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发展的现代化创构之路：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理论与实践导向

民间文艺发展的现代化创构之路

——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理论与实践导向

潘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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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民间”内涵的重塑

“民间”曾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范畴。在政治维度上，与宫廷庙堂相对，是与上层统治者及官方权力相对的下层劳动者及流俗生活的“民间”；知识维度上，与文人士大夫等精英阶层和文化相对，是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相对的乡村农民等群体经验中的“民间”；民族国家维度上，与异域、外来文化相对，是与民族的文化自我紧密相关、本土的、包容民众主体文化的“民间”；时间历史维度上，也被视作与现代相对、具有传统内容和内涵，是具有历史遗留和文化传承性质的“民间”。这种相对性的存在，既是历史形成的，在面对历史遗留的民间文艺资源时不可或缺，也由其内在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相关差异在变迁发展中存续。如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就“民间文艺学”提出：“它和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是有着很不相同之处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辨析存续至今。21世纪初，张道一在《中国民间美术辞典》序言中指出：“一般地说，在古代，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和宗教美术而存在的。当阶级不复存在时，以上三种美术所形成的内容、形式和艺术特征并没有消失，以至成为人们在艺术上的不同追求。因此民间美术也就主要相对于专业的(职业的)美术家的艺术而并行发展。”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艺的“民间”内涵经历了改写和重构，从基础层面看是阶级阶层等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使然，在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意义上更源自党的文艺方针对理论和实践的宏观引领和深入指导。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两次讲话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解放斗争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对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作出阐释和部署，对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的评价标准等作出分析。由此，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与发展中，前所未有地确立和深化了文艺的“人民性”内涵。就民间文艺而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民间”进一步形成和深化了“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意义，形成并强化了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传统。包括看待和发展民间文艺时，不再是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而是真正从人民、从生活、从关切民族存亡与复兴发展的最广大群体出发的民间立场；认识民间文艺的创作主体和服务对象时，不再对乡下、农民等报以贫、弱、愚、私的成见，而是具体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连成一片，“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人民因而是创作的主体也是服务的对象，是起点也是归宿；在把握民间文艺的主题内容和形式风格时，将一味取用西方等外来文化艺术的目光转向国内，从本土、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民众群体出发，以发挥文艺之于社会发展、民族进步的作用，发展文艺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气派；在相关研究和创作中，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深扎生活，形成亲历真实生活以研究和创作的田野范式。因此，从整体上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现代化的创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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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的民间立场与人民主体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时，在国难危急之际，进步知识分子以启蒙救亡为使命，响应“到民间去”的号召，走出书斋、走向民众，力求通过思想改造与解放实现社会改造与民族解放。“五四”学人践行“到民间去”的理念，发起搜集整理歌谣等民间文学的“歌谣学运动”，关注发掘民风民俗而发展民俗学研究，并由收集和展览民间风物而发展民间美术，由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构开启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建设的先河，其目标更在于重估民间文化价值，从民众、民间的思想文化中发现发掘民族振兴崛起的精神力量，从而实现社会改造。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和认识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价值，大多认同并主张向老百姓学习，以期探索社会改革的文化道路，具有发端意义。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五四”先辈抱有启蒙民智、唤醒国人、以新文化改造国民的基本目标，着力批判国民落后性，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认识存在差异，相关文艺样式的创作传播包含直译西洋化文体的新兴内容和体裁，存在疏离于大众的问题。包括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在内的五四文学与文化运动主要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精英中，没能实现普遍化和大众化，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影响有限。由于秉持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相关文学与文化活动未能进一步从行动、思想、情感上深入民间大众从而同情弱小者之不幸、反映被压迫者之遭遇、体察其现实生活之心声，以及自觉自如地取用民间艺术语言和样式以充分发挥文艺接受传播而改造建构社会的作用。

此后，“左翼文学”等开展了与民众及其生活紧密结合的实践探索，但直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中国现代文艺特别是民间文艺的人民立场和主体才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明确概括、阐释和部署。《讲话》开篇即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将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作为文艺实践的根本问题。其中，关于包括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人民群众“萌芽状态的文艺”的举例分析，明确了民间文艺为其人民主体服务并须发自内心报以认同和热爱的方向；对于“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阐述，提出并强调了人民生活对于文艺创作实践的基础和源泉地位。应该说，《讲话》对于自觉深入地发掘来自民间和民族传统的推动力，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在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历史进程中，在特殊的战争环境里，在民族救亡时期，党的文艺方针将“到民间去”的倡议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为“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将“五四”以降发现民间文化的价值进一步明确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将对民众力量的肯定，进一步明确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要以“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同时要“向他们学习”，“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从根本上建立了民间文艺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立场，指导文艺创作表现民众的真实生活和心声，反映民众的精神觉醒与政治成长，吸收孕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语言和样式，尤其是与群众艺术紧密相连的民间文艺在革命宣传、知识普及以及文化凝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艺再次面临社会转型期的新的挑战，包括市场经济大潮中部分文艺实践疏离于民众民生，沦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消费文化。审天下之势，应天下之变，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视野，提出深刻把握文艺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作用, 提出以文化的繁荣兴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话直指文艺作品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阶段，纠正了知识分子因精英主义等立场而与人民大众的文艺存在隔膜和距离并难以发挥广泛深入之影响作用的问题；那么，时隔72年，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面对社会发展、文艺发展的新现实，对文艺创作因市场功利主义等而脱离人民和生活作出批评和纠正，从文艺的发展现实和历史使命、文艺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出发，强调和阐释了文艺的人民立场。对中国民间文艺而言，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指导和促进了从人民立场出发以民间文艺资源和实践服务革命斗争、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力挽狂澜之势扭转了民间文艺特别是传统民间文艺因市场效益等衡量驱使而面临的局面，即或遭冷遇、乏人问津、人走歌息，或受热捧、急功近利、滥用开发、特色尽失等，而从根本上回归到文化发展、民族复兴的意义上，回归到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立场上，实现传承和发展。回归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以人民为师，为人民服务，民间工艺中的工匠精神得到再发现和再认识，民间文学中唤起崇高道德情感、美好人格精神的主题内容得到再传播和再倡扬，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与时代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和样式得到再发现和再创作。事实证明，只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尊重和发挥文艺之于更广大民众的作用，才能避免单纯为市场效益驱动对民间文艺资源肢解式取用、复制化生产而破坏其原真性和特色的问题，避免民间文艺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和现实的生活滋养而停滞断流的问题，避免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新的经济和技术形势下民间文艺仅作为传统的遗留物走向博物馆或学院书斋而远离生活的问题，对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的进一步深化在新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从民族救亡斗争到民族伟大复兴，从革命启蒙到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民间文艺的民间立场经过不断建构与发展，确立并强化民间文艺的人民立场和人民主体，从根本上锚定了民间文艺的出发点，明确了发展的意义和方向，融入民族解放与复兴发展进程，发挥切实而长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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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的生活主题与民族气派

古往今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间文艺在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具有鲜明的生活属性。传统民间文艺基于广大民众生活而富有集体性、经验性和自发性。如，民间文学具有口传性，主要是一种生活文本，不依赖于书面文学的“文艺理论”；民间工艺具有经验性，经由长久的学习模仿获得，是非话语的，存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互动之中；民间的音乐、歌舞、曲艺等往往与民俗活动紧密相关，在婚丧嫁娶、节庆祭祀等仪式活动中表达情感、诉说寄托，成为人与人之间不言自明、心领神会的方式。在工业化、现代化之前，广大民众对民间文艺耳濡目染、参与其中，假之以表达思想感情、维系人际的团结、保持社会的规范、实现心理的慰藉，但也主要是从自身生活视域出发，往往“日用而不知”，对民间文艺缺乏自觉、理性的认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被动卷入现代化的变革洪流，革命战争、工业化等剧烈变革使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孕育其中的传统民间文艺受到冲击，民间文艺是自发自然地衍生或漫灭，还是在新的时代生活中建立衔接点和适配性，乃至在民族进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觉自信地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一个历史命题。

△江丰《念书好》1944年 中国美术馆藏

“五四”时期的文艺家认识到民间文艺的文化意义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建构作用，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并成熟地使民间文艺融入变迁中的时代生活，使之具有现实生活内容并延续和凸显本土风格、民族精神，还在于《讲话》及其指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实践。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当时的许多文艺家参与到抗日反奸、减租减息、生产劳动中，积极以民间文艺形式反映时代生活，发挥文艺鼓舞宣传、团结凝聚的实际作用，服务抗敌斗争。文艺实践因此敏锐把握人民的现实生活和迫切需求，注重运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和艺术语言，民众生活主题和民族风格气派成为“一体化”的存在。即只有反映人民生活并运用民间风格样式才有助于贴近大众、服务大众、宣传革命、实现民族救亡与解放。中国现代文艺由此进一步实现了艺术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民间文艺融入并服务于民族解放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42年以后，解放区对于民间文艺的学习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如，民歌、评书的创作和传播，发挥听说样式的叙事性、地方语言和曲调的熟悉性，融入革命精神、革命政策等，在当时发挥了精神鼓舞和支撑的强大作用。1943年延安的秧歌戏、秧歌剧等创作演出形成热潮，反映拥军参军、表现开荒生产、歌颂英雄人物、传达时事任务、改造落后群众、反映家庭伦理等主题，通过工农兵群众共同参与的形式，和着民间曲调、唱着革命生产歌曲一起歌舞，形成情感的共鸣和思想意识的深厚认同与凝聚。在民间美术方面，延安的新剪纸、新窗花以民间艺术语言表现革命生产生活；新年画以军民合作、生产劳动、读书识字等为题材，运用民间年画的色彩特点、装饰风格乃至约定俗成的符号纹样，将避邪祈福等民俗心理与抗敌胜利等主题相结合，形成创作与传播的热潮；还有鲁艺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全新内容的泥娃娃、新皮影等，以农民生活为主题，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喜爱。有研究者指出：“延安文艺运动实际是民间文艺运动”，“延安文艺的成就源于民间文艺”。虽然在民族救亡、革命战争的特定阶段，对民间文艺资源的取用发展存在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渗透与改造，但从根本上看，正是民间文艺在社会急剧转型变迁的历史境遇中，经由自觉、主动地创作和传播，获得新的现实的生活内容并将本土的、民族的风格样式发扬光大，在民众中产生影响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文艺反映人民生活、时代现实，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和风格呈现及发挥作用，这是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民间文艺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历史性的自觉和发展。

△焦星河《组织起来》1944年木板套色 中国美术馆藏

社会发展，生活变迁，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产生持续影响。随着机械流水线大幅度取代日常的手艺劳作，城市中林立的高楼和封闭的单元居室广泛取代聚族而居的聚落和熟人邻里，遍及城镇的购物中心以及网店消费在极大程度上取代了时令民俗中的集市圩场，现代化的公共设施普遍取代了传统的戏台、井台、谷场以及一系列节俗仪式的改变，传统民间文学、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的自然传承和传播缺乏载体备受冲击，依托传统生活的民间文艺因此面临传承发展的危机。21世纪以来政府、专家及公众就此开展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抢救和保护，主要从文化的视野和工作机制加以认识和实践。直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从文艺精神及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作出阐释。讲话从民族历史发展阐述文化文艺的作用，提出了关于“自信”“修复”“共同情感和价值”“共同理想和精神”等重要命题，成为此后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艺重要讲话的先声，在新的文化发展关口，为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文艺发展明确了发展的脉络、基础和方向。就民间文艺而言，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现实去观照生活的基础、生活的主题和内在的心灵世界、美学精神，不仅要守其形还要留其魂，不仅要繁荣民间文艺的样态还要固其根本。对变迁发展中的民间文艺而言，对生活主题的把握、生活属性的维系以及特有民族风格和气派的保持凝练等，需要更深层次的自觉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实践。因此，与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相关的社会发展思想和工作部署具有相辅相成的重要作用，文化自信、留住乡愁、乡村振兴等对民间文艺的传承发展具有固本培元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民间文艺的生活主题和民族气派的根基和源泉正在于此。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出版工程全面启动，对千百年来主要通过口头传播和经验传承民间文学、民间工艺进行系统化的辑录和出版，不仅是对“五四”歌谣学运动、延安鲁艺收集整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和民间美术以及1949年以来三大“集成”普查采集和编纂的继承延续，更是对民间文艺之于民族文化复兴发展价值的全面认识，对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等在更广的时空范围里积淀形成的生活主题、民族精神与风格样式的体系化梳理和传播，为当下以及长远发展提供民间文艺的文脉参照。民间文艺中追求幸福生活的主题、素朴热烈的风格、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在新时代文艺发展中得到新的认识和发扬，而且它不只具有艺术的、学术的意义，还与乡村发展、乡愁记忆等现实的民生和精神世界相关联，具有综合意义。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封面

(来源：“中国艺术报”微信公号)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封面

(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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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的田野范式与社会视野

中国民间文艺的自觉和学术意义上的建构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开启。“五四”时期，文学、哲学、美学等现代文化发展有强烈的“西化”特点，文学革命与外来思潮作用有直接关系，“以美育代宗教”等一系列现代化危机的解决方案也与欧洲哲学美学的引介密切相关。事实上，西方现代文明的引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尤其因艺术和审美在文化中的特殊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欧洲现代化的道路。回归本土，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极为必要且迫切。百余年前，“歌谣学运动”发起、《民间文艺》创刊等通过收集采录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民俗文化资料发展学术和文艺，实质在于探寻和创造本民族的文艺文化。1927年创刊的《民间文艺》即提出将民间文艺(民俗)的调查和发表作为“认识民众”的途径。可以说，中国民间文艺的现代学术体系在构建之初即确立了田野调查的基础。与精英立场相关，这一时期的“蒐集歌谣”和调查发掘“几千年来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民间文艺》)还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俯视视野中以“我”为中心的田野操作。

《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人民群众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鲁艺师生在实际工作与斗争中深入生活，与边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革命文艺工作者不仅接受民间文艺的感染和启发，并积极收集百姓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和意见。这样的调查采风主要目标在于指导创作，实质上也建立了对民间文艺语言形式、情感精神及艺术生产机制的深刻认知和体验，并通过创作实践加以表达和发挥。如果说甲午战败后中华文化原有的发展逻辑受到了颠覆性的解构，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只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更深藏于文化之中，特别是维系集体记忆、默会习得的艺术和审美的情感结构中；那么，延安文艺座谈会指导下的文艺实践深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质也是进入田野现场并理解田野现场中的人，不是仅停留在事实层面的认知和感受，更追溯其背后的机理，将之融入创作。这种植根人民生活的田野范式，蕴含强烈的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追求，发挥了深远影响。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民族救亡的硝烟散去，民族文化复兴仍是持续命题。历史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简单移植复制西方现代思想和道路，需从自身国情现实出发探索，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现实加以持续研究是必要且关键的。如果缺少这样的基础，“中国的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就仍然没有‘站起来’，‘中国审美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再创造也就完全没有可能”。从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的历史关口进一步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方向，其不仅是创作的方法论，也是文艺研究、文艺批评的方法论，指导文艺工作者“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就民间文艺发展而言，民间文艺来自民众的集体创造，来自民众的生活本身，不论创作者、研究者还是工作组织者都不能与民间文艺的人民主体和真实生活相隔绝，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做长时间的观察和体验。民间文艺不是一种文艺现象的存在，而是参与者亲自经历的生活本身，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生活的养分存续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馆的展窗和书斋文献中。所以，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实践方向和方法，对于民间文艺田野范式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直接关系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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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民间”传统的意义

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走过了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经历了一系列革新探索，民间文艺就像一幅民间生活的晴雨表，反映世态人心，也因为生活的转型变迁面临自然而然的问题甚至困境。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民族救亡与复兴发展、社会重构与建设发展的关键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基础和目标、方向和方法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界定和阐释，确立并深化了中国现代文艺的人民立场、人民主体、人民生活主题、民族风格气派和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社会民生视野和田野方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民间文艺而言，千百年来最广大群体的生活创造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存续发展并融入历史进程，保持生命力和发挥作用，显然不能停留在自发自然的状态，而是亟需自觉和自信。72年间的两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自觉与指导意义上构建和深化了新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艺的“民间”传统，指导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并不断实现民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发挥了定向纠偏、引导促进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现阶段，不同于民族救亡时期的剧烈变革，物质极大丰裕，信息交流互通，孕育依托于民众生活的民间文艺其存续发展经历的是隐性的磨砺、冲击和改写。在这个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到最深沉、最基础的“文化自信”层面，关注无形而又充满维系力量的乡愁记忆，重视民间文艺所依存的乡村的振兴，从更深的维度和现实的聚落场域出发指引民间文艺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构建和深化了民间文艺的“民间”传统，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潘鲁生，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批准号:19ZD2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查看目录)

签发：杨晓雪

审核：陶璐

责编：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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