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除“公知”最好的办法是推举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以人民的名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立法

清除“公知”最好的办法是推举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以人民的名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立法

“公知”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原法学院院长苏力，依据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分析并加以限定,将之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也推出了这个概念，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当然这些只是一般描述，并不能作为严格定义使用，但足以将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上的“公知”区别开来。《南方人物周刊》列出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50人中，很多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挂着公共知识分子名号的“公知”。

“公知”严格来说已经不属于知识分子，只是挂着知识分子头衔或者将“知识”作为一种工具，服从服务于某种政治目标。具体来说，近几年活跃在网络上的“公知”，是头戴专家、学者的光环，利用知识和表达技巧，蛊惑群众，无限放大社会阴暗面，抹黑英雄、摸黑党和政府、摸黑国家领导人，到处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撮人。他们拿着国外分裂势力的基金，干着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勾当，充当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到处鼓吹民主、宪政、普世价值等西方价值观。随着自干五和网络义勇军的键盘护国，国家网信办和司法系统的政法护国，一批公知账号被封，一批不合格的公知高校教师被清除出校园，公知的气焰被打压下去不少。但公知并未从网络空间和现实中消失，近期俄罗斯发生的“示威游行”，再次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公知”的影响仍然强大，颜色革命近在眼前！

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清除冒用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公知”，笔者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推举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以人民的名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立法。

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几个公共知识分子：马克思、毛主席、鲁迅。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创立的广为人知的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大的愿望是对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1842年10 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观。

马克思的名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践者，他的主要的功绩在于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但他同样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主席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是中国最穷苦的农民的代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人民”一词，把人民的利益看做高于一切！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1937年7月至8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原先是毛主席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哲学讲演用的《辨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部分。

毛主席的名言：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选集》第四卷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选集》第四卷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主席选集》第三卷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窑洞对1945年7月

鲁迅以笔代戈，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抗议当时的社会风貌，提倡人人平等，广受劳动人民的欢迎。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行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主席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鲁迅精神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魂”。一个民族的精髓，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是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

鲁迅名言：

我很早就希望中国的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青年人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

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认定最稳妥的办法是“盖棺定论”

之所以上面提到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已经逝世的，就是出于稳妥的考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里面提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这句话里表达了人的本质的三种属性，即社会性、整体性和历史性。其中，人的本质的历史性，说的就是人的本质会随着社会实践活动不断的变化。所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认定并不是一时一世就可以准确认定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的所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事实证明非常不准确，茅于轼、贺卫方之流的所作所为与真正公共知识分子背道而驰。

还有一些人自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即使不是“公知”，也离其不远。自己能给自己做身份认定吗？政治地位或许可以，历史上的确有自封为王的情况。但自封对有很强精神特质的身份认定是无效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自封为王，但你无法自封为明君。英雄能自封吗？显然不行，同样公共知识分子也不能自我身份认定。

我们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这个理，即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当然这里只是强调一种客观性、稳妥性的做法。由权威部门或者人民共同议定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式。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国家最高科技奖对科学家身份的认定是可靠度很高的。又如法国通过国民议会商定大仲马能否葬入先贤祠对其代表法兰西精神的身份认定是可靠的。

身份的认定远比身份的否定要难的多，只要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否定一个人的身份，而要认定一个人的身份理论上需要所有的行为都要符合该身份。正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密立根在密立根油滴实验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使得他丧失了科学家的完整身份。又如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使他作为政治家的身份被人诟病。

但特别要说明，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尽管他的祖辈和父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自己始终热爱和拥护毛主席。他无法直呼毛主席的名字，而只尊称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他自己！我被这位教授的话深深折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这正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特质！

三、以人民的名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立法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曾给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这些标准是否有效呢？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作为真正的标准是不充分的。一些媒体或者一些学术讨论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为公共知识分子立法。

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面向的是人民，最终目标也是为人民作理性宏观的思考，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热点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具有最终的评判权。是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人民说了算。也就是说，以人民的名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立法，以人民的名义来评判一个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人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一个一个的个人只是人民的一个一个的组元，所以任何单个或者几个个人，包括团体都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人民。所以，是以人民的名义给公共知识分子立法，而不是人民直接立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只有党和国家有资格代表人民给公共知识分子立法。

笔者也试着从人民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特质。但因为笔者才疏学浅，更不能代表人民，下面的三点只是抛砖引玉。

㈠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无私利性

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也有自身的利益，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决不能将自己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观点与利益相挂钩。像大多数“公知”那样，表面上为宪政、普世价值摇旗呐喊是为老百姓着想，实则在暗地里接受分裂势力的资助，成为恶明远播的“八千党”。公共知识分子在发表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意见建议时，应该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重，客观理性的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身许民，以身许国！

㈡公共知识分子不能被西方文化价值观洗脑

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运用到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不断学习别人的长处，改善自己的短处，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近代一百多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深重。因此，多年来大批青年去国外留学，回国后很多人掌握话语权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但其中有一部分人，缺乏批判性思维，学而不思，导致被西方文化价值观洗脑，老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主张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偏向，就失去了客观理性的立场，难以准确判断公共社会事务，堕落为颜色革命的先锋，早已失去了做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㈢现阶段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实际上，不光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为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之所以强调公共知识分子要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分子的研究的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与当前意识形态观点不一致的情形，这属于正常情况，所谓学术无禁区。但是公共知识分子与一般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一方面，研究关注社会公共问题，直接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影响大而直接。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通常强调批判精神，所以一旦他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不够，发表不成熟的学术观点，就有可能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公共知识分子更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发表观点应当慎而又慎！

之所以加上现阶段来限定，是与旧社会相比较而言，比如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但不应当维护当时的意识形态安全，更应该批判甚至颠覆其反动的意识形态。而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科学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成功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因此，现阶段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也关心社会公共问题，但离公共知识分子的距离还相当的远，只有不断地学习马克思、毛主席、鲁迅等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考验，才有可能享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号。更重要的要坚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会为人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