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忆童庆炳先生】我一生的“人师”走了

中国文艺学界的一代名师童庆炳先生走了。走得是那样突然和匆忙，至今也不能令作为弟子的我相信和接受。但我又不能不相信和接受。惊魂未定之中，一边任凭回忆的潮水奔流，一边敲打出如下一些文字。自知此刻想说的太多，难免词不达意……

1955-1958年童庆炳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为童庆炳大一期间在数学楼前留影。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提供

　　犹在梦中

　　2015年6月14日夜，当我听到恩师在征服金山岭长城后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噩耗，真以为是听错了，久久回不过神来。前段时间，先生身体已有所好转，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出版文集和纪念80大寿，还在四月份参加了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会。怎么可能？我从家里急匆匆赶到二炮总医院外科大楼地下室太平间，独自面对刚刚运回的先生遗体，仍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您安静地躺在床上，双眼虽闭，嘴角还微微张开着，仿佛对弟子们还有没讲完的话、还有没上完的课。几年来，历经胃切除手术及心肌梗死等多种病痛折磨、年届80的您，本已如“风烛残年”般脆弱，实在不该带病远足啊！但您的永不服输的性格是那么要强，又是那么珍爱盛夏洁净如洗的“北京蓝”，因而坚持要去怀柔雁栖湖，还奋勇如青年般登上了久违的金山岭长城。想想您沿途一定兴致勃勃，像壮年那样健步如飞，心中充满欢快，因为您又证明了自己还是中国文艺学界一条“好汉”（其实您早已无需证明了啊）！结果，谁能想到，您没有倒在攀登长城的艰难路上，而是倒在了轻松的下山归途中。依旧无法接受眼前事实的我，在结束遗体告别、匆匆走出医院大门时，竟一时间感觉地转天旋，迷失了方向，幸亏旁边的人和出租司机先后点醒了我，才使我能顺利打车回到家。我在心里说，这应当是您对我的一种暗示，因为，导引我人生航程的恩师，不，“人师”，您就这样走了。

施恩如雨

　　凡是了解童先生为人的人，都知他待弟子可谓施恩如雨，恩重如山。他对我的恩情，一辈子也道不尽。把我引进北师大、支持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等不谈，单说下面一件事就令我终身难忘。那是1988年1月的一天，我拿到博士学位证书后不久，在北师大主楼六层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先生突然递给我一份教育部红头文件，到英国做博士后研究。我先是惊喜和感激，这不正是自己想的么！但继而是犹豫，因想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家里女儿又小需要照顾，于是提出是否让给别人。但童先生却替我想到了长远，说将来年轻人都必须出国才有大出息，鼓励我尽力安排好家庭的事，抓住这宝贵机会走出去见见世面。他还拿自己这一代没有这样的机缘而抱憾终生来劝导我。尽管我至今未必算有出息，但我永远感激他给予我的那次绝佳出国机会。因为，正是那一年出国机会，使我不仅开阔眼界，而且得以经历自己后来称之为“语言论震惊”的学术转变，从原来的“体验美学”信奉者转向自己提出“修辞论美学”这一新主张，并获得了从理论转向批评和从西学转向中学这样两种自觉，而《语言乌托邦》和《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等书正来自于这样一场自我转变。

　　等我在牛津做完一年博士后回国不久，他受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一部文学概论新教材，要我协助他，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正想把一年的新收获及时地用上呢。没想到他后来竟让我和与他同辈的外校知名学者李衍柱先生等一道列为副主编，我先是不敢，但他坚持，并说一是要多发挥我的创新作用，二是要我更多向编写组的前辈和同行学习。我也斗胆地毫无保留地建议把自己在国外了解到的、而那时在国内学术及教材界都还是新东西的理论，诸如“语言论转向”以来的“话语”、“文本”、“审美意识形态”和“叙事学”等，尽量纳入编写框架中，以期实现理论创新的愿望。没想到，这些都得到他的一一首肯和采纳。当然，他同时又特别告诫我（们），务必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去“化”这些西方思潮，加以评析和改造，让其服务于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建设。这部教材经过编写组十多位成员的协同努力而完成，就是后来蜚声学界、至今仍为全国高校同类教材中销量最多的《文学理论教程》。该教材的初版在1992年，封面为白底和一对金鱼图案，现在已经改成红色封面，今年该出到第5版了。正是通过跟随他参编这部如今还由数百所高校采用着的教材，我不仅逐渐了解和懂得了如何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去讲解新知识或新思想，而且也知道了编写教材的重要性，还从他和其他同行那里更具体而细致地领略了为学与为人之道。正是由于这次历练，我后来自己也先后陆续编写或主编了十多部教材，这无疑都得回溯于童先生的早年提携及施教之恩。

　　这里另有一段师生佳缘也值得说说。在编写这部教材之初，当先生命我寻找和推荐几位具有学术水平和创新活力的年轻学者加盟时，我推荐的人中就有一位自己中学时的业师、一位在那时还没有名气的年轻教师。他过去曾有恩于我，那时刚调入一所地方普通高校任教，已有几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发表，来信要我为他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先生尽管对之素不相识，不仅欣然把他和其他年轻学者一道吸收进来，而且还以开放姿态支持他把自己的新论写入这部全国教材中。后来，还邀请他到身边做访问学者，并提供经费帮助他出版了后来奠定其一生学术声望的处女作。再后来，当这位学者在推广自己的学术新论过程中同一些知名学者发生观点争鸣而承受压力时，童先生仍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在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完善自己观点的同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独立学术主张，不必轻易加以改变。童先生与这位学者之间的友谊，成为中国文艺学界的一段佳话。对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学者尚且如此提携和关爱，可想而知他对我们这些他自己的弟子们的恩泽了。

温润如玉

　　童先生对待周围同行、同事和弟子，总是有着温润如玉的品格，给人以持久而温馨的感动。人们都知道，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作为总导师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何镇邦先生等联合带出了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恪等硕士作家，他们早已成为我国文坛的中流砥柱了，这一点已无需由我来说。我这里要说的只是，这批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多年以后仍然会念念不忘当年的恩师。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说：“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情感与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经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余华写道，童老师的课吸引人的有两点：一是“平等待人”的“教学风度”，二是“清晰的思辨和独特的感受相结合”的“学术风格”。那时正在卫生所所长职位与专业作家两条路之间徘徊的毕淑敏，则从这“流光溢彩，闪烁着湿润高贵的人性光芒”的讲课中获得宝贵的启迪：“童老师的课程，在我这一学生的人生道路选择和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风度和修行，我被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献身所激励。他使我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充实和自信。”迟子建则如此记录童老师给她的印象：“认真、洁净、儒雅、温和。”如今已是知名小说家与文艺理论家的刘恪，曾这样写道：“他学识渊博而深入浅出，讲述流畅而不急切，精细而不繁琐，理性而不艰涩，论点阐释必结合实例分析，追根溯源之后又有抽象的提升。那虽然是理论课他却有许多亲切的比喻，他的声音发散于四壁回旋于静空，在我们的心里形成共振。”（以上引文均引自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序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15页）作家们的生花妙笔，是先生温润人格的最好素描了。

　　我多年前曾带过一名博士生，其性格天真、单纯、活泼，始终有颗童心在，因感觉童先生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似乎什么难题都能帮助解决，所以一有问题就总是去找童先生聊天，可谓“童言无忌”。我的其他博士生都懂得童先生有太多事务要办，不该花时间去麻烦他，有的还劝告别去。但这名博士生却不然，一有事，无论早晚，就天真地直接电话过去或者径自闯到他家里。不管有多忙，童先生都总是放下手中活，耐心地接待和开导，细心化解其心结，直到后者喜滋滋地出门而去。毕业以后多年，这种情形还延续着，直到前不久又到先生家里如沐春风。连我都有一段时间不敢轻易打搅先生了，但这位学生却有此令人们好生羡慕的福分！

　　我知道（但我那学生未必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正像童先生自己的姓氏所蕴含的意义那样，他在其文艺美学思想中一直推崇李卓吾等的“童心”说，教导我们，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人应当懂得尊重童心，始终葆有一颗童真之心，因为这正是维护人性和研修美学的必修法门之一。同时，他也深谙“有教无类”之道，对各种学生都一律来者不拒地循循善诱，助他们成人成才。他把这些不仅用于文艺思想建树中，而且更用于自己的日常待人接物中，可谓内心为学与为人的内在统一性人格的闪光。

　　挺拔如松

　　当然，如果仅有温润如玉的一面，那未必就是多样而又完整的童先生人格。由于身为中国高校第一批文艺学博士点的第二代掌门人，他难免会身不由己地处在激烈的学术争鸣漩涡中。每当遭遇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误解或打击时，先生则显示了另一种秉性——挺拔如松的人格操守。我曾经多次目睹，他如何在一些人的无端批评和指责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清白品质，决不向那些诬陷和攻击低头。也就是在那些年，他由于调动极大的身心力量去加以抵御，不料逐渐患上了糖尿病和失眠等多种病症。更加严峻的是，他因自己的这种坚守和顽强抵御，在一段时间里逐一失去了不少原来已有的显赫的机构位置。但他绝不因此而后悔、后退一步，相反，他坚持默然治学、教书。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埋头学术，默然耕耘，直到终究赢得了学界的美誉，也为他后来一生的学术盛誉奠定了厚实的学脉与人缘。

　　通达如桥

　　童先生在学术上通达开明，善于包容不同的见解，是学界素来称道的。用他自己在《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一书中的主张来说，就是要修建一所学术“立交桥”，让来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不同的文艺理论主张，都在这里共存、汇通、化合，而中国学人就应当以自己的主见去加以批判地吸纳。他时常嘱咐我们，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没有什么可怕的，千万不要视若洪水猛兽而“御敌于国门之外”，而关键就是开放而有自己的主见，容纳新知而又有消化之功。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之所以多年来长盛不衰，就是由于坚定地遵循了童先生的这条学术秘诀。

坚硬如钢

　　童先生的人生与学术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也曾“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遭遇险阻。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当学科点开创者、我的导师黄药眠先生因病去世、学科点跌入低谷时，童先生毅然以坚硬如钢的精神，带领我们一帮年轻人，先后开展了他后来称之为“四大战役”的学术创新活动。“第一战役”为1986-1992年完成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属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西比较诗学著作,在海内外引起了反响。“第二战役”为1990-1994年,以青年教师、博士生、硕士生为主而完成国家社科“85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在1990-1994年的几年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心理美学丛书”（14种）。记得那时我们多次往返于京津之间编校书稿。这批著作的学术业绩在于把中国文艺心理学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战役”为1994年间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文体学丛书”（5种）和“文艺新视角丛书”（5种）。这些著作出版后,受到多方好评。有的学者甚至指出,一个文艺学新学派已在北师大形成。“第四战役”为1990-1997年,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合作出版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和《文学理论要略》。前一种如前所述广受欢迎，后一种则被多所高校使用,在中国文论教材的建设上真正实现了一次“换代”。当然，完整地看，童先生带领学科点所做的工作远不止这“四大战役”。这以后，又有《马克思与现代美学》《西方文论发展史》《文艺心理学教程》等教材列入“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出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正是历经这些“大战役”，学科点不但顺利走出低谷，而且更攀登到一个连黄药眠先生时代都未曾抵达的新高度：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0年)和“国家级重点学科”(2001年)。这样的团队学术成就的取得，靠的正是坚硬如钢的顽强意志、毅力。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正是先后凭借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两代统帅的统领，建设起了全国学界独树一帜的文艺学学派，我自己把它暂且称为中国文艺学界的“黄童学派”。童先生当之无愧地与黄先生成为这个学派的先后两面旗帜。

　　说到这，还需提及的是，正是在发起“四大战役”的过程中，童先生调入了一位自己的老友、福建同乡、著名俄苏文论专家程正民教授。程先生待童先生，是忠诚如一的挚友，每遇难关总是默默无私地前来辅佐，协助童先生协调处理种种细节；而待我们晚辈，则是和蔼可亲的温厚长者，关爱和勉励有加，简直就是我心目中亲切的“副帅”。童与程两位先生之间，在同一个学科点里长期如一地一主一副、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珠联璧合，实在是中国文艺学界的一对“绝配”。想想这后面，当有他们共同的人格操守和学术追求在支撑吧。

　　“人师”之范

　　写到这里，我眼前重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特别是他那施恩如雨、温润如玉、挺拔如松、通达如桥和坚硬如钢等等人格风范。它们于我，绝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件件历历如在目前的化雨之春风。回头想想，童先生确实留给了我们难以数尽的精神遗产。这其中，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及文艺学界的“黄童学派”，固然是他留给中国文艺学界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但在我心里，更显珍贵的该是在于，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也就是怎样为“人师”。

　　正如由黄药眠先生生前挚友、童先生生前敬重的启功先生题写的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所表述的那样，童先生以其毕生言行之独特风骨，为我们树立起一尊真正意义上的“人师”雕像。这座矗立在人世风雨中的“人师”雕像啊！我知道，按照中国教育传统，世上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教师的：一种是“经师”，他传授你专业知识与技能；另一种是“人师”，他更以一生的德行学问传授你为人师表之道，指引你全部人生的精神航程。《荀子·儒效》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不过，正如晋袁宏《后汉记·灵帝纪上》所记载的那样，“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世上总是“经师”易做而“人师”难觅，“经师”多而“人师”少啊！像童先生这样以一生德行学问而为人表率的先生，不正是当代中国的真正“人师”、乃至“人师”之范么？

　　到这里，难于转弯的我还是不能承认和承受先生已永远离开我的现实。妻子安慰我说，童先生去长城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也很“好汉”啊！这的确是永不服输、永不服老的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英雄般“壮举”了！诚哉斯言！谨以此文，沉痛悼念我一生的“人师”童庆炳先生！先生安息吧！

　　（王一川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药眠和童庆炳先生共同指导的中国高校第一批文艺学博士生）

本文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