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饶曙光：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与科学发展
中国电影改革与发展“路线图”
1979年前后：全面观众时代。
1989-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低迷期。
2003年至今：中国电影启动全面产业化改革。
如何观察、认识和评价中国电影
从创作角度看，现在的电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及其资本逻辑所裹挟和绑架，片面追求票房、利润和经济效益。
从观众结构看，中国电影结构尤其是电影观众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而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反过来必然会直接影响电影创作和生产，推动乃至决定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变化。
在互联网生态格局下，大众的观影方式、观影思维以及消费模式已悄然发生了深刻乃至革命性的变化。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刻，电影需要清醒和调整，电影理论批评更需要清醒和调整，更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中国电影科学发展：顶层设计与关键环节
建设中国电影全面差异化市场体系。
实现中国电影内生性增长。
全面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
建立中国电影综合评价体系和标准，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
把握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变化和发展大趋势，壮大主流电影市场，发展主流大片。
中国电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发展道路。
201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在波澜壮阔的110年中国影像历史中，1978-1979年是中国电影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复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此后三十多年间中国电影迎来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以“改革与发展”为主线，绘制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的“路线图”：
（一）1979年前后：全面观众时代。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电影观众达231.4亿人次，1979年更是达到了293亿人次，同时也创下了全国观众平均每人观看电影达28次的空前纪录。而即使是在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全美人均观看电影次数也不过是23次左右。[1]但是，中国电影发展不能完全以观众马首是瞻，而且中国观影人次高峰完全是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1978-1979年，“大量被‘四人帮’打成‘毒草’的‘文革’前十七年摄制的影片以及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影片和译制片恢复发行，构成了当时发行放映的主体部分”[2]。1979年以后，观影人数以平均每年10亿人次的惊人速度递减；从1984年到1985年仅仅一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1985年更是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全国主要城市下降率竟高达20%—40%。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是一个全民观众（全民观影）的时代。此后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二）1989-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低迷期。只有走进电影院的人才是真正的实际观众，不进电影院的人无疑不是实际观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电影票房大多徘徊在10亿元左右。“到1998年，全国电影票房不到8.3亿元，其中《泰坦尼克号》放映的半年时间就拿走了3.6亿元的票房，即便如此全国总票房也处在下降阶段。这一年，整个国产电影的票房不到3个亿。”[3]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电影主管部门采取了当时几乎可能采取的各种行政手段，但市场状况比起1999年依然没有大的改观。“全国电影市场经过电影发行行业的共同努力，总体有所回升，据电影局不完全统计，全国票房收入为9.6亿元，较1999年的8.5亿元增长了1.1亿元。”[4]1993年到2003年，电影几乎淡出了群众文化生活，很多人以不看电影、尤其是不看中国电影为荣。在市场令人悲观的背景下，“改革势在必行”成为电影人的基本共识。2000年10月，“文化产业”这一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在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发展先进文化的任务”部分时，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三）2003年至今：中国电影启动全面产业化改革。得益于20世纪以来的政策积累，2003年中国电影达到了创纪录的140部，票房突破了多年来一直徘徊在10亿之内的尴尬局面而达到了15亿。同时，还出现了被笔者称为超级商业大片的张艺谋的《英雄》，其票房最终创下了当时很多人难以想象的2.5亿的历史性新纪录。这个纪录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打破。笔者称2003年为“中国电影新的十字路口”[5]，因为该年一系列深化电影改革的政策措施连续性出台，特别是到年底，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发布了第18、19、20、21号共4个总局令文件，加速了电影市场化的进程：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资格准入门槛，吸纳一切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参与电影产业；拓宽电影融资渠道，调整并完善电影融资政策；搞活电影流通领域，促进国产影片发行放映；减少政府审批程序，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等。2004年，广电总局发表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电影产业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中颇具活力与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6]该意见提出了新形势下电影产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并使民营电影企业获得了从电影创作、生产到发行的正规待遇。2004年，广电总局和商务部共同发布的《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43号总局令）开始实施。所有这些改革政策和措施，为中国电影产业化及其发展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政策平台，并直接促成了2003－2015年中国电影连续的大幅度增长，电影产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03年中国电影启动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以超过30％的复合性增长速度持续发展。我们或可从一组票房数字中窥见一斑：2010年101.72亿元；2011年131.15亿元；2012年170.73亿元；2013年216亿元；2014年296.39亿元；2015年，110岁的中国电影迎来了华彩时刻——截至12月3日,全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7.4%。其中，59.2%的票房由国产影片创造[7]。传媒界据此制作了《“十二五”中国电影票房变化》一图[8]：
“2003年中国电影开启全面深入的电影产业化改革前，中国电影市场大盘规模是当时北美电影市场的1%。经过12年的发展，到今年年底有望达到北美电影市场的65%。”[9]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成为世界电影新的增长点乃至增长极，对世界电影的增量贡献与日俱增，成为推动世界电影发展的新引擎。“2014年全球票房达到375亿美元，美国占27%的市场份额，中国占13%，比2012年提升5%，排在第三位的日本比中国电影市场低8%，中国无疑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全球及各国电影增长停滞和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电影正在以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快速增长。从全球电影票房增量看，2014年增长16亿美元，中国贡献增量的75%，由此可见中国对全球电影票房增量市场起主引擎作用。”[10]从世界范围内观察，中国电影多年来都是一枝独秀。而且，正是依靠中国电影某种超常规的高速发展及其带给世界电影的巨大增量，世界电影才得以维持超低速度的发展。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的后发优势正在越加凸显，也给世界电影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和动力。
事实上，中国电影最令人津津乐道并且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过去十多年创造了连续的超速度发展，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特别是2015年2月，中国电影市场创下了单月40亿元的票房纪录，超过了美国电影市场。不过，我们自己应该清醒，2月份因为中国的春节是电影的旺季，而美国则是电影的淡季。国庆档期又创出了18亿元票房的佳绩，再次印证了笔者早些时候提出的一个观点，即随时随地创新高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常态”。不过，我们有不少人因为受到“标题党”的误导而有些飘飘然，甚至产生了“中国很快就要成为世界第一电影大国”“老子天下第一”的陶醉感。由于中国电影“不差钱”，由于中国的城镇化不断深化和拓展，由于三四线城市“小镇青年”观影热情的不断高涨，高速增长将会是中国电影的“新常态”，与北美电影市场的低增长乃至徘徊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拓展空间和容量，业内预测2016年中国将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这比以前绝大多数人所预测的时间都要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高速增长、中国电影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并不是那么“费力”“费劲”。但是必须指出，近几年中国电影票房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家层面出台的各种支持电影的若干政策所发挥的综合效应。特别是国家支持影院建设的政策措施，使得银幕数较长时期保持了每天十多块的增长。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多厅影院的建设，使得“小镇青年”不断扩大对中国电影票房的贡献，也从空间和容量两方面有效拓展了中国电影市场。随着市场容量扩增，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理念更新，中国电影在市场与创作层面显现出空前的活力，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的电影创作格局正迈向生态化建设的新时代。总之，经过十多年艰难曲折的改革与探索，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已经初步奠定，中国电影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正在逐步释放，中国电影发展的前景无比美好和诱人，甚至从世界电影范围内说都是“风景这边独好”。
笔者预计，由于中国电影市场起点较低，城镇化不断拓展，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电影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将会在较长一段时期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直至中国整个城镇化过程最终完成之日。但是，中国电影市场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存在着众多亟待调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因此，对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常态”，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自觉的理性和清醒头脑，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所迷惑，更不要被高速度冲昏头脑。与成熟、完善的北美电影市场及其相对良性的电影市场体系相比，差距不是短时期可以弥补的，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不懈努力。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电影不可能长期保持超高速发展状态，最终将会与中国经济一样，逐渐步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
仔细梳理和分析，中国经济是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浓缩了有的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用的时间则更少，充其量也就有十多年。我们对中国电影最近十多年改革与发展历史的准确认识，能够提升对中国电影当下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准确认识。对近十几年中国电影改革与发展的梳理并不仅仅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未来”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确定中国电影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更清晰、更清醒的展望和把握未来。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越是出现“井喷”的情形，越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越应该看到自身的短板，特别是中国电影 41 37042 41 15289 0 0 1899 0 0:00:19 0:00:08 0:00:11 3353 41 37042 41 15289 0 0 1704 0 0:00:21 0:00:08 0:00:13 3074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去的老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和暴露，而新的结构性变化又引起新的矛盾和问题叠加交织。如尽管国庆档期票房创新高，但是遵守电影市场规则的参与者们苦不堪言：不法经营者花钱买票房、各种票房造假、偷漏瞒报票房现象频频发生。这也让所有热爱中国电影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对中国电影的不信任感、反感乃至厌恶感。而中国电影的超速度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超支了整个行业的有效资源和能量，只不过漂亮的数字几乎完全遮蔽、掩盖了某些负面作用。正因为如此，电影市场、票房层面高速、超高速发展的同时，电影也遭受到激烈、强烈的批评乃至指责。
毫无疑问，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存在着片面追求票房和“眼球效应”，以“山寨”“无厘头”代替创意和想象力[11]，类型不够丰富，创意能力偏弱，跟风现象普遍，非理性、粉丝消费比较突出以及过度娱乐化、“唯票房”倾向等等突出问题。中国电影是否进入黄金时代，完全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从影片数量、观影人次、票房统计等层面而言，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黄金机遇期。但从文化内涵、文化标识，美学品质、美学风格而言，又似乎有所欠缺。“中国电影已进入了黄金时代”是过去几年的常用提法，现在改称“中国电影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发展和调整时期。这种提法的明智转变是更为客观、清醒地认识和判断当下中国电影。
（一）从创作角度看，现在的电影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及其资本逻辑所裹挟和绑架，片面追求票房、利润和经济效益。以往很多电影创作偏重个性化表达，无视广大观众的观赏需求，因此观众认同度不高。而当下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大而又无序的资本带入了一个扭曲的时代。按照所谓“配方式”类型模式搞创作，迎合某些观众的“重口味”，放弃对生活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也失去了电影应有的美学追求、美学表达和美学品质。[12]还有一些互联网企业、一些风投资金，不尊重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内在要求和规律，既“搞活”了中国电影，同时似乎也“搞乱”了中国电影，出现了很多“不和谐因素”。大资本推动下的中国电影如果失去大智慧、大智力作为内容生产和品质的支撑，将不可避免出现“木桶效应”。
（二）从观众结构看，中国电影结构尤其是电影观众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而观众群体的结构性变化反过来必然会直接影响电影创作和生产，推动乃至决定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变化。从电影市场的角度看，口碑与票房不平衡、不统一的矛盾似乎永远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更加突出和尖锐。特别是很多电影高票房与低口碑的分裂和矛盾、一些电影高口碑与低票房的分裂和矛盾，让全社会尤其是电影界众多专业人士感到无奈又无解。毫无疑问，口碑与票房的反差与矛盾凸显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结构性障碍，尤其是观众“短板”。非理性消费乃至粉丝消费、粉丝电影现象主导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电影欣赏、电影消费，他们进电影院看电影更多的是放松娱乐而不是艺术审美；电影的艺术审美功能不断弱化，而社交娱乐功能则不断上升。这也就导致了唯有满足观众轻松娱乐的电影才能赢得高票房，其他类型的电影只能是“望市场兴叹”。
深究其因，首先是观众群体、尤其是主流观众群体——被称为“网生代”的“80后”“90后”观众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观众群体，对电影票房的贡献率也已经超过了80％，而且比例还有继续上升的态势。“从近两年中国电影观众看，19-40岁观众占到总观影人次的87%，其中19-30岁观影人群占比超过5成；从学历看，大学本/专科占到8成，由此可见，年轻高知白领已经成为中国核心电影观众，其对中国电影的消费和鉴赏代表了中国主体电影观众的意见。”[13]另外，三四线城市电影观众群体也就是所谓“小镇青年”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尤其是国产电影的新的增长点。
（三）在互联网生态格局下，大众的观影方式、观影思维以及消费模式已悄然发生了深刻乃至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基因电影、网生代电影等新概念横空出世，让传统电影业目不暇接并且难以有效应对，并将对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生态、格局以及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影响。其实，从7月份的三驾马车《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煎饼侠》到最近的一系列热点影片，这种影响以及巨大的冲击力、改变力已经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互联网、大数据肯定不是万能的，但拒绝运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一定是愚蠢的。对于每一个电影人，特别是每一个电影企业、电影公司而言，如果不匹配互联网思维、不匹配大数据、不去有效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也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电影人必须以更大的热情拥抱互联网，使自己的思维及其行为方式匹配互联网思维及在互联网思维支配下的新的社会语境、电影语境。“大数据匹配、用户经营管理、IP定制、多屏互动、O2O、思维势能逻辑”，成为粉丝电影发展的“关键词”。互联网、大数据以及支撑互联网、大数据的各种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新技术、新手段对中国电影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和重视都不过分。
但是，互联网、大数据以及支撑互联网、大数据的各种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新技术、新手段还需要与电影内容与品质、电影受众与消费行为紧密结合。互联网思维是借助高科技、新技术手段，设计、建构更加流畅、更加有效的传播渠道，更加准确、更加精确地找到目标观众，以期实现效益最大化、最优化。互联网无疑为已经诞生120年的世界电影和已经诞生110周年的中国电影插上了新的腾飞的翅膀，但互联网与电影如何实现双赢，将会长时期地考验互联网人和电影人的智慧。事实上，只有在全行业建构共生共荣、互利双赢的良好生态，才能促进全行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障全行业的利益最优化、最大化。
我们不能人为地夸大乃至神化大数据、互联网基因电影、网生代等新概念。对于电影创作而言，从生活中发现好故事并且以电影化的方式、以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讲好故事，依然是电影创作的“本体”。电影人必须要坚持电影的主体性，坚持电影作为一种内容生产的基本规定性，坚持内容为王、导向为魂、创意致胜、科技助强，坚持故事至上、叙事为先的核心理念及其有效策略，增强电影作为内容生产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创作出能够有效满足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文化消费需求的优质电影。总之，对于电影产业而言，内容是纲，纲举目张。
（四）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刻，电影需要清醒和调整，电影理论批评更需要清醒和调整，更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但电影批评迫切需要树立建设性的思维，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思路，而不能停留在情绪性的发泄和批判。如果说10年前关注电影产业研究具有开拓性、先锋性的话，那么今天重新回到电影美学的分析和研究则符合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与迫切需求。中国电影研究的辩证法、其重要性和独特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现出来。因为推动中国电影艺术进步和美学提升又成为了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矛盾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有效推动中国电影的艺术进步和美学提升，需要凝聚全体电影人的全部智慧和能量。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推动中国电影艺术进步、提升电影质量和美学品质，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招，但如何有效提升电影质量，关键在于找到“方法论”，需要电影界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供一点“方法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在寻找“方法论”方面凝神聚力，而更多的停留在情绪化、道德化层面。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电影理论批评能够对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作出战略性、前瞻性的研判，那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才真是善莫大焉。遗憾的是，不少电影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追随娱乐记者，聚焦于票房、经济效益等产业指标，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应该有的高度和深度，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应该有的品质和规范，也失去了电影理论批评的引领和引导作用，要引以为鉴。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必须抓住若干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
（一）建设中国电影全面差异化市场体系。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是要深入研究中国电影结构性变化及其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抓住利好历史阶段推进中国电影的结构性调整，做好顶层设计，全面推动中国电影差异化市场体系建设，让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电影都能有效对接自己的目标观众群体并且不断拓展，都能够得到健康有序、合理协调的发展，真正促成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局面，优化电影生态和格局，增强中国电影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提升中国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可以说，全面差异化市场体系建设是中国电影下一阶段的关键环节。中国电影可以有效利用结构性变化的有利时机，通过宏观调控适当降低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让中国电影得到更高形式、更高层次的“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优化中国电影生态和环境，增强中国电影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后劲，延长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二）实现中国电影内生性增长。所谓内生性增长，通俗的说就是有效提升“单位面积产量”。在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银幕数、观影人次与票房的增长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但是银幕数的增长终究不可能长久保持过去若干年那样的高速度，终究会有相对饱和的时候。具体说，当票房的增长低于银幕数的增长的时候，分界线乃至转折点也将不可避免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前瞻性地思考中国电影内生性增长的问题。从创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有效拓展电影类型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有效提升电影类型的精细化，也就是所谓“深加工”，实现每一个电影创作、电影项目效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具体到类型拓展上，多样化和精细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多样化是为了拓展中国电影的空间和容量，精细化则是为了有效推进内生性增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电影市场近年来超速度发展、加速度发展，主要还是依靠电影投资及其规模的超速度、加速度增长。但从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现代电影市场体系、现代电影产业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的角度看，中国电影的整体规模、相对规模都还偏小，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也还不强。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中国电影规模化的增强，电影的版图也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电影公司的重组以及兼并或许就会成为一种“新常态”，电影的规模化、集中度也会提升。电影在整体上有效提升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的同时，对项目开发的规划性、系统性、协调性也会增强，有助于实现内生性增长。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对中国电影每一个环节的专业性、协调性及其实现综合目标的能力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更高的考验——对每一个电影人都是如此，概莫能外。事实上，内生性增长与高素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否认，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现代电影市场体系、现代电影产业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所需要的电影专业化公司及其配套，电影创意及其创意的实现手段，电影项目开发及其深加工能力，电影衍生品、后产品运营等等，依然存在着很多无法回避的短板，有可能某一天会凸显出来而导致中国电影工业发生“系统性风险乃至毁灭性风险”。只有投资规模及其扩张与“内生性增长”的双轮驱动，才能保障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和健康发展。中国电影需要在全面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建构中，在结构性调整的基础上推进结构性优化，并且进一步积聚、增强中国电影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避免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乃至毁灭性风险。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于中国电影根植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创作和生产，特别是从当下现实发现、挖掘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情怀的好故事，并且用电影的方式加以讲述。
（三）全面推进电影文化体系建设。这是全面推动中国电影差异化市场体系建设取得进展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观影层面而言，需要在适应观众的同时有效引导、提升观众，尤其是要培养高素质观众群体，拓展能够欣赏不同类型电影的观众群体。电影与市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而电影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也是电影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容量和空间的不断拓展，随着差异化电影市场体系的有效推进，具有不同类型电影欣赏能力的观众群体正在逐步扩大，高端观众群体也正在逐步集聚，为中国特色的差异化院线、艺术院线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从最近的电影市场表现来看，包括年轻观众群体在内的主流电影观众群体似乎也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走向自我调整乃至“自我救赎”，尽管是很初步也很艰难，甚至有可能出现反复和波折，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
（四）建立中国电影综合评价体系和标准，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众所周知，西方在其电影实践基础上建构了电影叙事规则、体系和电影理论话语体系。但中国人也致力于本土实践、文化传统、美学传统，试图理论阐释中国电影的本性、本质，今天这个伟大时代也有充分的空间、充分的机会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14]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刻，电影人特别是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精神，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电影作品，把握文艺尤其是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建立起科学评价体系、手段和标准，特别是与互联网时代相呼应，建构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科学性的综合评价标准和体系。
（五）把握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变化和发展大趋势，壮大主流电影市场，发展主流大片。市场检验包括电影票房是对电影质量、特别是观赏性方面评价的硬性指标，应当尊重和发挥市场对质量评价的基础作用。但我们绝不能走向“唯票房”，而是要“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15]。迄今为止，我们很多人较少从工业角度观察、理解和认识电影。依靠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和策略，我们固然可以借助于青春片、喜剧片、动作片与好莱坞电影抗衡，但也绝对需要“高概念”电影，需要全力弥补中国电影的工业短板，特别是发展追求社会效益、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经济价值的平衡和统一，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更为突出的主流大片。[16]因为只有主流电影市场层面的不断突破，才能够保障中国电影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充分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与统一。
（六）中国电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发展道路。中国电影当然不能照搬好莱坞模式，事实上也是无法复制和克隆的。但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借鉴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经验，特别是依靠类型电影支撑电影工业体系的经验。法国电影文化多样性，特别是支撑电影文化多样性的艺术影院的运作，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但是，由于电影发展的历史路径及具体语境不一样，我们也很难简单复制和克隆法国电影的模式。美国电影的工业、商业经验，法国电影的文化、艺术经验，无疑都可以引以为借鉴和支撑中国电影创立本土模式。任何东西都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中国电影科学发展道路也只能在中国电影此时此刻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中借鉴别人的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和现代化转换，在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中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中国电影要走出一条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独特道路，必须有效拓展产业规模、做大做强本土电影市场，同时也要丰富电影的文化内涵，增强电影的文化表达、文化标识，有效提升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如果不能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提炼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传递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那么中国电影就不能为中国大国崛起作出独特的贡献，就难以通过“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魅力和影响力，也就将有愧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中国电影要进一步有力传承、传播中国文化精神、中华美学精神，体现中国文化标识，促成中国文化精神、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化转换、尤其是电影化转换，按照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美）
注：参考资料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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