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程正民：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跨文化研究

作 者 说

对话精神是巴赫金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根基，是巴赫金思想最有魅力和最具震撼力的精华所在。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对话，文化的本质也是对话。

文化对话的目的是文化的创新。

巴赫金文化对话性的思想是独树一帜的，是20世纪文化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于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

他提出的“理解”和“外位性”这两种方法论概念，对跨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照我理解，所谓跨文化就是文化的对话，跨文化研究就是文化对话的研究。在这方面，巴赫金关于文化对话性的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元性、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的互动性、文化的边缘性和开放性、文化的创新性），关于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思想（理解、外位性），为我们开展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 

一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研究涉及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符号学和文艺学、美学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的多面性和很强的原创性，对20世纪思想文化界有巨大的震撼力。 我国对巴赫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开始是关注他的复调理论，继而关注他的狂欢化理论，最后才抓住对话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才逐渐体悟到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的背后和深处是巴赫金毕生追求并为之付出重大代价的对话精神，是对话理论，认识到不理解对话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复调和狂欢。对话精神正是巴赫金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根基，是巴赫金思想最有魅力和最具震撼力的精华所在。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对话，文化的本质也是对话。 生活的本质是对话。他指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的，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整个躯体、行为。他以整个身心投入话语之中，这个对话则进到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参与到国际的研讨中。”[1]在另一处他又谈，“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2]“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巴赫金关于生活的本质的思想是他对人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理解，是他对现实中人的存在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都有独立的价值，人和存在和差异应当受到尊重和关怀，有了这个前提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 思想的本质是对话。他指出，“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把思想看做是不同意识不同声音间演出的生动条件，这样来进行观察和艺术描绘。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因而是与思想多少有些关联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这一艺术发现使他成为伟大的思想艺术家）。”[4]为什么说思想的本质是对话？巴赫金认为思想不是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不是生活在个人意识之中，思想的真正生存领域是在同别人思想发生重要对话的关系之中，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种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获得活力，才能不断生成和发展。思想如果只生活在个人的意识之中，如果拒绝同别人对话，如果把自己凝固起来，把自己树为绝对的权威，那么这种思想肯定会走向僵化，甚至走向死亡。 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巴赫金把对话思想运用到语言领域，对语言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既批判以洪堡为代表的把语言局限于个人心理范畴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语言学，也批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把语言看成是稳定不变的体系的“抽象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他强调语言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社会性，认为语言属于社会活动，话语是双方的行为，它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谁说的，二是对谁说的。他明确指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艺术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5]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对话。巴赫金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提出审美活动是一种审美事件，它由作者和主人公构成，两者在审美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们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实际上审美事件的构成除了作者和主人公，还应当包括读者，审美事件是作者、主人公和读者的对话关系。所谓审美事件所体现的对话，按巴赫金的意见，又可以有三种对话关系：作家同前辈作家的对话；作家与同时代接受者的对话；作家同后代的对话。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具有潜在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它要“生活在长远的时间里”，真正比在自己的时代更活跃更充实。 当然，巴赫金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对话。他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文化的互动和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有成效的生活是在文化的交界处和边缘；文化对话的目的是文化的创新。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强调的是主体性（对话的双方都是独立的，都有自己的价值）、对话性（对话是主体展现的形式，对话的双方是互动的，是相互交锋、相互作用的）、未完成性（存在就意味着对话，对话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 为了深刻理解巴赫金的对话思想，还需要深入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实证主义在哲学中的蔓延和科技发展中机械论的影响，不少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都为哲学中失去人，美学中排除伦理、价值要求感到担忧。巴赫金正是在这时开始对人和人的存在方式进行思考的。同时，巴赫金的对话也是针对他所生存的年代苏联现存制度对人的压制。从他的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人与人平等关系的追求，一种对专制的无声抗议和深沉的人文关怀。 

二

 巴赫金把他的对话理论运用于文化领域，对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对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的互动性、文化的开放性和边缘性以及文化的创新性，都做了深刻的、独特的、富有创新性的阐释。巴赫金文化对话性的思想是独树一帜的，是20世纪文化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于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 

1

文化的整体性和多样性

 巴赫金在谈到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来研究文学，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他明确指出，“不把文学同文化隔离开来，而是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6]在这里，巴赫金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区分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既是统一的也是多元、多样的，既是完整的也是可以分割的。只讲多元、分割，不讲统一、整体，只讲统一、整体，不讲多元、分割，都是片面的。如何辩证地认识和对待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巴赫金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巴赫金首先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是多元的，例如在中世纪有上层文化，有下层文化，有宣扬禁欲主义、宣扬世俗生活的罪恶，妄图使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的教会和官方文化，也有反对禁欲主义、反对等级制度、主张自由平等的民间文化。而不同文化的存在归根到底又是由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条件决定的。他深刻指出，正是中世纪两种生活存在产生了中世纪两种思维体系和两种文化，官方和教会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和交际形式，他们的宗教仪式，决定了官方文化冰冷僵化的严肃性，而民众广场和狂欢节中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决定了民间文化自由平等的精神和充满更新的创造精神，决定了民间文化自由、欢乐的音调。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在谈到一个时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时，也指出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所占有地位及其价值是不同的。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多元文化中，他特别看重民间文化的地位和影响，高度重视民间文化给文学带来的重大的和深刻的影响。他说不了解民间诙谐文化就无法理解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不了解民间狂欢文化就无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到了晚年，巴赫金更是大声疾呼要人们重视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他认为不能把一个时代的文学过程仅仅归结为文学诸流派的表面斗争，仅仅归结为报刊的喧闹，而要去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只有如此，才能“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7] 一个时代的文化不仅是有区分的，是多样多元的，而且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整体。一个时代文化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各种文化的相互联系中，各种文化都有统一的时代精神和特色，往往又体现出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例，它虽然遍及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同时在多个国家中又分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但它们都体现了文艺复兴文化统一的精神风貌，统一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和反对神权的人文精神。在19世纪俄罗斯的众多作家、艺术家身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反农奴制的人道精神，感受到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在唐代文化中，也体现一种统一的“盛唐气象”，一种开阔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一种进取、昂扬的精神。 更难得的、更重要的是巴赫金还特别关注一个时代文化整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多元性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先是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忽视多样性、多元性，后来又是只强调多样性、多元性，而忽视整体性、统一性。实际上，任何具体文化领域都需要从文化整体性的联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显示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就文学研究而言，苏联过去的庸俗社会等只强调文学同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忽视文学的特性，后来纠正这一弊端后又走向另一极端，是过分强调文学特性，而忽视文学同文化整体的关系，缺乏广阔的文化视野。对此，巴赫金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他主张“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8]说到底，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精义就在于此。 

2

文化的互动性

 巴赫金所说的文化对话性主要表现在文化的互动性和开放性，这里先讲文化的互动性。 巴赫金不仅把一个时代的文化看成是有区分的统一体，而且把一个时代的文化看成是多种文化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巴赫金的文化互动性包括三个主要思想：文化互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文化互动不仅是内容层面，也是形式层面的；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在研究文化互动、文化对话时，巴赫金特别关注民间文化、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往我们更多研究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巴赫金认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民间文化为文人文化提供养分，反过来文人文化对整个民族文化，其中包括民间文化也是一个大的提升。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同正宗文化的关系深刻证明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整整1000年积淀起来的非官方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文化闯入了正宗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并使之充满创造力，这种表现在狂欢化文化对狂欢体裁形成的作用，更主要的表现在民间狂欢文化所形成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自由平等的精神、交替更新的创造精神）对文艺复兴世界观的影响。正如巴赫金所说的，“在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基础上，还逐渐形成各种复杂形式的文艺复兴世界观，透过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一时代人道主义者所理解的古希腊罗马文化。”[9]这里所指的民间狂欢化式世界感受对文艺复兴世界观的影响，对文艺复兴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使人回到人自身”，在于对人的尊重，在于弘扬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反过来讲，在巴赫金看来，千年积淀起来的民间文化、民间诙谐文化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影响，本身也得到提升，也产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巴赫金认为表现在“它的全民、激进性、自由不羁、清醒和物质性已从自身近乎自发的存在阶段，转向艺术自觉和坚定性的阶段，换言之，中世纪的诙谐在其发展的文艺复兴阶段已成为新的时代的自由的、批判的历史意识的表现”，[10]这里说的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化在文艺复兴先进人文思想光照下，逐渐由感性的自发状态上升为自觉的状态，并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表现形式。 巴赫金关于上下层文化互动的思想，应当说揭示了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和重要规律。多种文化的互动，在我国多个时期文化和文学发展中都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我们看到了民间故事、民间说书对文学经典《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形成的作用，也可以看到这些文学经典走进民间，对整个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提升作用。谈到“五四”时期，钟敬文先生认为，“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它打击得更严厉的是上层文化，保护和提倡的是通俗文化和下层文化。在他看来，“五四”时期对中层（市民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的保护和提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起促进作用的，其中包括提倡白话文；赞扬口承文学，创办《歌谣》周刊；提高俗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的地位；进行作为民族文化的民间风俗风尚的勘察等。他认为这些活动所提倡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同“五四”新文化活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民间文化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支持一样，当年弘扬传统的中、下层文化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支持。 从巴赫金到钟敬文，他们关于文化转型期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互动的思想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面临文化转型，当代文化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有主流文化有非主流文化，有精英文化有大众文化，有雅文化有俗文化，多种文化如何在互动中发展，上层文化如何从下层文化中吸收营养，下层文化如何在上层文化影响下得到提升、特别是新文化的形成如何得到下层文化的激活和支持，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巴赫金关于文化互动性的思想，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巴赫金认为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不仅是内容层面，而且涉及到形式和体裁。就民间狂欢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言，不仅是狂欢节所体现的狂欢式世界感受形象正宗文学的内容，而且“狂欢化有构筑体裁的作用，亦即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11]也就是说，在狂欢化的影响下，欧洲形成了狂欢体文学，并且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二是不同文化领域（哲学、历史、教育、文学）、不同艺术门类（电影、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的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3

文化的开放性和边缘性

 巴赫金在解释一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互动关系之时，又特别指出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统一体。从共时的角度看，要在同别人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显示出自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使双方的文化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历时的角度看，要把文化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放在“长远时间”里，在同未来时代的对话中，揭示其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巴赫金所说的文化开放性有宏大的视野，既有横向的开放，又有纵向的开放，既指向当代，也指向未来。 我们上面讲的文化的互动性，一个时代多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就是文化的横向开放、文化的共时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富有独特性地提出了文化的边缘性问题。他认为不同文化领域之间不应当是封闭的、对立的，而应当是开放的、对话的。文化的开放和对话往往是在各种文化的边缘和交界处进行的，而新的文化往往正是在不同文化的边缘和交界处。巴赫金早年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成问题》中就指出，“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些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渗入到每个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化行为都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出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产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灭亡。”[12]到了70年代，他又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问题，往往忘记了这些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的封闭的特性中。”[13]为什么文化对话常在文化边缘和交界处进行，为什么在文化的边缘和交界处最能产生新的生命？可能是在这种地带，在多种文化的交汇处，多种文化在对话、交锋中往往处于一种混沌的、活跃、奇异的状态，于是就容易打破旧的思想、旧的形式，产生新的思想、新的形式。巴赫金这种文化边缘性的思想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和文化发展的理解的。就当代艺术而言，电影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现代技术的交汇处产生的。MTV是音乐和影视的结合，小品是戏剧和相声的交种。可以说当代一切最紧张、最富活力、最富成效的文化现象，都是出现在多种艺术文化的交界处。 从历时的角度看，巴赫金提出把文化放在长远的时间里，向多个时代开放，在开放和对话中，不断揭示其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巴赫金说：“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在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的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作品则永远是）比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14]这就是说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化仿佛超越自己的时代，在自己身后的生存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意义。关于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生命力和潜能问题，巴赫金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开放和文化对话来加以理解的。在他看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存在一种对话关系，都要同不同时代开放和对话，要同前代对话，同本世代对话，同时同后代对话。能够活在长久的时间里。除了它有现实的内容，还在于它有潜在的内容。前者是已经被同时代人理解和关注的内容，后者是潜藏其中后来被同时代人揭示的内容，它要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被激活，不断被揭示。 

4

文化的主体性和创新性

 除了互动性、开放性、边缘性，在文化对话中，为了保证文化对话顺利进行，巴赫金特别关注主体性（文化对话的立场、前提）和创新性（文化对话的目的、旨归）这些大问题。 主体性是文化对话的前提问题和立场问题。所谓前提就是必须承认文化对话是两个主体而不是只有一个主体，对话双方的文化都是平等的，都是有其价值的，都应当受到尊重。所谓立场就是在文化对话中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自己的主体立场。巴赫金认为，以往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中，存在一种片面的、也是错误的观念，就是为了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当融于其中，他指出，“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要忘记任何东西。”[15] 在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在同外国文化交流中就是缺乏对话精神、缺乏主体性。解放后在政治上我们向苏联“一边倒”，文化上也是倡导以俄为师，以苏为师，在文化学术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缺乏自己独立的看法，缺乏主体意识，根本谈不上文化对话，也就不可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向西方文化开放，引进了西方有价值的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存在生搬硬套，缺乏分析和辨别，缺乏与其展开对话的倾向。 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学者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坚持文化主体性问题上，钟敬文先生同巴赫金完全一致。在中国民俗学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主体性和民族意识。他一方面提出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认为“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先进的外国理论的推动”。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指出，中国民俗学要自主，不要老跟着外国人描红格子，中国民俗学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他指出，我们经济虽然不发达，但“也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文化独立性，尤其是有自己民俗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应当牢记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别人学术的附庸。”[16] 除了立场，除了主体性，巴赫金在文化对话中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对话的目的问题，是文化的创新问题。在巴赫金看来，文化对话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而是要在对话和交锋中显示出双方深层的底蕴，使不同的文化在对话和交锋中互相得到丰富和充实。他指出，“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且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对话不仅仅是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本国的文化特点，不断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 要在对话中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要在资料的掌握和深入研究方面下大功夫。文化对话、文化交流不等于介绍对方的文化，而是要有自己独立见解。真正的中国声音应当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文化语境出发，联系中国的实际，对问题做出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阐释，对现论问题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钟敬文先生在研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同他进行对话时，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民俗学家，他在狂欢文化研究问题上，并没有简单搬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而是在巴赫金的启发下，结合中国狂欢文化的实际，做出自己独特的阐释和理论概括。在《略谈巴赫金文学狂欢化思想》一文中，[17]他在区分狂欢的不同概念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狂欢文化现象的共性和个性，指出狂欢文化现象是人类的精神现象，是表现“心灵的缓和和激情”，是对僵化专制的制度、秩序、规范的讽刺和抨击，这是共性；同时又指出多民族的狂欢文化现象又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认为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现象，例如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在表现人的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反抗抨击僵化的制度和规范的同时，更突出表现出一种抗争精神、一种对扼杀人性的两性束缚的抗争、一种对官方欺压百姓的抗争。例如在中国农村的“骂社火”、“闹春官”中，百姓可以指责官方的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甚至可以对其进行审判。在这短暂的特殊的狂欢时光中，老百姓表现了颠覆原有秩序、制度、规范和渴望自由平等生活的理想，如同巴赫金所说，“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除此之外，钟敬文先生指出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的特殊之处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间狂欢“保存宗教法术性质，它们与现实的崇拜信仰，依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民间狂欢含有复杂的文化因素，“还带有民间娱乐、民间商业等种种其他因素，从而构成中国这类活动的复杂内容，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神、艺、货、祀’”。钟敬文在文化对话中有着清醒和明确的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他晚年明确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他说，“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显然，中国学派的旗帜就是学术自觉的旗帜，学术独立的旗帜，学术创新的旗帜，这也是文化对话的真正旨归。 

三

 一个学科的独立取决于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的发展则取决于它有相应的学科研究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发展。在巴赫金看来，人文科学研究、文化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它自然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他晚年在《人文科学方法论》等论文中，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其中提到了“理解”和“外位性”这两种重要的方法论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先谈理解。巴赫金把理解视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理解也可以说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理解的提出首先是同研究对象相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由于自己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也就相应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巴赫金以前，这个问题就被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注意到了。19世纪末狄尔泰试图汇集各门人文科学，建立“精神科学”。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的世界，因此对自然的认识可以通过感觉、观察，最后得出因果关系。而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的精神世界，对它的研究只能通过人自身的领悟、体验和经验的归纳、概括，最后达到对其本质的认识。而这种研究方法就是解释和理解。如果说自然科学是通过计量认识事物的规律，那么精神领域与科学量化的方法不同，是通过体验和理解获得的。它必须从内在体验出发，以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作为基础。因此，理解是人文科学的有效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狄尔泰的贡献就在于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确立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那么巴赫金所说的理解和狄尔泰所说的理解有何不同？巴赫金承认人文科学是精神学科，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是需要使用理解的方法，这是他与狄尔泰看法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人的区别，或者说巴赫金对狄尔泰的发展，在于巴赫金对阐释学中的理解和解释运用对话理论做出了新的论述。巴赫金在《文本问题》一文中摘录了法国学者瓦尔杰克尔的观点，这位学者说：“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责难，我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科学不知道‘你’。这里指的是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不知道有“你”存在，总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纯粹的实体“他”来对待，并不存在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仅有“我”的存在，知道有“你”的存在，你我之间是存在对话关系的。[18]巴赫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解释和理解的差别。自然学科是解释，人文学科是理解。他说：“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对客体不可能有对话关系，所以解释不会有对话的因素。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19]这就是巴赫金所强调的人文思维，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双主体性，交互主体性。巴赫金关于理解的思想是建立在对话思想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的”。[20]第一，他把理解看成是应答性。它不是追求一个意识、一个声音而消除他人的意识，最后形成统一的意识。理解并不是单纯的认同或单纯的否定，不是融为一体也不是决然割裂，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而是和而不同。第二，他又把理解看成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双方对话过程中，不只是保留各自意见，并不只是双方互存的理解，而是要通过对话把双方各自的特点、优点更加突显出来，并且在对话交流中创造全新的思想。正如巴赫金所说，“说者和理解者又绝非只为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反，它们相逢于第三世界，交际的世界里，相互交谈，进入积极的对话关系。”[21] 那么理解如何进行，如何推动呢？巴赫金提出了“外位性”的概念。他首先批评一种错误的观点，以为为了更好理解别人的文化，就必须融入其中。“移情说”，在审美活动中移情十分重要，你必须深入他人的内心，体验他人所体验过的立场，同他融为一体。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要理解别人的文化固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察世界”，但这里是不够的，是片面的，这做法只能是简单的重复，不会有其他的新意。他指出，“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对针对他想创造性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22]外位性是一种近视，我能在他人身上看到他人看不懂的东西，他人能在我身上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外位性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对话，也就是说，理解别人的文化，要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要创造性的加以理解，而不是丢掉自己。 巴赫金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23]也可以说，不同文化的交锋和对话，是文化发展最强大的推动力。这个观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外位性和对话消除了文化的封闭性和文化交流的片面性，并能显现出不同文化的深层底蕴。巴赫金指出，“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24]同时，不同文化、不同含义只有在比较交锋和对话中，才能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和深层的底蕴。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文化的特色和底蕴会显露得更加清楚，反之，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文化的特色和底蕴也会显露得更加清楚。比如西方人的个体性在东方人看来显得扎眼，而东方人的群体性在西方人看来就显得很突出。 第二，外位性和对话使不同文化相互得到丰富和充实，并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化。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底蕴、自己的眼光、自己的问题，是无法创造性理解别人的文化，也无法在对话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巴赫金说，“我们说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予我们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含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可创造性地理解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这当然应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25]这就是说，在文化对话中，要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丰富和充实，就必须保持自己文化的立场，自己文化的主体性，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26]在这里，文化的开放和完整是统一的，通过对别人文化的开放，同别人文化的对话，是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而不是融化掉自己的文化。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JJD750006。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辑：韩宵宵

注：注释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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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庚辰 | 李雪健 | 袁毅平  | 张世英 | 刘厚生 | 李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