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剩有文章供笑骂

2017-10-17 瑞·文化 瑞艺术网

●人物名片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

　　他并非广东人,但1949年定居岭南后,在广东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被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

　　2009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日。当天上午,中山大学的学术精神圣地———陈寅恪故居修缮后开放。一楼大厅入门正对处,陈寅恪先生手拄拐杖的半身塑像,“打量”着这座小红楼的参观者。这天也是广州亚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新闻中写道:当晚盛大的庆典仪式上,365个儿童手持“星星”,木棉红花绸带凌空而降,木棉花瓣漫天飘舞。

　　即使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教授中的教授”、“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在世时也几乎没有俗世的名声。因为他从来不写通论性的文章(《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不能算正式论文)。比起梁启超、胡适、鲁迅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只是地道的学院式人物。

　　陈寅恪大概想不到,他身后会因为1995年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焦点人物；那些掌故轶闻、啼血经历,成为人们附庸风雅的谈资；似乎谁不说陈寅恪,谁就是浅薄无知。

　　15年过去,这股“陈寅恪热”似乎降到了常温。学术界对陈寅恪的研究,更多地转向其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和全景式的生活,而不是聚焦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个象征性的符号。这个月,年近百岁的陈门弟子卞僧慧先生编撰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而陈寅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撰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则刚刚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学术史上的陈寅恪应当和思想史上的陈寅恪同时得到强调,不要只记得那个有独立人格的陈寅恪。

陈寅恪“外传”

　　○论爱情最伟大爱情如《牡丹亭》

　　陈寅恪把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例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

　　———摘自《寂寞陈寅恪》

　　○谈金钱“弟好利而不好名”

　　《书信集》中,陈寅恪先生自称“无钱不要”,这自然是戏言。“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却是毫无矫情的实在话……《书信集》里屡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弟虽为好利”等等,这些话与陈寅恪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载:“陈君又谓‘……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卒至颠危宗室,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也就是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并不是嘴上喊喊、手上挥挥的标语口号。

　　———摘自钱文忠《书信里的陈寅恪》

　　○对对子“孙行者”对“胡适之”

　　陈寅恪曾经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学生们就成了“再传弟子”；王国维曾是帝师,学生们不就和皇帝成了同学?

　　当然,陈寅恪最有名的对联故事,还是“孙行者”那一宗。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小题:“孙行者”,求对句。试毕,高中者仅一人,所对为“胡适之”。

　　“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比起鲁迅那撇标志性的隶书“一”字胡子、“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的头发,陈寅恪的形象并不让人感觉印象深刻。

　 1926年7月7日,36岁的“单身汉”陈寅恪抵达北京。8月25日开学前,他到达清华园,和吴宓一起住进了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客厅,从此开启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传奇。

传奇从他来到清华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6年,梁启超推荐(一说是吴宓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时,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自此之后,在清华园担任“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日子,可能是陈寅恪生命中最欢愉的时段。他在这里遇到了陪伴一生的妻子,遇到了爱戴他的学生,遇到了尊崇他的同道。早上,学生们会看见这个“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地去上课。风雨无阻来听课的人群里,既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也有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人们总会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他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讲课讲到入神处,陈寅恪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为了他那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学生们当然乐得让他“拖堂”。

　　我们没有办法领略陈寅恪讲课的神采,只能从听过他课的“学生”的回忆里去想象。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回忆,1935年秋,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院时,到清华偷听先生的晋南北朝史课。他当时的感受是：

　　“第一堂课讲石勒……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有关陈寅恪的掌故轶闻广为流传,如背着《皇清经解》留学列国16年,进过东西方多所著名大学,求教于世界第一流大学者,但学完即走,没有一个学位；能背诵“十三经”；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通二十几国外语(一说十几种)。这些脸谱就像放大镜,将陈寅恪放大成大象一样的存在,也让人们只能盲人摸象。

　　季羡林的回忆里,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有一次,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陈寅恪是这样和蔼可亲、古道热肠,以至于那些有关他“不好接触脾气大”的传闻在对比之下尤为突兀。周扬好不容易借陈序经的面子见上一次,却聊得很不投机；1962年春天,康生来访,他以生病为由拒见,中山大学办公室人员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不见就是不见。

　　类似这样拒见北来要员的事,陈寅恪不止做过这一次。虽然这多少招致对其不利的后果,但他不为所动；1964年元旦,他在诗中写道:“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最“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次。1953年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在自己家里和曾经的学生汪篯有一次长谈。是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汪篯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了这次谈话。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披露了这篇记录。

　　文中重申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观点:“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并据此开出就任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当时中大教授冼玉清、陈寅恪助手黄萱在场,都劝他不要这样提,陈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易中天说,这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可谓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他并不是一个乖僻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只是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那句十字箴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它无关政治立场,因为他所交往者中,既有傅斯年、胡适这些国民党,也有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也无关学术对错,他说过,“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他看重的是道德、人品、气节。他愿意交往或敬重者,都是人品极好、极有气节的人,都不失其读书人的本色,有的甚至还有些怪脾气。诸如俞大维、吴宓、傅斯年、蒋天枢、陈序经、刘节、黄萱、冼玉清、姜立夫等,或光明磊落,或嫉恶如仇,或刚直不阿,或诚朴笃实,或遗世独立,他们同气相求,才能相聚。而那些他曾经交往、后来却决绝的人,则多有“变节”之举。

　　那些“骇人听闻”和“如沐春风”的两极影像,从两个方面将陈寅恪变成学界不可企及的神、人间完美人格的化身。这其中有多少能得陈寅恪一句“知我”的评价,有多少又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的块垒,缠绕不清。

　　如果可以让陈寅恪自由选择,也许他不只想做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在1919年便与陈寅恪于哈佛相识的吴宓心目中,陈寅恪除了学富五车,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不可能忘记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家国遗恨,也很难摆脱“修齐治平”的政治情结。葛兆光说,陈寅恪似乎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另一种情结。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陈寅恪诗集》中,两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即便不如此,至少他不会选择“身与心仇”。因为家国之变,身世之痛,性格之因,闭门著书成为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1962年又在浴室滑倒骨折。这一年是虎年,也是陈的“本命年”。

　　他能选择的空间已经很小,但他还是把自己逼进更窄的角落———绝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境遇时好时坏,即使在1966年他的特别护理被撤除,助手被赶走,工资停发,存款冻结,财物尽失,大字报把他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完全覆盖,有如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即使“革命者”知其目不明而耳聪,便“聪明”地将高音喇叭对准其屋,在他耳边轰鸣,他1967年4月2日让夫人唐篔所代写之“声明”还是坚持说:“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革命者”批判说:“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老年陈寅恪的照片,像是在倔强地咬紧牙关。这个多病与衰弱的老头,不求全,不求变,也不求死,直到身体衰竭而后已。真不明白他哪里来的力量,就像很难想象一个人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在20多岁时,就能自信遍访名师,遍求学问,而弃学位如敝屣。

　　“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1961年,陈寅恪多年知交吴宓特地自重庆来到广州。看着这位鬓发苍苍的老友,陈寅恪在《赠吴雨僧》诗中预言了两人将从此永隔:“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汍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别看。”

　　1964年5月,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谒见老师,陈向他托以“后事”,写下《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带有“遗嘱”性质的短文里,他悲叹自己“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只是他少时自期的理想,历史对他的冀望,原不只是如此,而是“追蹤前賢……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于後生”。如今,这一理想已“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他只能悲叹。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他那部耗费十年心力的巨著《柳如是别传》(《钱柳因缘诗笺证》)就要完成。稿竟之时,陈寅恪除了“刺刺不休,沾沾自喜”,也哀伤地想到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5年之后,他的“有涯之生”走到了尽头。1969年春节过完,他被赶出东南区一号楼,在中山大学西南区50号一处非常潮湿的平房中(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告诉记者:“父母极怕潮湿”),迎来生命的终结。来源：瑞·艺术

　　1973年6月的一天,吴宓身负罪名,谪居在重庆市郊的一间斗室里,垂死病中,他忽然梦到了已12年不见的陈寅恪。在梦中,陈向他诵释自己的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支雁”,吴宓百思不解其义,从梦中惊起。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写信给中山大学的革命委员会,探问“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近况,结果泥牛入海。他不知道,他许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老友,已经在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去世。

　　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他没有遗嘱。45天之后,唐篔随之而去。

　　可能没人想起,71年前的几乎同一天(1898年10月6日),慈禧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陈寅恪去世时,距他1958年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1年。他在书中写着：

　　“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来源：始于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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