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中国大片的新境界（张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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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和助力，使人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看电影《红海行动》，给人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红海行动》是根据中国海军奉命从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创作的电影。2015年，也门内乱，干戈四起，中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及时援手，从战乱中撤离华侨，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从战乱之地、突发自然灾害之地及时撤离国民侨民的事，多次见诸新闻，亲历者都有切身体会。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哪里有灾难有危险，哪里的中国公民侨民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中国政府的援手，感受到祖国的力量与关怀。
《红海行动》奉命执行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种部队一支小分队——蛟龙突击队，只有八名队员，他们完成了保护侨民安全撤离“伊维亚共和国”，营救出被恐怖分子绑架的记者夏楠和全部人质，而且截获了恐怖分子用于制造“脏弹”走私的“黄饼”。
通过一系列冒着生命危险的紧张战斗，塑造了蛟龙突击队集体英雄主义群像，展现了海军特种部队淬火成钢、克敌制胜的超强战斗力，表现了中国军人的道义担当。
我以为，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力量、责任、担当。有责任才有担当，有力量才能担当。该片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要求。中国军人形象和军队形象，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重要载体。中国文艺，尤其是军事题材作品，就是要担当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时代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是一个国家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是一种不畏霸权、不畏邪恶、敢于维护人类正义和平的精神与力量。
100多年来，世界列强适应了中国是“东亚病夫”而不适应中国“强起来”，所以制造出种种“中国威胁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或多或少受到了所谓“威胁论”的影响，在讲述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侮斗争的历史时，总是要照顾到列强的“感受”，因而心存顾忌，无形中缩手缩脚，束缚了自己的艺术创造能力，不能够理直气壮地表达中国人民的和平要求与正义斗争，叙事难以舒展。很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在作祟。
今天，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文化自卑心理，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中国梦”，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发展。《红海行动》就是一次现在时的表达，是响应时代精神的文化自信的艺术行动。
那么，《红海行动》表达得怎样？达到了怎样的艺术层次？
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所谓大片，就是电影工业的极致产品，多种技术手段合力形成的审美效果。确实，整场电影都是在高强度对抗与较量的镜头中完成，同时又有高技术的清晰与逼真，有身临其境之感。
首先，空间广阔，场景丰富，大海与沙漠之辽阔，高山与峡谷之壮阔，都市与小镇之差异，自然环境的强烈对比，严酷与苍凉，时时给人一种移步换景之动感。
其次，城里的巷战，小镇的狙击，沙漠的截击，战斗之激烈，从汽车、装甲车、坦克到飞机，无处不是战场，无处不是技能的较量。蛟龙小分队的成员个个身手不凡，协同作战，出奇制胜，显示了高超技能与现代武器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机械对抗产生的奇观画面，令人称奇。
战争是残酷的，只有在残酷中升腾起正义的力量，才能化残酷为审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海行动》通过一系列奇观画面完成了审美转化。这一点，超越了此前中国某些“大片”止于视觉奇观而不能达到审美转化的缺憾。中国的电影总是要进步的，尤其是大片，一定要完成从视觉奇观向审美的转化，《红海行动》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
如果说《红海行动》还有什么不足，我以为有一点值得商榷。这就是在写事件与写人物的侧重上，事件很清楚，但人物还不够突出。也许是为了避免个人英雄主义，对人物的描写也几乎是平分笔墨。虽然小分队队长较为突出，但还没有达到主人公应有的突出程度，尤其是独特的细节刻画、心理刻画不够。
艺术就是要典型化，就是要塑造典型人物，就是要塑造主要英雄人物。要写行为，更要写性格。也许在这样短暂的情节里写性格是一件难事，也是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但艺术创造往往就像战争一样，要完成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键还在于如何讲故事。讲故事要用巧劲，这是电影的一个高难度动作，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大发挥空间。
《红海行动》，是响应时代召唤的艺术行动，期待有更多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电影佳作问世。
张德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中国视协《当代电视》杂志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博导。
张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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