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当代美学应升华境界之美

一提到美，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好看、好听。这些用美学术语来说，叫做感性美。但仅仅把美理解为感性美，有失美的完整内涵和本质。从当前实际看，一些“五色”“五音”之类的感性美，缺乏高远精神境界支撑，不足以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品位。因此，当代美学应将境界之美作为重大研究课题。

美学研究与审美活动离不开高远精神境界支撑

美有感性美与心灵美的层次之分。即使是低层次的感性美，也应有高远精神境界的支撑，这就是它的超功利性。感性美给人的愉悦感来自视觉与听觉两种感官。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最早提出审美感官（视觉和听觉）和非审美感官（味觉、嗅觉与触觉）的区分，显示了审美兴趣不同于实际兴趣的独特之处：视觉和听觉的对象不同于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对象，后者涉及人的感性欲念和功用追求，而前者无功用欲念的牵挂。“望梅”可以产生美感，但不能满足“止渴”的功用、欲念。西方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阐述了柏拉图这一论断的深层内涵，认为美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实物，超出功用、欲念之上。视觉和听觉所感到的是事物的形式美，如线条之匀称、音调之和谐等，这些都不能供人使用。这一思想揭示、扩大和深化了“美在于声色”的含义，美由此而可以定义为超越功用欲念之意。

声色之美是对人生最低级欲望的超越。人如果仅仅沉溺于“食色”之“性”而不思超越，则无美可言。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也认为，审美感官（视觉和听觉）不同于非审美感官的特点在于前者无占有实体的欲望，不涉及功用、欲念。这些都表明，从视觉和听觉所获得的声色之美是对功用欲念的超越。功用欲念乃维持人的生存所必需，而美则是“后”生存之必需。“后”者，超越之谓也。超越不是脱离和抛弃，而是既包含又高于和超出。当前一些美学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推崇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多紧紧捆绑在功用欲念的追求之上，太少超越之意。这种“美”的层次亟待提高。

至于比感性美更高的心灵美，就更明显、更突出地具有超越功用欲念的特性。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在谈到美的特性时强调，美是惟一独特的不计较功用欲念的愉悦之感，可称之为“自由”的感情，即不受功用欲念制约之意，有解放人的心灵作用。在康德看来，不计功用欲念乃艺术创造的精髓。“美在声色”的思想和命题从此明确地发展为“美在自由”。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家席勒进一步提出，审美意识是既不受感性物欲限制又不受理性法则限制的“自由活动”，并认为只有具有审美意识的人（“审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席勒把美之为美在于自由（超越功用欲念）的观点提升到欧洲近代美学的最高峰。

我决不否认美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从深层内涵和境界上说，美应高于现实。让美一味屈从于现实，必然扭曲美的本质特性。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强调美学研究要联系现实。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值得肯定和坚持。但当今社会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过于现实化，甚至是沉溺于现实之中。审美与金钱、物欲挂靠得太紧密，美的超越本质不见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不见了。因此，我有时甚至觉得，今日之社会不妨借来一点昔日“象牙塔”里的清风。当代美学研究和审美活动应“面向现实、超越现实”。当今时代需要的“美”，应是以超越现实功利的高远精神境界为本质的真正的美。

结合时代特征深入研究“典型美”“显隐美”“意象美”等境界之美

感性美中的感性形式总是个别的，因而也是有限的。而人的自由本质总是趋向于超越有限、向往无限。人的精神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就是一个由有限朝向无限的发展过程。通过理性所获得的概念、理念，是一切有限的感性东西的概括，因而也是无限的。这样来看，美之为美不仅在于感性形式，更在于从有限的、感性的东西中把握无限的、理性的东西。西方美学由此进展到属于理性美范畴的典型美。

法国17—18世纪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布瓦罗认为，美必须表现人性中理性的东西，亦即普遍永恒的东西，美要创造“典型”。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和论断，为这种审美观提供了认识论根据或者说逻辑根据，也为文学艺术中“典型说”提供了哲学根据。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和文学艺术上的“典型说”，大体上代表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审美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即由感性美提升到理性美。理性美，就是在感性形式中体现理性概念——理想、典型。典型美把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比感性美更为高远的精神境界。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可以吸取西方关于典型美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西方之后片面地研究典型美，因为西方的典型美以感性显现理性为美，把人的自由精神境界放在超时空、超感性的概念王国，造成了美和自由的抽象性。即使西方现当代美学也反对这种传统审美观的抽象性。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就是这种反传统观点的重要代表。

海德格尔认为，天地万物原本各不相同又相互隶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与他者（他人、他物）互相融通、没有间隔、平等共处。而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所主张的主客二分，即把自我当作主体，把他者当作客体——认识和使用的对象，却把人与他者“限隔”开来了。前者是“本真状态”，后者是“非本真状态”。“限隔”就是限制、约束，使人的精神失去自由，为使用、功用而操劳，甚至费尽心机，把他人当作使用工具。海德格尔主张通过审美、艺术超越“非本真状态”，返回到自由的“本真状态”。海德格尔所崇尚的“本真状态”不是西方传统典型美所崇尚的超时空的抽象理念，而是时空之内的现实世界。

海德格尔强调，在天地万物相互隶属的大统一体中，任何一物都是其显现的、出场的方面与其隐藏在背后的、不出场的方面的统一体。审美意识（诗、艺术品）通过当前在场的东西，显现出背后不在场的东西，由“显”见“隐”，进入无穷无尽的隐蔽领域。这就是审美、艺术创造出的令人玩味无穷、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全新世界。在这一全新世界中，日常生活中被分割、被限隔的东西进入天、地、神、人聚合为一、敞开的“澄明之境”中，从而显现其“本真”；某物不再是被人使用的对象，而是在与万物一体关系中被看待，人生由此摆脱了功用的束缚，享有“本真”的自由。这是一种最高的“心灵之美”，海德格尔称之为“美的神圣性”。他曾举岩石建筑的希腊神庙为例，形象地描绘了审美和艺术创造的神圣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显隐说”所称颂的这种“神圣的”美，对于当代社会中那些只讲功用、甚至把人也当做使用工具的现象来说，无疑具有纠偏意义。

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的“显隐说”，与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隐秀说”所讲的意在词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思想颇相类似。包括“隐秀说”在内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更明确指出“美在象外”，亦即通过在场之“象”，显现出“象外”未出场的境域，从而体味到一种不分人我、“天人合一”的境界之美，这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的美。当今之世，我们既需要“澄明之境”的美，也需要“天人合一”的美。中国传统美学的“天人合一”包含“民胞物与”的思想：“民胞”，即人与他人平等互爱；“物与”，即物不仅仅是人所使用的对象。这正是针砭时弊之所需、提高审美的精神境界之所需。

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之美，首先要发掘、展示传统“意象说”的现当代意义。海德格尔对他的“显隐说”所作的详细分析，指明了“显隐”的审美意识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对象性关系、功用关系，进入神圣的“澄明之境”；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也需要进行类似的论证和分析，以显示其现实意义。其次，传统的“意象说”所崇奉的“天人合一”尚具有原始性和素朴性，需要结合当今时代状况进一步丰富发展。这样，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美”一定会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

（作者为北京大学美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