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杨小凯教授

杨小凯教授，离世时仅56岁，是天妒的英才。他短暂而富饶的一生全部投入在经济学领域，虽两次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而过，但是依然无法否认他的卓越贡献，怀念致敬之声不绝。

青年时期的杨小凯教授

不敢相信杨小凯先生逝世的噩耗，但消息来自文贯中那里，由不得我不信。接着，一些网站也有了消息，这消息使中国经济学者们陷于悲伤之中。我与他素昧平生，但却是他的热情读者、他的崇拜者。

杨小凯先生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猛士，是华人经济学界的英雄。英雄早逝，在他后头行进的人们不免伤痛。我想起李白在《行路难》中写下的诗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种英雄当世、壮志未酬的慨叹，不属于我们这些惟日孜孜的庸者，只属于李白；在今天，也属于杨小凯。

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与妻儿留影

经济学大智慧

记得约六七年前，杨小凯说他的理论框架可能在20年之内成为大学讲坛的主流。我听到这个话深感振奋，虽然我知道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杨小凯的才干，还取决于经济学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如果他的预言成为现实，那绝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够褒奖他的。经济学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和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经济学创新周期中，杨小凯他们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够被已经显得保守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那他将获得不可撼动的经济学乃至人类科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我相信，如果不是疾病夺走他的生命，他应该在经济学的巅峰面前继续攀登，取得更辉煌的成绩。当然，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声誉也足以使他跻身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队伍。

也许近几年因为疾病缠身，杨小凯先生的精力已经不如从前，他似乎更多地做了一些中国问题的评论工作，而把他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停顿了下来。但他的杰出工作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记得张五常先生曾经对杨小凯的工作表达过一种保守的评价，大概这种评价传到了杨小凯的耳朵里，杨小凯很快表示了一种谦虚的态度，还把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可是，在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这本中文教科书里，他又十分自信，预期他的框架会替代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他再没有提供这种替代的时间表。

我们有理由把杨小凯的工作与经济学大师们相比。马歇尔做了亚当·斯密理论的形式化的工作，杨小凯的工作与他的工作相类似。马歇尔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价格理论——形式化了，后人又做了大量补充。现在看来，这部分理论是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关于分工可以降低资源稀缺性并提高国家财富拥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数学上一直没有被形式化，因为马歇尔的时代还缺乏成熟的数学知识，后人也没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杨小凯抓住了机遇，他试图把斯密的这部分工作形式化，并把它和斯密的其他工作统一起来。

杨小凯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容易拿他与马歇尔相比，这是激动人心的。但仔细想想，有几个道理或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比较中十分慎重。

第一，马歇尔（实际上还有不幸早逝的杰文斯）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之前的经济学家还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论的办法。由于他的工作，一个新的经济学时代到来了，数学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变得十分迅速。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

第二，经济学家在评价文献重要性的时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难度来作为文献意义大小的标准之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杨小凯的工作可能还不足以被人认为达到超群绝伦、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引入了大量数学知识来处理一些新发展的经济学思想（如信息理论、决策理论等），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引入不是简单的形式化，而是通过数学的引入使经济学思想更加丰富。我们很难判断杨小凯的工作难度是否比当代其他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工作难度更大。有的重要经济学家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例如，米尔格罗姆更强调研究资本积累、交易费用和市场环境的价值，而不是专业化问题。

第三，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在逻辑上的自洽性达到了一种十分完美的程度（反过来说，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变得十分容易传播，这是它占领大学讲坛的重要原因。也许杨小凯的新框架还需要在数学形式上有所创新，才能占领更多的大学讲坛。

第四，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他的内生专业化的分析框架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一种形式化，尽管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斯密理论的理解。也就是说，杨小凯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见长，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见长，尽管其思想高度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但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家的评价，历来是对思想的看重超过对工具的看重，否则，哈耶克和科斯这样的学者也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好了，我想说，杨小凯是一位天才式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掂量这位天才的分量的时候，也不可失去经得住检验的准则，否则，杨小凯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还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工作中的杨小凯教授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杨小凯先生。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我们是熟悉的，但我总在想，读像杨小凯这样的学者的一本书，胜过读加尔布雷斯一生的著作，个中原因，是我们很难把加尔布雷斯看作一位科学家（或经济学家）。

杨小凯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第一，杨小凯的工作对前人的工作有继承性。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但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会被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读杨小凯的书，发现他不仅继承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把它形式化，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也不是简单否定。这样一种态度是科学家的普遍态度。第二，杨小凯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整个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在人文知识界，有大量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人士，他们的工作固然很有现实意义，但却没有重大的知识积累的意义，因为他们总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理论很难被“证伪”。杨小凯写下了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折服。我们不敢说他的所有论点都是准确的，但他无疑是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说话。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把经济学搞得晦涩不堪的，一定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大师，一定会把经济学著作写得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让阅读者得到充分的美学感受。亚当·斯密、马歇尔、萨缪尔森、贝克尔、斯蒂格勒等等，都具有拨动读者心弦的能力。

鬓发霜染的杨小凯教授

简约灵动的著述风格

杨小凯先生灵动的著述风格在华人经济学圈里无出其右者。一个审美对象，能让人产生美学感受的第一要素是简约。简约的结构能够熨帖不安的心灵，复杂的套式只会加剧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对简约的追求，是我们人类生存状态的需要，并不是上帝的随意安排。因此，简约美也是一种支撑生命延续的自然美，一种基于事物逻辑的理性美。简约美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在一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简约的叙述都可以产生美的感受。爱因斯坦受美学逻辑的引导，后半生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力图发现大千世界的原始的、简单的、本质性规律。在任何领域，喜欢炮制复杂结构的学者，大多是缺乏自信、心力不足的学者。当然，科学中的简约并不是学童嘴上的“九九表”，而是逻辑世界中的一种捷径。好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把美学逻辑当作敌人，不应该追求复杂的信息堆积，而应该应用一种明白晓畅、简约灵动的叙事方式。在这方面，杨小凯的作品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范本。

杨小凯在他的经济评论中所发表的一些观点，我国一些学者也大多发表过，有的见解的深刻程度并不逊色。但是，人们总是不拒绝美的感受，有了杨小凯先生营造的轻松、简约的叙说氛围，即使是一个旧故事、旧观点，我们也愿意再三聆听。我们举几个例子来领教一下作者的叙事功夫。

一、股份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不少学者常常用大量笔墨加以阐述。杨小凯的说法很简单，他说：大公司制度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私有财产制度。但这种私有财产制度的形式升级了。在股份公司制度下，每件工具都以一定比例被股东共有，在此意义上说，这是公有制，但实际上它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公有制。杨小凯的话给我们一种启示，不要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当成冰炭不容的两个东西，两者可以共处，可以替代，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环境。例如，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对前者，我们该搞私有制；对后者，我们该搞公有制；而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边界是随着社会工程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边界也是不确定的。

二、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把经济景气循环看作是政府政策应该克服的对象，杨小凯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景气循环和失业有积极的生产力意义。没有分工时，是不会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自由市场的景气循环是市场的成功，而不是市场的失败。这也是一种简约的叙述，一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精确表达。

三、什么样的制度最为有效？所有经济学家都关注这个问题。杨小凯也喜欢一种来自哈耶克的简单表述——自发形成的秩序和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制度。英国当年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也是自发的圈地运动把公有的土地转化成了私有土地，然后由司法案例加以制度化。对于制度不成熟的国家，有意的制度模仿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不要迷信政府创造新制度的能力。制度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决定制度。

杨小凯教授安息处

简约的叙事方式出自深厚的经济学修养。“杨小凯是第一个放弃马歇尔的分析框架，而用新兴古典框架分析专业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是这样肯定自己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杨小凯和博兰、黄有光、威尔斯等人逐步发展了一个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新方法，被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NeoclassicalMicroeconomics），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相区别。杨小凯乐观地估计：“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今后20年会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事实上，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在相近领域开拓的西方学者日益增多，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系主任舍温·罗森。杨小凯的工作博得了美国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赞誉，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也曾专门研讨新兴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要点是：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每个人喜欢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他们喜欢专业化生产。每个人最优决策总是角点解，所以边际分析不适用。由于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的冲突，所以，有专业化经济效果与交易费用的矛盾。生产率水平由劳动分工水平决定（劳动分工水平与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及市场大小有关），而市场均衡的劳动分工，由交易效率决定。如果交易效率低，则分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的坏处，所以，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和低生产率；如果交易效率高，则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的坏处，所以人们选择高水平分工与高生产率。由于交易效率由制度、政策、交易技术、城市化等因素决定，所以，我们可以用经济制度、政策、交易技术等来解释分工及生产率水平。

杨小凯的简约的理论需要复杂的数学来证明，这一点也不奇怪。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数学的进步总显得过于缓慢。迄今为止，用数学模型来证明经济发展的某种规律，总是不得不过分使用“奥卡姆剃刀”。杨小凯说：“我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却更信任我的直觉，而不信任那些简化得不现实的数学模型。”不要误解这句话。数学模型是简化的，但数学本身是复杂的，而直觉比数学模型更值得信赖，并不是因为直觉更复杂。一切好的直觉，都具有简约的内涵。

 节选自党国英著《变革的理性》第一篇之《大道青天 壮志未酬——悼念杨小凯先生》/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正如本书书名显示，国英先生的文章充满理性之光。理性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品质。当下的中国，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理性地选择我们的发展道路，理性地设计和建构政治民主和政治文化，理性地探索变革之道，都非常欠缺，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国英先生以一个经济学者的严谨和理性，在上述诸方面，都做了理性的思考，读之深受教益。

—邓聿文（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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