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 专栏 | 高名潞：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背景之展开
综观现代中国美术史(乃至整个文化史)，在它每一次转折变革时期中都强烈地显示出理性与激情强烈对抗的集体心理状态，而两者又由于社会环境、民族传统、个人素质等多方面原因双双受挫，致使中国现代美术的变革悲剧一演再演，终未筑成中国现代美术的体系。“凤凰艺术”特邀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中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高名潞推出专栏文章。在今天这篇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中，高名潞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描述一个中国现代文化史包括美术史中理性批判意识由萌生到失落的悲剧。
往期回顾
▲ 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美术史家高名潞
没有勇士和激情就没有文化变革运动。而激情总是与爱憎相连。但是，激情一旦发动起来，又很可能不符合爱憎的“常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到鲁迅，乃至80年代现代文化变革运动中的热血青年都有这样一种似乎情理相悖的心态，即：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强之心而以偏激的“反民族主义”“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在文化比较中，他们不惜以我之弱比人之强，以我之古(古代封建文化)比人之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以我之劣比人之优，这种“自绌”比较法是因为他们从妄自尊大的蒙昧中醒来，以理性的目光看现实和世界，深刻反省批判自身，排斥并试图超越民族感情。如陈独秀所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但在感情上，又是矛盾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精神显然不能经世致用，而西来富强之道又难于一时合我中华之习，炎黄之情，于是，恨我是因爱我，而爱人(西方)又可能是基于拒人。拥抱与排斥的深层矛盾心理、理智抉择和情感的不尽情愿的外部言行之矛盾，即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并存心态。就是这些痛苦的而又富于牺牲精神的几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运动。
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仍然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变革的中心内容。五四的科学民主论是对西方近代理性精神的引进，但是其途径却是面向现代西方文化的选择。将求真理的科学理性作为人生观的核心是五四变革的首要任务。面对纷呈的西方现代哲学、科学哲学，五四先哲首先选中了查理·山德尔斯·皮尔士、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罗素的分析哲学亦显示了极大兴趣，试图树立科学的人生观。1919年到1923年间，杜威(丁·Dewey)、罗素(B·Rusell)、杜里舒(H·Driesch)等相继来华讲学，而诸家之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尤为时人所青睐。从陈独秀、胡适早期著作中均可看到这一派的影响。实用主义“是一种既寻求与科学、生活及文化的接触，而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逻辑分析水准的哲学”（M·怀特《分析的时代》），同时，它又是一种关于行动结果的价值判断的哲学，“所以，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特定的结果，而只是一种决定方针的态度，即：不看最初的事物、原则、范畴、设想的必然性，而看最后的事物、收获、后果、事实的态度。”（同上）这种哲学正好符合五四先哲们的选择意志，也是与他们蔑视以往不能经世致用的天经地义之理，而渴望富于实效的、能应付新环境的真理的心态相适应的，同时，对于一时难于介入西方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和逻辑分析哲学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折衷而又平易亲切的哲学观是最受欢迎的了。胡适在解释杜威的实验主义时，即说：“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绝对存在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境地、这个时间、这个我的这个道理。”（《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陈独秀也高倡“实利主义”：“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一卷一号，1915·9·15）
▲ M·怀特《分析的时代》
这种“实用主义”实从清人颜习斋、李恕谷即已发端。颜、李鄙夷时人的程朱陆王之争、汉宋之争和新旧之争而热心于用世，讲学问要以有益于人生政治为主。并将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翻案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种对理性，特别是实用理性的崇奉是反信仰的，主张对所有圣贤成说的怀疑和否定，倡思考，重个性，这是典型的笛卡尔怀疑哲学和“方法就是一切”的逻辑实证哲学的结合产物。同时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性，“崇实际而薄虚玄”。凡是违反社会进步理想的传统和国民性一律排斥，甚而不惜“殃及池鱼（传统精华）。因为，无所失的所得是从来没有的。面向外部客观世界，开发征服意志和向人生与大自然进击的勇气，这正是科学萌发勃兴的关键。因此，理性的崇仰使五四的勇士将西方现代诸哲学流派甚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亦视为接触人生实际的实用哲学。把皮耳士的主要解释科学的实用主义、詹姆士主要解释宗教的实用主义和杜威主要解释伦理道德的实用主义亦混合为一，皆为取用为我所需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了。它对文化运动的促进即是拿来主义，实验性行动——科学理性的兴起。
科学理性的务实抗拒传统玄谈的虚文，促发了科学精神和面向现实的斗争勇气，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引入。但是，重要的是引入以后的消化：再学习、再认识、再实践。在这实践（实验）中发现价值、判断价值。而“对于价值所作的判断就是对于所经验的事物的条件和结果所作的判断了；也就是对于应当规制我们的欲望、感情和享受的形成的东西所作的判断。因为什么东西决定着这些东西的形成，也将决定我们行为（个人和社会的）的主要方向。”（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引自《分析的时代》P·189）显然，这里的价值判断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社会力量或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工具。
因此，科学理性的哲学是寻找判断力的哲学。这寻找即是脚踏实地的实验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胡适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遵循这一宗旨的。
在造型艺术领域，重科学、重技术、重现实的追求大兴，并同时指斥四王的“消极颓靡”的“不合人生实际”画格。陈独秀、徐悲鸿等人大倡写实主义，倡中西合璧改良论的岭南高氏父子谓吸收西洋画之长亦是“保留古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条件，而加以补充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即令是与徐的写实派相对的表现派林风眠、刘海粟、倪贻德等亦主张拿来西人的色彩线条之形式来抒写实之情，自我之诗意。如倪贻德说：“现在一般国画家的态度，是摹仿、追慕、幻想……而与现实生活离得太远……我们应当把这种态度改变一下，从摹仿到创造，从追慕到现实，从幻想到直感。”（《新的国画》，载《艺术漫谈》1938年）在实践方面，诸家在早期作品中均重在尝试和试验，学习研究新的“科学技法”，侧重点是向外的，是理智观察的态度。但这个阶段极短，而依附在画家身上的旧有文人的复旧意识很快就萌发了，加之世界与国内形势的变化，更使科学理性的探索未能蔚成壮观。
五四运动几年以后，在文化界爆发的科学人生观大论战实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它关系到科学理性与民主自由的文化运动是否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它显示了回归意识与持续的变革意识的斗争。一方面，是以梁启超《欧洲心影录》和张君励《人生观》为代表的反对“科学万能论”。梁曰：“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而他们又很清楚：“方今国中竟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
张君励《人生观》)但其根本要点却在：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即西方的物质文明，而这种物质文明又由西方国际大战证明已然破产，那么就应由东方的、情感式的、向内的精神文明来加以解救了。而作为精神的产物文学艺术等当然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在这里，他们的反科学当然并非反科技，而是欲以玄学代科学，以旧文人的诗意浪漫代替现实理性观念，以回归代替向外选择和自身实验。
胡适、陈独秀及科学家丁文江、任叔永等则针锋相对讴歌科学的崇高价值。“科学的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是无穷无边的。”“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张君励《科学之评价》，载《科学与人生观》）特别是胡适，当时站在一个人类文化的高层次上提出了以人本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的十点，其基本立意为：讴歌自然时空之伟大，强调物质演化的竞争，认为道德礼教是变迁的，其因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探寻的。胡适显然是在弘扬人类理性选择意志与创造力的积极自然观，因为在消极自然的意义上，动物比人完整，它们是自然界赋予的完成与定形，它们与自然无抗争是和谐的，而人却不断地以特有的竞争和创造完成自己的完整性，而创造就必得有科学自然观和人生观。这对回归意识浓重的文人头脑中的传统儒学、理学、玄学无疑是极大的冲击。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变革派批判了“欧洲文化破产”论和将其归罪于科学的论调，维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而将回归派所倡的精神文明讥之为“无信仰的宗教”和“无方法的哲学”。
▲ 王式廓《血衣》
▲ 徐悲鸿《奔马图》
论战似乎以科学派的胜利告终。但是国内战争、民族战争的不断爆发干扰扭曲了它的路线。解决危难的信仰选择和救亡图存即为当务之急，而这时科学救国，工业革命简直是无稽之谈了。就是五四文化运动勇士们那种时时想着自己的不足而憧憬西人先进文化的超越激情，这时也变为民族与阶级利益的激情了。对传统批判的反省理性变为民族捍卫的冲动。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也自然十分关注当务之急的社会性问题，特别是新的道德伦理的建树问题。于是初始的实践理性——实验主义亦很快转入了道德理性和急功近利了。这又是一个悖论的悲剧，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变革和战争获胜的工具是无可非议的，“战争期间花园里也得架大炮。”但是这种阶段功利主义在人类史的角度无疑是狭义的。广义的功利主义是以人类社会文化的长远目标而行动，前者显然并非基于文化目的。
更可悲的是，从科学理性回归到道德理性，实质上是传统理性的复归。儒家理性是地道的道德理性，它注重人际关系，行为规范和一统的道德秩序。而这种道德理性的核心，按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应当是“群体意识”，因此，这种道德秩序是建立在阶级和集团意识之上的，而群体意识的核心又是去个性化。它总有一个向心力连结着群众。它蔑视个体的力量，个体的力量只有附着在这个向心力上才具神力，因而对神力的崇仰又随之而降。道德理性的复归在徐悲鸿身上体现最明显，他初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性内核很快夭折，写实只具外观，继而急于表现一种为群体所希企的向心力——田横、愚公等封建式的救世主。他不歌颂个性个体的伟大和人本的光辉。而是让庶民百姓只去盼望上述救星的出现，如《徯我后》。由于徐悲鸿画派的回归意识恰恰与时代功利主义相谋，从而弘扬开来，又因其“理想化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毛泽东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遂使徐悲鸿画派在中国现代画坛上几乎独占鳌头近40个春秋。
▲ 《徯我后》徐悲鸿
▲ 《愚公移山》徐悲鸿
故道德理性的核心“群体意识”如果无限膨胀则极易滑入信仰崇拜的“准”宗教意识，因为，它一方面压抑了个人的理智，另一方面又使理智压抑的潜意识极大伸张，并借助集体感染而成为狂热情绪，此时的狂热已非正常的理性宗教生活，却成为一种时时变化着的斗争力量了，“用子虚乌有的虚构混淆智力，颠倒感情，乃是一种最短视不过的追求幸福的手段。自然会立刻复其常径。不健全的兴奋狂喜，偏颇不全的道德终被招致种种深可叹息的反动。”（见桑塔耶那《宗教中的理性》）这种狂热的感情似乎可以视为五六十年代我们的乌托邦艺术的基础，至60年代，道德理性又发动了新的激情——对高度模式化、理想化(从而亦不存在)的个体(英雄)和无所不至与无所不包的至上神偶像(同样不存在)的崇拜狂。因此，现实形象的象征化和理想化即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追求，而徐悲鸿奠基的理想写实画派再经过“三突出”的改造后即在建国后第三个十年中登峰造极了。
这样，五四先哲们的科学理性启蒙运动在刚刚开始，尚未深入知识分子心中（更不必说广大的民众）时即又匆匆进入一种“新”（但内核与旧的有千丝万缕联系）群体道德规范的建构中去了。结果，初始的理性被后来的狂热激情俘虏了，而后来的激情亦不是先前的自我反省批判向外求索的求实热情和科学态度，而是脱离甚至粉饰现实的乐观盲目的迷狂型激情了。这样，原初的理性的异化排斥了原初的激情，而异化后的激情又扼杀了原初的理性。
在艺术史中则体现了这样的两个弊端：浅尝辄止和殊途同归。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引进与实验只是蜻蜓点水。因而，对引进的流派从未深刻把握和汲取魂魄。无论是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印象派……甚至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引进史中竟没有形成某些研究学派和专家，更没有相应的创作流派和理论专著，岂非咄咄怪事？实践理性逐渐转入实用的急功近利，重自然（包括个体感意志）的朴素描绘变为附会的象征说解，加之回归意识的弥漫，遂将艺术革命运动迅速地变为“民族化”的工具改造史。画家们太急于在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完成某种民族改良样式了。改革诸家的个人成就甚至并不比国粹派占优势，是不应变革吗？不，而是变得不够，他们既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也不愿干脆返其道而行之。甚至也从来没有破坏本身仍然带有的传统文人的和谐，即令是有一段激情的冲动，但通过本身的内调节而又回归原来起步时的心理状态上去了。因此，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画家们的作品终归是和谐的，重形式美的，并带有浓重的士大夫味道。与80年代青年前卫画家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这历史的经验却值得8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深思并引以为戒。
▲ 库贝尔《石工》
▲ 库贝尔《路遇》
▲ 库贝尔《画室》
▲ 陈钧德 《梦境》
▲ 陈钧德《桂林山水图》
本文发表于：《美术思潮》1987年第一期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撰文/高名潞 责编/cx）
红色预警，高能来袭！
“凤凰艺术”的有盐君又来搞事情啦！
这是一个不无聊的群，
现在加入“有盐1001种生活”微信群，就可以：
随时抢到DIY、插花、陶艺、音乐、戏剧、亲子等活动优惠券和大红包哦！！
第一时间Get各种好玩又不贵的活动！！
扫有盐君二维码，带你入群哈！！
这么好的新展览 不点图去看看？
点击长按图片保存，识别二维码，关注“凤凰艺术”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凤凰艺术”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如需获得合作授权，请联系：xiaog@phoenixtv.com.cn。获得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凤凰艺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