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王一川：照镜子、传基因和接新环——兼论艺术作为公民文化自信养成的审美中介
前不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北大学在西安共同举行首届中国文艺长安论坛。全国近百名文艺评论家、艺术家和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汇聚一堂，以“文化自信：中华美学与当代表达”为主题展开了研讨交流。《中国文艺评论》以多种形式，刊发论坛部分成果，本期微信推送其中罗怀臻、王一川、刘玉琴的三篇。
艺术始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在文化中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而正是这种特殊的角色，会规定当前艺术活动同文化自信之间的联系——艺术能对文化自信做什么，或文化自信可以就艺术提出何种要求。这个问题固然与当前艺术家、艺术产业、艺术媒体及各级政府艺术管理部门等环节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说到底，真正的关键点，其实都不在它们，而在于以艺术观众角色出现的公民的个体素养的涵养或养成。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或公众普遍地对本民族文化抱有自觉的同情、尊重或自豪等程度不同的承认态度时，文化自信才可以说落到了实处！否则，假如文化自信更多地只在一部分艺术家、文化企业家、政府官员及各类文化人群体等精英人物阶层徘徊，而远未普及到普通公民之中，它就还只能停留为未完成的精英构想。本文拟从理解当前中国艺术诸形态角度，就艺术在公民文化自信涵养中的作用作初步探讨。
文化自信，应当是整个国家的公民群体素养在对待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上的集中呈现，因而需要通过公民素养体现出来。文化是公民共同参与的群体性符号表意实践活动，具体地说，是公民共同参与的创造和使用符号表意系统的实践过程。当前，在文化自觉成为人们一度热烈讨论的话题之后（这个问题其实至今仍需继续探讨），文化自信又成为新的热点问题扑面而来。这两个问题不宜分开来谈，而始终应当关联起来，从相互联系角度去思考和探索。因为，两者其实属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文化自觉体现公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及反省，其结果是自觉性、反省性或反思性素养的提升；文化自信则代表公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我尊重及自我信任，其结果是自信心、自豪感或自我满足感的增强。只有公民在自我意识层面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拥有充分的尊重、认同和评价，文化自信才会成为真正的现实。而正是在这种通向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艺术应扮演自身应有的角色。
要认识艺术在文化自信中的角色，就需要认识艺术与文化及文化自信的关系。建设中国文化自信，需要落实为更加具体而实际的中国艺术自信，也就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艺术品及其文化品质的自我信任及尊重。这是由于，文化自信终究要通过它自己的那些基本形态去体现。即便按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当年的分类看，文化至少有六种形态：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
文化的这六种基本形态由文化的“功能的纽带”紧紧地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人类寻找和建构生活的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特别是艺术。
诚然，今天的文化早已衍生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具体形态了，如数字技术、跨媒介、互联网文化、电子游戏等，但艺术终究还是文化的多种基本形态之一，同其他形态之间存在相互共生和渗透的关系，既从其他形态中吸纳养分，但同时又给予其他形态以特殊的影响——它是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具备中介性或公共性作用的特别富于感召力的符号表意形式。席勒的认识至今仍有启迪意义：“只有艺术产生最高的审美作用时，才会对道德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艺术却只是在自己充分发挥自由时，才能产生最高的审美作用。……艺术在道德上产生影响，不仅是由于它们通过道德手段使人愉悦，而且艺术所赐予的快感本身也成为一种到达道德的手段。”尽管按今天的情形看，艺术所产生的快感本身也值得重新梳理，尤其当浅薄化、平面化及娱乐化现象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严重之时，但毕竟总体看来，艺术的快感仍然是人类多种快感（生理快感、体育快感、旅游快感等）中最接近人类的精神慰藉的形式。从而仍然可以说，正是艺术凭借其特有的审美愉悦效果可以为人类铺设出一条抵达群体和谐境界的道路。简言之，艺术应当是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得以养成的审美中介。
当前中国公民的艺术生活中，活跃着多种艺术形态、样式或种类，昭示着当前中国艺术的开放性、多元性和活力。那么，怎样的艺术才足以承担通向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养成的审美中介这一任务呢？
对此，当然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去分析，例如，从文化的雅俗层面角度看到高雅艺术、通俗艺术及民间艺术之分，或从文化的媒介种类角度看到传统媒介艺术、新兴媒介艺术之别等，但是，从文化自信问题的真正症结看，简要梳理，还是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艺术形态：一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品，可称外来型艺术；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古典传统的艺术品，可称古典型艺术；三是进入现代以来至今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新型艺术品，可称现代型艺术。就这三种艺术形态看，哪些或哪种艺术形态对当前中国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养成来说更加重要或尤为重要呢？下面不妨对此做简要分析。
首先是外来型艺术，应当属于文化自信的他者镜像或外因。它作为对当代中国公民的艺术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由世界各国艺术家创造并输入的艺术品，之所以能如同己出地活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首先表明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姿态（当然是基本国策的体现）。普通中国公民即便是足不出户，也不仅能接触到希腊雕刻、莎士比亚的戏剧、贝多芬的交响乐、《天鹅湖》等外国古典艺术品，还能欣赏其现当代流行艺术作品如影片《阿凡达》和引进The Voice of Holland（《荷兰之声》）版权后改编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现更名为《中国好歌曲》），以及能通过IPad观看《来自星星的你》等韩国影视作品。对此，许多人不禁感叹，中国公民在对待外来型艺术的开放与包容度上可谓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或无与伦比。不过，对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养成来说，外来型艺术诚然有用，但其作用毕竟有限。它可以作为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的一面外部镜子，以他者镜像的方式供我们借鉴和吸纳，映照出我们自己与他者的差异或差距，供我们学习，但终究无法成为我们自己的艺术的组成部分，更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艺术创造。因为，我们自己的艺术创造只能来自我们自己对自身生存体验的符号表达，这是任何他者都无法替代的事情。也就是说，外来型艺术的作用大约相当于我们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养成的一种外因或外部诱因，以镜像方式去呈现处于与他者比较中的中国自我形象。同时，作为外因，它的某些成分还可供我们吸纳（译介、分析、批判及吸收）。例如，当年鲁迅、郁达夫、曹禺、徐悲鸿等从西方艺术中吸取有用的养分，促进了自己的自主的艺术创造。
其次是古典型艺术，它属于促进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养成的基因代码或远内因。这里的古典型艺术，是指那些至今还能在我们的艺术生活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的我们民族先辈创造的艺术，特别是指中国古代创造的艺术品，例如《诗经》、唐诗、《清明上河图》《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它们作为可以像人类生命那样代代遗传的基本代码，可以令人从中识别出中国人自己的独特文化基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由于拥有这些历经数千年风云但依旧辉煌灿烂的古典型艺术遗产，似乎本身足以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但是，古典型艺术无论如何伟大，都不过是文化自信素养养成的一种远内因。也就是说，古典型艺术虽然属于影响当代中国艺术的内因之一，但毕竟只是遥远的或远逝的内部原因。因为，古典型艺术在当代并非以现代生活方式的符号表达系统本身作本源式呈现，而是以过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一特定方式作回溯式呈现。它不是一种当前直觉创造物而是一种过去创造物的记忆闪回方式或记忆印记。
尽管如此，古典型艺术的当代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可据以揭示我们民族艺术传统的固有基因或血脉构成。它是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所拥有的区别于外来型艺术的根本身份的集中标记。不过，古典型艺术也不能简单地取代我们当代人自己的艺术创造。即便是今天的艺术家们还能以师法古人的精神去创造新的戏曲艺术作品（其中如川剧《潘金莲》等还很精彩），而它们也确实或多或少能带给我们以古典型艺术特有的体验。但是，这些当代人创造的传承古典型艺术精神的作品，毕竟属于当前艺术中的一种支流形态而非主流形态。
最后，现代型艺术才可以被视为当代中国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养成的一个主园地或主内因。说到底，文化自信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态的结果，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生产或生长过程，即是一个正在耕耘、保障生长和发育、期待收获果实的动态过程。而现代型艺术，作为进入现代以来至今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的符号表达，实际上正是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基本生成园地。正是在这块园地上，中国人的新的文化自信得以在危机中重建，也就是与中国现代型艺术一道生长。因此，同外来型艺术和古典型艺术相比，现代型艺术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赖以耕耘的主园地。
由此，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文化自信养成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既不在于对外来型艺术是否继续开放的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尽管对具体的外来型艺术作品如何评价历来伴随争议；也不在于对中国古典型艺术的评价及传承等问题，因为，古典型艺术的伟大性及其传统地位至今无可争议。问题的症结就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型艺术如何加以评价。这是因为，时至今日，大量公民和专家虽然一方面对中国古典型艺术抱以热烈的迷恋，但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现代型艺术保持一种习惯性的轻蔑甚至断然否定的态度。这表明，要提升当代公民的文化自信素养，就必须真正改善他们或促进他们自身改善对现代型艺术的认知和估价。否则，文化自信终究还是无法落到实处。
当前，文化
40 37584 40 15289 0 0 4588 0 0:00:08 0:00:03 0:00:05 4589自信养成在艺术领域的迫切任务之一，便是在对现代型艺术加以充分尊重和估价的基础上，面向其未来发展的延伸端去继续推进它，也就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而寻求新的符号形式表达，为绵延至今的现代型艺术链条接续上新的圆环。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不少，其中有几项是重要而又迫切的。
首先，从文化自信角度去重新看待和评价中国现代型艺术，把这视为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一条必由之路。试想，假如连我们自己都一味地仅仅拜服于古典型艺术的名下而对现代型艺术不屑一顾，何来真正的文化自信？只相信“先前阔多了”而看不起现代乃至当代的创造，能配称为拥有文化自信的公民或公民吗？只会礼赞外来型艺术和崇拜古典型艺术而无视中国现代型艺术的成绩，那我们就难免永远活在外来他者和古典先辈的阴影之中而终究无法抵达真正的文化自信境界。
其次，从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视角去认真打量中国现代型艺术，看到其在外来型艺术影响的显著外表之下，其实强力地奔涌着、流淌着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基因或血脉。当现代中国艺术家倾力迎接外来型艺术的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时，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激发起来前往应战的，还是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基因。而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获得了自身的现代性形式。这种情形之所以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恰是由于距离太近或偏见太深等的复杂缠绕的缘故。
再有就是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视角去看待和评价中国现代型艺术，把中国现代型艺术视为中国现代型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是它的审美维度，即属于被哈贝马斯称之为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的文化现代性的审美维度，也可直接称作审美现代性（它是文化现代性的审美维度）。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认识到，中国现代型艺术并非对外来型艺术进行简单模仿的产物，更非外来型艺术的“殖民地”，而是根据中国现代性工程的新需要，在借鉴外来型艺术的多元价值的同时，传承古典型艺术的民族基因，创造出植根于当代生存方式土壤中的新型艺术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前面临着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借鉴外来型艺术的他者镜像，即照镜子；二是传承古典型艺术的文化基因，即传基因；三是在现代型艺术链条上完成新的圆环的组接，即接新环。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映照他者镜像、传承古典基因并接续现代型艺术新圆环的工作。说到底，最基本和主要的还是接新环的事，而照镜子和传基因不过是它的基础部分而已。
接新环对当前公民文化自信养成来说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不断地投身于现代型艺术链条的新圆环的成功打造和接续工作，公民的文化自信才会真正有所附丽或者找到坚实的倚靠。
不过，当前的接新环工作终究不可能凭空打造，而是必须时时处处置身于外来型艺术的他者镜像映照和古典型艺术的基因传承过程中，令当代自我不得不随时处于与外来他者和古典传统的轮番角力场中。所以，当代自我接新环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照镜子和传基因的过程，以及不断实施的新的圆环的编织过程。这样，接新环难免不牵涉到如下一些相互联系的对立面范畴。一是认同与辨异，即是在照镜子过程中既要开放地吸纳外来他者的影响力，同时又要仔细辨析来自他者的种种异质性元素，冷峻地识别和化解它们对中国现代型艺术的可能的异己性影响。二是传承与转化，这要求在传基因过程中一方面自觉地传承本民族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不忘寻求其在现代或当代生活土壤中获得创造性转化。三是重估与刷新，这是在接新环过程中着力从事的工作：在重估现代型艺术的审美价值及其文化成就的同时，全力履行在其指向未来的延伸端从事新的创造，也即依托当代中国生存体验去寻求新的表达的可能性。这样做的目标在于，建构起一整套多元而有序的中国艺术格局，形成外来型艺术、古典型艺术与现代型艺术之间的多元共存、相互共生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格局基础上着力打造和接续现代型艺术的新圆环。
接新环，需要认真处理当前艺术面临的新难题。其中之一在于，在可以通过“全球化”“全媒体时代”或“互联网时代”等不同术语去分别表述的当代，我们的现代型艺术的新圆环还能给公民带来走向未来的崭新启迪吗？这样说的缘由在于，身处21世纪初年的当代世界，一连串的变化或灾难给全球带来的不再是期待中的美好而是未知的焦虑，如局部战争、生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移民难题、宗教及文明冲突、“人心变坏”等，在此境遇下，人类所思所虑的焦点之一必然包括如何走向未来的疑虑。在这里，作为正在打造的现代型艺术的新圆环，艺术需要去探索和创造人类的未来意象，以便让公众从艺术品的鉴赏中获取走向未来的自信力。
对人类未来意象的探寻，正是艺术在公民文化自信建设中应当履行的使命之一。人类未来意象，在这里指的是艺术品所建构的当代人对未来的人类生活的想象或虚构的产物。艺术品当然要回忆过去和直面现在，但毕竟想象未来是尤其重要的使命。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曾在《希望的原理》（1959）中以“希望”为世界本体，以“尚未”范畴去规定世界的过程性，倡导发扬“乌托邦精神”，通过伸展想象力去构想世界的未来。这种希望哲学体系难免掺杂一些空想杂质，但毕竟提醒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是人类尤其宝贵的。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艺术需要以独创的未来意象来承担这种公民精神的“引导”任务。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赞扬莱辛所处时代德国文学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中间，文学给德国民族的持久幸福所完成的东西，比较其他一切社会力量给任何一个民族在一百年或者在两百年所完成的还要多。……文学使他们认识到民族的统一，激起他们关于法律以及荣誉的感情，在他们身上灌注坚毅的愿望，对自己的力量有高贵的信心。”在这里，无论是鲁迅的观点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述，或许都说的是传统艺术的指向未来的力量，那么，当今的艺术还能给予公众以同样的允诺吗？
当今的艺术，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借助于互联网传媒网络的神奇作用（尤其是其中的双向互动作用），正在加紧艺术的通俗化、平面化、喜剧化、浅薄化或娱乐化效果的打造，如此，正给予不同的公民群体以程度不同的影响。对这样的艺术做出冷静的价值评价，无疑是当前需要做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艺术仍然需要履行自身的核心使命——讲一个好故事。艺术需要通过好故事去引领人类穿越现在的迷雾而坚定地通向未来。人类之所以能从远古跨越漫长的历史风云而跋涉到当代，其重要的生存本领有哪些？“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正是倚靠这种讲故事、想象或虚构的本领，人类群体才可以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避祸趋福、逢凶化吉、遇水搭桥、转危为安或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更大的胜利。“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当前的艺术正需要通过讲故事，让公众感知人类的未来意象，引领他们坚定地走向未来。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韩宵宵
*注释见《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6年第10期（总第13期）；中国文艺评论网、中国知网全文收录，点击文末左侧蓝色字“阅读原文”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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