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1937年7月7日，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戏剧发展实际上形成了三大区域性格局：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运动，简称国统区戏剧；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戏剧发展，简称解放区戏剧；沦陷于日寇侵略魔掌的上海，只有几个外国租界日军不敢轻易进入，这仿佛是海洋中的孤岛，抗敌爱国的戏剧家们就利用租界坚持演戏，开展对敌斗争，因此，这被称为孤岛戏剧。以重庆、延安、沦陷区上海（也称“孤岛”）为中心，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之一。

民族救亡的戏剧担当

（《文汇报》图：1937年8月7日，上海蓬莱大戏院公演《保卫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戏剧界群情激奋，1937年7月15日，戏剧界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剧作者协会，会议决定创作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表达中国人民誓死不屈、奋起抗敌的心声。协会决定由辛汉文、陈白尘、瞿白音、阿英、于伶等7人组成筹备演出委员会，推定洪深、唐槐秋、袁牧之、石凌鹤、金山、宋之的等19人组成导演团，还委托于伶、马彦祥负责组织战时移动演剧队；剧本创作组织了崔嵬、张季纯、马彦祥、王震之、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菲(袁文殊)等17人参加的写作集体，剧本文稿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4人整理，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定稿已经完成。

8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话剧《保卫卢沟桥》即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全剧由《暴风雨的前夜》《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全民的抗战》三个连续的独幕剧组成。它以宏大的场面，昂扬的气势，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近百名演员以满腔热情投入舞台和剧务工作，激起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应。《保卫卢沟桥》打响了抗战时期话剧抗敌斗争的第一枪。继之，以“卢沟桥事变”为题材的剧本蜂拥而来，如田汉的《卢沟桥》、张季纯的《血洒卢沟桥》、陈白尘的《卢沟桥之战》等。

上海沦陷后，戏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队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在全国各地，如广州、桂林、武汉、昆明、贵阳、西安等地的话剧工作者，也发动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演剧团体。

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向西南迁徙。1937年10月之后，武汉暂时成为战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一些演剧队也辗转南迁，从江、浙、沪一带撤离到武汉。各剧团竞相公演，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这一时期，救亡演剧一队演出了三幕剧《上海战争》（崔嵬、王震之、宋之的编剧，由《火中的上海》《保卫上海》《黄浦江边》三出独幕剧组成）；救亡演剧二队演出洪深编导的《飞将军》《米》；熊佛西率领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抗战剧团演出了《后防》《战歌》《一片爱国心》《电线杆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唐槐秋率领的中国旅行剧团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前夜》《回春之曲》《阿Q正传》等剧目。其中，尤以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的《塞上风云》最为突出。这些演出，震撼了武汉三镇，掀起了同仇敌忾的抗日高潮。

在戏剧界的空前聚会中，周恩来指示阳翰笙、田汉掌握大好时机，建立全国戏剧界的统一战线组织。1937年12月27日，由阳翰笙、王平陵倡议，经过张道藩、洪深、田汉、马彦祥、应云卫附议，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2月31日，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推举张道藩、方治、洪深、朱双云、田汉等25人为常务理事，决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并通过了由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随后，在重庆、桂林、昆明以及延安等地纷纷成立了抗敌剧协地方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戏剧界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对于推动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由国民党党员陈诚出任部长，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专司宣传工作的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第三厅下属的艺术处由田汉任处长，洪深任戏剧科科长。第三厅在周恩来领导下，设立由冯乃超、郭沫若、阳翰笙、刘基平、田汉、张光年等组成的中共特别支部。

第三厅成立后不久，立即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扩大宣传周。从1938年4月7日起，每天分别以文字宣传、讲演、歌咏、戏剧、美术、电影等方式进行宣传，出动了上百个宣传团队。其时，正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立即举行了10万人的庆祝大会，晚上举行水陆两路火炬大游行。11日是“戏剧日”，戏剧界出动了数十个团体，在武汉三镇的广场、街道、兵营、医院、车站、码头进行演出，上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之家》《八百壮士》等剧目和许多活报剧。5月5日，第三厅又组织了“雪耻兵役扩大周”宣传活动，掀起了群众参军服役的热潮。在这些宣传活动中，话剧成为尖兵，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创作出《台儿庄》（罗荪、锡金等编剧）、《台儿庄之战》（韩北屏编剧）等一批迅速反映现实的剧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戏剧工作者通过合法斗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将汇聚到武汉的戏剧团体，由第三厅出面加以收编，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4个电影放映队、1个孩子剧团。这些演剧队成为抗日戏剧的中坚力量。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做观众，看我大史剧。”这是1938年12月田汉写给抗敌宣传队的题词。虽然演剧队的队员常常疲于奔忙，风餐露宿，但是大家信心十足，斗志高昂。仅以洪深所带领的演剧二队为例，他们每到一地，便用锣鼓响器招揽民众，民众聚拢过来，先由队长洪深发表激昂慷慨的抗日演讲，接着就由冼星海教唱鼓舞斗志的抗日歌曲，接下来演出一些结合民族救亡和社会现实的小戏剧。洪深还将卡车改为流动舞台，发明了移动演出方式，一些民众对此感觉新奇，一路追随他们走村串乡看戏。抗敌演剧队不但是抗战戏剧的骨干，也成为新中国话剧的支柱。

抗战伊始，中国戏剧人士因地制宜，创造了很多新的演剧形式，也使话剧这种“舶来品”的艺术样式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国统区的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傀儡剧等，延安地区的小戏剧、秧歌剧、新歌剧等，上海“孤岛”时期的外国剧作的本土化改编等，使得中国话剧同对敌斗争、同广大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全民总动员”的戏剧宣传

最能代表抗战前期话剧盛况，也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戏剧统一战线的，是1938 年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戏剧节。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川旅外抗敌剧社、怒吼剧社、中电剧团、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复旦剧社、青年剧社等25个演出团体进行了为期22天的戏剧活动。所有参加演出的剧团，前三天在市区、郊区进行街头演出；10月14日起，在演武厅社交会堂进行“五分钱公演”(五分钱一张票)，连演十余场，收入达7000余元，全部捐献前方战士；29日起，压台剧目是四幕话剧《全民总动员》，参加演出的人员达200余人，将戏剧节推向高潮。

《全民总动员》由曹禺、宋之的根据宋之的、陈荒煤、舒群、罗烽集体创作的《总动员》一剧改编而成。此剧写了一个代号为“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乔装潜伏，勾结内奸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最终被抓获的故事。该剧具有超强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施超、魏鹤龄、高占非、王为一等，他们在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应云卫组成了该剧导演团，应云卫任执行导演。为体现国共合作，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扮演孙将军，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扮演看门老头，曹禺扮演侯凤元，连导演应云卫都登台献艺，演出引起轰动。

（《重庆日报》图：抗战期间,曹禺的话剧作品《北京人》在重庆上演。）

1939年，战局相对稳定，各抗敌演剧队、各专业剧团陆续推出一些大型剧目，如夏衍的《一年间》《心防》，洪深的《包得行》，宋之的、老舍的《国家至上》，陈白尘的《乱世男女》，曹禺的《北京人》，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正气歌》，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等。其中文化界人士为《救亡日报》征募基金，在重庆、香港、桂林先后举办了《一年间》的公演，成为抗战戏剧史上一件盛事。在重庆，由郭沫若、阳翰笙、宋之的、洪深等著名人士发起，于4月10至12日在国泰大戏院公演，沈西苓执导，参加演出的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吴茵、秦怡等。继之，香港话剧界人士司徒慧敏、欧阳予倩、费穆、金山等人组织了《一年间》的筹款公演，5月16日至18日于香港利舞台演出。在桂林，话剧界成立了马君武、李任仁、李文钊、田汉等人组成的联合公演《一年间》筹备委员会，组成了导演团，焦菊隐、孙师毅任执行导演。以国防艺术社为基本演出队伍，吸收其他剧团部分演员参加，于10月6日在新华大戏院公演。演出分几组进行，分别讲普通话、广东话和桂林话，前后演出9场，观众达一万多人。

在战火之中，一些文艺战士不仅奋斗在宣传战线，甚至在前线流血牺牲。在戏剧艺术方面，曾经因演出《西线无战事》而名声大噪的著名演员刘保罗，在排演自己的剧作《一个打十个》时，因为战时条件简陋，只能借用真枪作道具，不料真枪走火，刘保罗颈部中弹，为戏剧献身。

周恩来与“雾季公演”

（《文汇报》图：1942年10月，重庆雾季公演推出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一曲《雷电颂》轰动雾都。金山（左）饰演屈原，张瑞芳（右）饰演婵娟）

1939年周恩来到了重庆，其曾家岩50号的住所，成为了文艺界人士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过着艰苦的生活，周恩来每年都举行几次“打牙祭”活动，每次都邀请二十几位文艺界人士参加。如果有时间，他还亲自动手为大家做上一道好菜“扬州狮子头”。在轻松的氛围中，他与大家畅谈观剧感想，阐述共产党的文艺主张。

周恩来十分关怀重庆的戏剧运动，他不仅广泛联络各方戏剧力量，而且对郭沫若、洪深、曹禺、吴祖光等戏剧家悉心关照，在百忙中他还经常走进剧场，观看演出。从1941年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仅重庆一地，就有20多个剧团、剧社参与了公演活动，其中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1941年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和1942年底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是演剧主力军。

1941年10月11日，重庆“雾季公演”揭开大幕，此后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的戏剧人利用“雾季”敌机不敢贸然进入山城轰炸的间隙，开展大规模的演剧活动。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雾季公演”共演出大型话剧103个、独幕剧7个。影响广泛的演出有：中国万岁剧团的《蜕变》《虎符》，中央青年剧社的《北京人》《清宫外史》(第一部)《鸡鸣早看天》，中国电影剧团的《结婚进行曲》《金玉满堂》《万世师表》，留渝剧人协会的《棠棣之花》《大雷雨》《重庆24小时》，怒吼剧社的《安魂曲》《牛郎织女》，孩子剧团的《猴儿大王》，中国胜利剧社的《重庆屋檐下》，育才学校戏剧组的《啷格办》等等。“雾季公演”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它的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由于连年演出，推动了创作，涌现了一批优秀剧作，锻炼了演剧队伍，使话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演剧的艺术水准也有很大的提高。

“雾季公演”中的剧目并非只有一个抗战主题，其实表现内容非常丰富。像曹禺的《蜕变》这个戏，写的是在国民党的后方医院中，一位具有母性情怀和民族抗敌勇气的女医生的事迹。《北京人》揭露了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彼此之间的伤害与心灵创痛。尽管最后这个家庭无可奈何走向崩溃，两位女性走出家门去寻找光明，但是剧中的处理是含蓄的，象征的，并没有表明她们踏上了革命征途。这些戏演出后，有人认为前者表现的是国民党的抗战，后者干脆与抗战无关，因此认为曹禺的创作思想有问题。而周恩来则明确表示，这没什么问题，曹禺写反封建，写黑暗势力的灭亡，这和抗日大目标是一致的。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演出之后，也曾出现过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一个旧时代的戏子与一个封建官吏的小妾之间的缠绵情感，不应该放到抗战的大背景中来表现。但是，周恩来却欣赏吴祖光的创作才华，他连看3次演出的举动，无疑是对吴祖光和他的戏剧创作的最大支持。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演出后，因为剧中提倡对待家庭与情感问题不妨“容忍”一些，也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周恩来显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

在文艺工作中，周恩来从不搞题材决定论或主题思想决定论，因为他得真正懂得文艺，他深深知道，艺术创作是人的个体精神、内在情感和生命内涵交融、灌注的产物，每个人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兴奋点不同，艺术的表现方式不同，不可替代，难以统筹，因此也不可强求一致。

周恩来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想工作，对国统区的戏剧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时，隶属国民党军方的“中国万岁剧团”中，有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王瑞麟、舒绣文、石羽、秦怡等人；由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组建的“中国电影剧团”中，有陈鲤庭、孟君谋、沈浮、白杨、赵丹等人；由国民党三青团创办的“中央青年剧社”中，有熊佛西、张骏祥、吴祖光、杨村彬等人，他们都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方针和思想趋向，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延安、上海、桂林的抗敌戏剧

（《羊城晚报》图：美国人拍摄的1944年延安戏剧）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由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在其所有的活动中，话剧演出是主要的。西战团的主要演员有：塞克、夏革非、张可、朱星南等，他们演出的新创剧目有：《重逢》(丁玲编剧)、《王老爷》(张天虚编剧)、《东北之光》(孙强编剧)、《最后的微笑》(孙强编剧)等。该团在山西流动演出，辗转三千里；之后再到西安，于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落脚，成为该地一个主要戏剧团体。

在抗日战争中，延安成为革命的圣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1937年冬，上海救亡演剧五队在左明的率领下到达延安，迅速参加为纪念广州暴动10周年而举行的演出，与当地的戏剧力量联合，演出了大型话剧《广州暴动》（编剧沙可夫、左明、朱光）。接着又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6周年，集体创作了话剧《血祭上海》(任白戈执笔)，连演20天，观众上万人。

除延安和陕甘边区的戏剧活动外，八路军创建的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很差，部队生活艰苦，但也展开了戏剧活动。

其中，晋察冀边区的戏剧活动最为活跃，先后成立了抗敌剧社，这个剧社是该地区最为活跃、人才济济、影响很大的一个剧团。在这一地区，还有各军分区成立的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前锋剧社、前进剧社、前哨剧社、先锋剧社以及平西的挺进剧社、冀东的尖兵剧社等，以及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西战团、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和联大文工团等，总计20多个专业剧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上海剧艺社和上海职业剧团宣告解散。但留居上海的编导和演员没有放弃话剧，他们相互联络，积蓄力量。1942年夏，黄佐临在上海发起成立苦干剧团，主要成员有姚克、吴仞之、柯灵、孙浩然、石挥、黄宗江、丹尼等。该团以“齐心协力、埋头苦干”为宗旨，艺术作风严谨，演出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

日本投降前夕，上海笼罩在敌人制造的恐怖气氛里，一些中共地下党被迫撤离，话剧活动陷入危机。为了应对艰难局面，苦干剧团改组为苦干戏剧研修学馆，一面开课训练学员，一面为恢复演出做准备。抗战胜利后，苦干剧团演出达4个月，随后于1946年4月宣布解散。

在4年时间里，苦干剧团先后上演了多幕剧22部，独幕剧5部。在沦陷区上海，苦干剧团的戏剧家们除了创作一些现实剧目外，其主要成绩还包括外国名剧的中国式改编，即将外国戏剧故事变成中国人、中国事。如佐临将英国巴蕾的《可敬的克莱登》改编并导演为《荒岛英雄》，将匈牙利莫纳的《律师》改编为《梁上君子》。师陀将俄国安特列夫的《吃耳光的人》改编为《大马戏团》。李健吾将德国席勒的《强盗》改编为《山河怨》，将英国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乱世英雄》（又名《王德明》），将法国萨杜尔的《托斯卡》改编为《金小玉》。柯灵、师陀将俄国高尔基的剧作《底层》改编为《夜店》。陈治策将俄国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编为《视察专员》。

在这一时期，黄佐临的导演才华得到了展示机会，他导演了多部话剧，主要有：《称心如意》《大马戏团》《金小玉》《乱世英雄》《夜店》《蜕变》《秋海棠》《荒岛英雄》《升官图》等。

为了检验抗战以来的演剧成就，总结经验，加强团结，1944年2月15至5月19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在桂林举行。“西南剧展”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瞿白音等3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由欧阳予倩担任主任委员，邀请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大会主席，以黄的名义邀请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经国等担任大会名誉会长或组织长。到会的有来自广东、湖南、广西、云南、江西等省的33个艺术团体共计895人，其中21个是话剧团体，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新中国剧社的《戏剧春秋》《大雷雨》，抗敌演剧宣传队4队的《蜕变》《家》，演剧队七队的《法西斯细菌》，九队的《愁城记》《胜利进行曲》，复兴剧社的《塞上风云》，广东艺专用粤语演出的《油漆未干》等20多部话剧，共演出133场，观众约10万人。在演出期间，大会还组织了由田汉、周钢鸣、孟超等组成的剧评十人团，对演出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展开评论，还举办了为期20天的戏剧运动资料展览。“西南剧展”声势浩大，成绩斐然，它是戏剧队伍的大聚会，也是艺术力量的大检阅。

抗战戏剧的艺术成就

（曹禺先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话剧历经战火的考验，形成了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艺术特点，其具体表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由此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经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已然成为浩荡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剧作，如曹禺的《家》《北京人》，夏衍的《一年间》《法西斯细菌》，田汉的《卢沟桥》《秋声赋》，洪深的《包得行》《鸡鸣早看天》，宋之的的《雾重庆》《刑》，吴祖光的《正气歌》《风雪夜归人》，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点，所谓现实主义，就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抗战时期的戏剧，不仅表现了时代大背景的真实性，密切反映社会的现实斗争，而且塑造了民族性格和精神品格。比如《法西斯细菌》表现了细菌学家俞实夫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本来不问政治，一心从事科学研究，可是战争却让他的家庭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他躲不过日本鬼子的凶狠残暴，日本兵不仅当着他的面枪杀了他的朋友，而且夺去了他的科研仪器。而一些国人还想着在战争中投机谋利。俞实夫身心交瘁，他意识到，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细菌不是显微镜下的菌群，而是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分子，人们只有战胜他们，才能取得生存的权利。因此他不顾体弱多病，要走向抗战前线。《雾重庆》直面抗战时期的社会现实，通过流亡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展现国民党统治区阴冷、污浊的社会图景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战争的持续、庸俗的社会气息，生活的压力，逐渐消磨了他们的斗志，在时代的潮水中他们随波逐流，沦为商人、交际花、算命先生等，丧失了人生理想和奋斗意志。这些戏剧结构完整、形象鲜明、情节动人。

一些戏剧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抗战，如《家》《北京人》《风雪夜归人》等，但是以鲜明的思想主题，表现了对封建意识和家庭模式的深入思考，塑造了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义的人物性格。如《家》里的冯老太爷、觉新、瑞珏，《北京人》中的愫方、思懿、文清，《风雪夜归人》中的莲生、玉春、苏大人，个个气韵生动，栩栩如生，其社会身份和内在心理都具有艺术的典型性和涵盖力。

抗战时期，剧作家的民族意识空前增强，他们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文化精神。加之“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趋于严苛，对不合其意的演剧活动多有限制，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寻找素材，并由此促动了历史剧的兴盛。以题材论，这一时期重庆的戏剧创作，以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高渐离》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抨击分裂、专制，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比如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诗人，更是中华民族维护正义、抗拒强权的仁人志士。作家从屈原身上所看到的，是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大变革时代坚持真理的崇高气节。此外，还有以明朝史事为题材的，如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还有以清史为题材的姚克的《清宫怨》等，都是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之作。

抗战时期的喜剧成就也比较突出，代表人物有老舍、陈白尘、杨绛、丁西林、袁牧之等。在中国话剧史上，陈白尘是作为一个喜剧家而著称的。1940年，他出版了喜剧集《后方小喜剧》。1942年，又创作了《结婚进行曲》，写一对年轻人既要追求人身权利，又要反抗庸俗的社会积习，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他回到重庆，与应云卫、陈鲤庭等组织中华剧艺社。1942年3月，发表3幕剧《结婚进行曲》，1943年发表3幕剧《岁寒图》，1945年底又发表了多幕讽刺喜剧《升官图》。

老舍的喜剧《残雾》写于1939年，取材于重庆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汉奸与官吏的同流合污。剧中的洗局长一面高喊抗战，道貌岸然，一面贪财、好色、弄权。当局长因通敌罪被革职后，他气急败坏指认汉奸罪魁徐芳蜜。而此时这位神通广大的女子，却公然到一位政府要员家中赴宴去了。此剧深刻地揭示出当权的卖国者的罪恶。1941年老舍创作的喜剧《面子问题》，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僚习气，以及人与人之间庸俗无聊的关系。一方面，佟秘书耍派头、发脾气，以此维护面子；另一方面，他又色厉内荏，谄媚权势，巴结富人。而最该维护的面子——做一个中国人起码的人格，他却毫不吝啬地抛舍出去——成为了勾结汉奸的人。在这种“面子”与“里子”的巨大反差中，老舍极大的嘲讽了国民党小官僚的卑鄙无耻，揭示了他们卑琐幽暗的内在心理。在抗战的历史洪流中，他们注定是随波浮沤、终被淘汰的渣滓。

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经由黄佐临导演，1943年5月由上海联艺剧团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两周，获得了很大成功。被认为是“唯其有清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划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继《称心如意》之后，1943年10月，杨绛又创作了5幕喜剧《弄真成假》，表现小职员周大璋和张燕华为了追求金钱婚姻而发生的一场可笑而可悲的故事。

陈白尘的《升官图》借鉴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造型，该剧的中心内容是梦境，但故事本身却相当完整。它对吏制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嘲讽。演出时，正值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大搞“劫收”之时，因此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共鸣。在重庆连演40场，被迫停止；随后在上海连演100多场，十分轰动。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找到了紧跟时代、服务大众的契机，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不仅创作、演出数量猛增，而且普及程度加大，一时成为独步神州的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中国话剧的足迹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到达了东南亚地区。话剧演出和募捐活动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他们不仅慷慨捐款捐物，很多青壮年还踊跃回国参战，一些甚至英勇牺牲，中华儿女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也表达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直至取得了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注：本文注释详见《中国文艺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