他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令人难忘的人物素描，但我们仍有权利怀疑他借用了现成的材料来补充自己从喜剧角度对人物进行的洞察，这种情形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尤其显著。即便吴敬梓看似比他的前辈作家具有更强的独立于通俗长篇小说传统之外的能力，他还是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文言、白话短篇小说与文人编写的逸事和笑话集的影响。何泽翰及其他学者已经展开了对《儒林外史》这类创作背景的深入研究。毫无疑问，这种全面研究跟韩南对《金瓶梅》资料来源的研究一样，会带来富有启发性的结果。吴敬梓尽力改编这些笑话、逸事以明确角色的定位，但有时这些素材的加插只是为了追求独立的喜剧价值，并未顾及它们与小说上下文讽刺意味的关联性，结果是小说的完整结构受到了损害。在着手撰写这部小说之前，吴敬梓已经做成了一件令他感到无比自豪的事：他无视自己的穷困，仍然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重修了一座祠堂。《全椒县志》中曾记述了这件事：
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赀罄，则鬻江北老屋成之。
这一定是吴敬梓在公众服务方面一件不平凡的成就，因为这件事看来十分重要，所以才被收录到县志当中(金和撰写的跋里也提到了它)。相应地，我们在小说里读到了这样的情节：品行端正的文人们共同努力为迁居吴地的先贤泰伯修建祠堂。第三十七回祠堂落成后的首次祭礼“祭先圣南京修礼”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高潮。
据胡适考证，这座先贤祠约在1740年重建，那时吴敬梓三十九岁。一年前他完成了一卷诗，也许已经印了出来。胡适假定从这一年起他也开始了这部小说的撰写工作，这一判断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典型的儒家之举，为了完成这件事，他散尽了余下的家财，也终于决定放弃为官的全部野心。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以超然的态度仔细观察周围的文人学士，聊以自娱。《儒林外史》很可能完成于1750年。
吴敬梓五十三岁逝世，时为1754年，当时尚未筹划这部小说的出版事宜。小说的初刻本应在1768至1779年刊行，虽然小说的手稿和这个最早的刻本皆已失传。金和整理的通行本共有五十五回，但胡适却相信吴敬梓本人只写了五十回，因为《全椒县志》和他的好友程晋芳为他写的传记中都说这是一部五十回的小说。虽然小说后半部分中的许多情节写得相当拙劣，但胡适并没有具体列出哪五回是伪作，只是宽泛地说这五回夹杂在我们现有的五十五回本中。柳存仁对胡适的看法提出异议，他相信《儒林外史》原本就是五十五回，那两种早期数据可能是错的。
《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有意从儒家观点出发所写的讽刺小说，但跟历史小说中宣扬的儒家英雄主义不同，它的儒家精神染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因为小说里所叙的一切社会改革和政府行为终归于无效。在小说里，几位军官在镇服土著叛乱，和在新统治地区发起农业与教育的计划等方面都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却遭到了朝廷给予的所谓“好大喜功”“挥霍无度”的罪名以及经济上的科罚。这就暗示了在愚昧的统治下，甚至军官都不能指望得到持久的事业成就，更不必说读书人了。作者赞同儒家的一句箴言：在政体清明的治世，读书人为官既是光荣之举也是其应尽之责；而在政治腐败混乱时代，从仕途抽身出来不但不是耻辱，反而还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但对自命清高的读书人来说，没有哪个时代是尽善尽美的。
《杏园雅集图》（局部）
吴敬梓在清朝的鼎盛时代亦即乾隆时期写下了这部小说。因为小说所写之事都发生在明朝，他通过不参政表现个人人格清高的做法常被解读为一种爱国的抗议行为，一种对清政府统治的间接批评。但在他的现存作品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故意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证据。吴敬梓把他的小说设置在明朝，不只是为了写作的方便，他对明代的历史一直有积极的兴趣，也对这一朝代的历史有独到的批评。虽然他对明太祖的总体评价相当正面，但也强烈谴责当时实施的简单化的科举考试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主要评估的是考生们以八股文的形式阐释“四书五经”中某些简短引文的能力。吴敬梓还进而间接批评了太祖对诗人高启的残酷迫害。高启无疑是作者心目中的大英雄。在小说中，一位文人因刊刻高启的手稿而获得声名，另一位则因为收藏高启的作品而被捕。作为一个赞成远离仕途的人，吴敬梓却十分钦慕有作为的人。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歌颂了精明狡诈的篡位者明成祖，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明成祖，明朝会更快地走向骄奢淫逸和腐败堕落。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也得到了书中另一个人物的辩护，据他所见，当时的明朝已趋软弱无力，假若宁王反叛成功可能会带来新的气象。在所有这些批评中，作者似乎是在认真地提出他对明朝历史的看法，而非在指桑骂槐地批评清廷统治。
在形式上，《儒林外史》是由一系列故事松懈地串联而成的。因为每一个故事都紧接在前一个故事之后，小说跨越了1487至1595年这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楔子”部分把时间推到更早的元末那几年，讲述了一位著名的隐士画家王冕的故事。王冕作为一位模范人物，是反衬后来那些愚昧堕落的文人的标杆。对于《儒林外史》这样一部没有主线情节的小说，这个楔子刚好用来作主题说明。
在吴敬梓之前，有两位著名作家给王冕写过传记，一是明初大散文家宋濂(1310—1381)，一是清朝诗人朱彝尊(1629—1709)。宋濂笔下的王冕并非自愿选择做隐士。在年轻的时候，王冕曾数度参加元朝的科举考试。甚至在放弃求取功名的希望之后，还到北京充任一蒙古大官的幕僚，这位官员后来被汉人叛乱者所杀。宋濂更把王冕描写成一个怪诞的天才，给予读者的印象是更像古代的游侠或魏晋时代的狂狷之士，而不是一个久坐书斋之中的隐士。在朱彝尊所写的传记里，他始终是一位简傲任诞的学者和诗人的形象，虽然他的遗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被理想化了。
然而，在吴敬梓的描述中，王冕是一位隐逸的艺术家，毫无一丝追名逐利的世俗野心，过于温顺恬淡因而不能称为任诞之士。他幼年丧父，跟母亲一起住在浙江省诸暨县附近一个乡村里，为邻居秦老放牛。他自学成才，又渐渐培养了对绘画的兴趣，尤其爱画花卉。他的画作很快就在当地有了名气，引起了诸暨县时知县的注意。时知县买下了王冕的花卉册页，赠送给他正身处诸暨的恩师，著名的文人和历史学家危素。危素对王冕的画大加赞赏，对时知县说：“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遣人去请王冕，王冕拒绝了这邀请，并向大为不解的秦老讲述了两个古代隐士的故事，以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其道理的。后来时知县亲自前去拜访，王冕竟躲藏起来，不见他。秦老不知王冕为何如此怠慢知县，王冕回答说：“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于是王冕随后离乡，跑到很远的山东省去。
这位曾在元、明两朝为官的危素并没有在后世留下清名。但在这一事件中，他却俨然是一个慧眼的伯乐和潜在的赞助人。至于这位时知县，尽管王冕断言他品行不端，但在这一故事中却没有丝毫迹象可以证明他是这样的人。他甘愿屈尊去拜访一个普通的乡民自然表明了他开明的态度，虽然同恩师危素一样，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行为将会给他带来礼贤下士、慧眼识珠的声誉(在整部小说中，读者时刻面临着叙述权威性的问题。当对某一人物行为举止的各种描述互相矛盾之时，到底是谁的话更值得信任？)。王冕已经靠卖画给乡民和城里人来维持生计了，他的画作被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人士接受，并不意味着就违反了他做人的原则。但他拒绝跟能够赏识其才华并给他带来声望的官方人士接触。在他看来，官方人士，特别是那些被怀疑沾有腐败与不公传闻的人，都是他要不惜任何代价避之大吉的凡夫俗子。
吴敬梓所描绘的王冕本质上是一个厌恶热闹生活的人。他逃避庸俗，但既然生活无法不为庸俗所污染(不论以何种方式谋生，都是一种庸俗的谋生形式)，他也就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悲哀。王冕与伯夷叔齐不同，他没有参与到某种政治性的抗议之中(仍有一些批评家认为，由于他拒绝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从政，可以视为作者爱国人格的一种象征。但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在明代他也没有出任过公职。并且在历史上，他则确实曾在蒙古掌权者的统治下为官效劳)。王冕跟陶潜也不一样，他没有隐退的权利，因为他不了解政事缠身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他更像汉光武帝的同学严子陵，归隐江边，拒绝光武帝的延聘，虽然他曾到宫廷和皇帝老友同榻而眠。王冕不是任何皇帝的密友，但他从山东回家之后，未来的明太祖，吴王朱元璋曾去拜访过他：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一声，那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谒。”
王冕请他进到屋里，朱元璋便表露身份，并请教王冕如何赢得浙江人民的爱戴：
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
一位隐士的特殊荣誉是，当一位贤君真心诚意地去寻访时，他仍拒绝出仕以保持其人格的完整。他的能力并没有受过实际的试炼，但他的忠告，哪怕只是老生常谈，却永远受到珍视。他比朝中重臣们更受尊敬，因为朝臣只是皇帝的仆从，而隐士，只要他依旧拒绝为官，就一直是皇帝的良师益友。吴敬梓恰如其分地用这样的评论结束了王冕的小传：“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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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 著 何欣 等译｜刘绍铭 校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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