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死守政治防线，自觉捍卫网络国土
2015年2月28日，一部柴静“自费”的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发布，随后在南方报系及网络媒体的强势助推之下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伴随着人们对环保的关注，该片中质疑政府不作为、行业垄断等论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馆适时开展了针对中国网民的“环保讲座”，国外媒体也迅速开展了相关宣传报道。但是，就是在这样一部包装精美的纪录片里，却是被爆出大量数据造假、拍摄资金来源于美国福特基金等丑闻。笔者在认真观看了该片之后，也发现了该片蓄意使用大量造假数据以及煽情的话语，试图将环境问题引向私有化问题。但是，该片数亿次的浏览量再次证明，柴静成功的将“毒药”混淆其中喂给了无数人，而我们中的不少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次事件的推手。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24小时全方位覆盖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享受着越来越便利的网络生活的同时，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混杂着敌对势力的糖衣“毒药”随着网络传播开来。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争夺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早已经在网络上打响。而不幸的是，我们几乎不设防的已经让敌人纵深于我们的“网络国土”之中。
美国《华盛顿自由报》曾援引日本外务省情报披露：日本政府1996-2003年以来的7年里秘密拨付了11.37亿日元（约合1330万美元）用以支付一个名为“C国网客觉醒联盟”的报酬以及活动经费。该情报还披露：该组织主要由C国人士组成，负责人是日本外务省有“中国通”之称的前日本驻华参赞小林多吉。该组织隶属日本外务省特情科，主要的工作是在C国的网络论坛上发表甚至编造一些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和新闻，从而达到打击C国国民自信心、离间国民和政府的关系，积极制造混乱，从而让日本从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网络上隔三差五总会出现一些“有思想”“有见识”的人抛出“看看日本”之类的言论。北京地铁事故发生后，许多人无不赞扬国外地铁管理严谨。但是仅仅数天之后，日本地铁发生同样的乘客坠落铁轨被碾压致死的事故，这些人无不选择了沉默，更有甚者不经调查就高喊着：“这算什么？有中国的事故多？”在这些人的眼里，只要是国外的，就是美好的，只要是国内的，就是丑陋的。
与此同时，无数包装为“心灵鸡汤”“人生感悟”的文章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上疯狂传播着，“鸡汤”里的“毒药”在不知不觉间被无数人喝进了肚子。于是乎，我们看到：浪费最严重的美国人在教我们如何节约，文盲最多的印度人在教我们读书辨理，宅男最多的日本在教我们如何教育孩子。这些旨在摧毁民族自信心的文章就在我们的手里传播着。
而这些仅仅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乱象的冰山一角。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e Huntsman）在其竞选共和党候选人论辩时，不顾主持人的数次阻拦，得意的宣称“我们应该在中国境内团结我们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们是年轻人，是新的互联网一代”，“他们正在推动一场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变革”。
不仅仅是网络媒体，大批传统媒体也已经沦陷，变成了反党反国宣传的喉舌。在这些媒体中，最富“盛名”的莫过于南方报系。所谓“南方报系”，是指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骨干，包括《南方周刊》《南方人物周刊》《苹果日报》在内的数十家媒体。此类媒体虽然戴着“思想深度”“针砭时弊”“敢说真话”的面具，但是难掩其反动本质。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同悲。《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天佑吾民》的评论，抛出了“天谴论”观点。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地震时被埋在废墟底下，后被沈阳消防官兵救出。《南方周末》5月22日《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一文里却变成了：“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句话，很快就以“史上最牛官腔”形式流传于网路。事实上，当时张周凯无法对外呼救，对外呼救的叫崔代全，他也并没有冒充过张书记。直到营救成功，才知道被埋的是张书记等人。
2010年10月18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你所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该文为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一贯反华的军国主义余孽、购买钓鱼岛事件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做“人性化描述”，不谈大是大非，不谈民族立场，反倒替石原标榜是“反共不反华”。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南方都市报发文《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2011年，南都用头版隆重纪念美国911袭击事件10周年。然而几天后，当中国国耻日918来临时，南都却毫无动静，引发网民强烈谴责。南都不得不于次日，即9月19日，追加纪念918的版面。更有甚者，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竟公然调侃国耻，悍然发布猥琐言论：“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于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
比其舆论阵地的失守，试图从思想根基上悄然下手的“软刀子”危害更为明显。近几年，打着各种“历史解密”的文章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用不严谨的数字和不存在的战绩粉饰国民党军队，以此攻击共产党军队的抗战作用，许多人甚至是一些学者也已经认同了这些所谓的“历史真相”。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这些“历史真相”，许多人已经认同了“国军是抗战主力”这样的言论，甚至于对比双方高级将领牺牲人数来证明此言论。但是事实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被国民政府授予了高级军衔的一共仅有31人。根据《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定位》一文中的考据，东北抗联有75位、八路军有76位、新四军有29位、华南抗日游击队有8位将领牺牲，合计188人（有网友自发统计的结果是197位）。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600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130万。按照国军牺牲了206位将领，共产党牺牲了188位来算，共产党的阵亡将领比率，是国民党的4倍多。根据二战时日本华北军《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诸如此例，不胜枚举。国民政府签署的《简体字推行法令》，变成了中国政府“抛弃民族文化”的“证据”；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独立，这也成了攻击中国政府“抛弃国土”的“证据”。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些虚假文字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清楚的看见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而不是充当敌人的推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数次对外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这让西方势力清楚的看到中国在面对外敌时的战斗力。“硬刀子”得不到好处，西方就动起了“软刀子”。而这把“软刀子”就是利用网络、电影、书籍鼓吹西方宪政和“普世价值”，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思考方式，试图通过广大的中国网民，绑架舆论、制造争端，从而达到从内部瓦解中国的目的。
在这场战争之初，我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西方国家利用中国互联网起步晚的现状，凭借着硬件和软件的双重优势，培植了大批“网络发言人”，掌控了大批门户网站、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反党反国言论、制造舆论热点、封杀爱国言论、屏蔽真相传播，在短时期内迅速主导了言论，制造出所谓的“民意”。在这“被动挨打”的局面中，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遭受到了全面围攻。他们肆无忌惮的抹黑开国领袖、诋毁英雄模范、攻击政党政府，甚至企图煽动“颜色革命”，妄图从中国内部搞乱中国。这场网络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而是狼烟四起、四面告急。
特别是我们中的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清醒认识和责任意识，缺乏在网络上为党而战、为国分忧的担当意识，甚至于缺乏了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对于一些明显的攻击言论不予置评，放任自流，甚至带头传播。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2014年2月28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了小组组长，并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因此，加强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网络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国防大学戴旭教授在《如何打赢当代网络“上甘岭战役”》一文中说：面对新时代的巨大挑战，中国军队除了警惕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之外，还须对网络时代网上国土领域的新型战争予以战略性关注。毫无疑问，军队应该拥有对国家主权管辖下的所有网站中的涉军舆论信息进行统一监管的权力。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履行使命，还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对现有文化、宣传系统进行整合、技术提升和新功能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尽早成立守卫中国网上国土的专业部队，协助国家文宣系统，收复网上国土失地，掌握维护网上国土安全的主动权。
针对目前的现状，结合戴旭教授的文章，笔者认为，我们急需做好以下三点：
一、完善网络管理规定，师出有名
针对当前网络意识形态争夺战的混乱场面，我们要迅速完善现行网络管理规定，查找管理漏洞。同时推行网络管理规定立法，明确法律责任。推动网络实名化相关规定出台，将法律责任明确到人。换言之，就是要以法律手段确定意识形态战场出击的合法性。
二、建立网络外宣队伍，师出有人
我们应该建立专门或兼职的网络外宣队伍，坚持以党性、政治性为第一选拔标准，以官方发言为核心，团结“分散作战”的爱国人士，从宣传方法上更贴近群众和实际，广泛的发动群众，使党的思想主张宣传更接地气、更富实效。
三、转变网络思想策略，师出有威
当前我们在网络战场上已然被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改变以“不信谣、不传谣”的被动防御局面，采取“要辟谣”“传播正能量”的主动进攻手段，扭转当前网络的不利局面，将真相、正能量更广泛的传播出去。
面对当前硝烟四起的网络意识形态战场，我们已经失去了先手、失去了主动，因此我们更要亡羊补牢，牢牢掌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引导舆论向“陈述事实、找准立场”发展，全力争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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