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 | 裘锡圭：关于高明先生所说的他与朱德熙先生之间的一段往事

关于高明先生所说的他与朱德熙先生之间的一段往事

——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

文 |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

高明先生在一篇文章和一次采访中，都说到朱德熙先生由于高先生对他的一篇文章提了不同意见而阻挠高先生提升教授的事，高先生对这件事的认识其实是有问题的。高先生又说朱先生晚年对当时不同意他提升教授之事感到后悔，这应是事实。朱先生后来看到很多提升教授的人的水平还远远不如高先生，当然会感到他当初没有充分考虑学术界的现实情况，坚持他心目中的学术标准，使高先生迟迟没有评上教授，有些对不起高先生。附录肯定朱先生遗稿《古文字考释三篇·释仓》的意见是正确的，并由郭理远增补了关于此字的一些资料。

高明先生在为纪念张政烺先生而写的《治学导师 做人楷模——忆张苑峰先生》一文（以下简称“高文”）^[1]以及为《北大考古口述史》所作的口述（以下简称“口述”）^[2]中，都说到朱德熙先生由于高先生对他的一篇文章提了不同意见而阻挠他提升教授的事。我认为高先生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问题的，需要加以说明。下面先从高先生提意见的事说起。

高文说：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邀请几位大陆学者参加，其中有北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我也有幸被邀。会上每人发一本《古文字学论集》，其中都是与会学者撰写的论文。当我阅读我校副校长的文章，发现他用了两件伪制的赝品考证先秦时代的一个官职。因是国际会议，我怕有人在会上提出质疑，想提醒他作些准备，以免被动。平素我很尊敬他，关系也不错，因我出于好意，故未加思考，到他的卧室直接对他讲：您用的这两件资料恐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他问。我刚说“可能是伪造”，未等我把话讲完，他拂袖而去。因他恼火，故未能予以解释。（第20页）

口述说：

大约1978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次国际古文字会议，自“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大陆十几位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北大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北大副校长朱德熙，还有裘锡圭。去以前把论文都写好，寄过去，开会之前将每一个人的论文合编成论文集。到香港出席会议的学者每人发一本，我接到论文集先看看有多少论文，谁写的什么问题。我看到朱德熙的文章，他的文章是根据两个战国印，考证战国的官吏，可惜这两个印都是伪造的，都是假印。我一看，就想朱先生怎么写了那么一篇文章，选的两个印一个真的也没有。他年岁比我大，资格比我老，我很尊敬他，平常来往还是比较多的。我以为关系比较好，怕在开会的时候人家提出来了，他很被动，我就到他的房间，想在开会以前给他打一个招呼，我告诉他这两个印可能靠不住，如果真有人提出来你自己做一些准备。没想到我这样做是做错了。我说你用的这两个印可能有问题，他好像很不耐烦，问有什么问题呀。我说这两个印可能是赝品，他说：“你怎么知道是赝品呀？”我就给他列了三个原因……可是我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而且很反感。（第256-257页）

两处所说颇有出入，且有与事实不符之处。高文没有点朱先生的名，但是对20世纪80年代北大文科的情况比较熟悉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指的是朱德熙先生。高先生说的会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在1983年9月召开的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有高先生已经说到的当时会上印发的《古文字学论集（初集）》为证。高文将会议召开的时间说成1982年，差了一年；口述说成1978年，差得更多。朱先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的那一届当副校长的，任期从1984年开始，去香港开会的那一年，还没有当副校长，高文和口述都说他当时是副校长是错的。高文和口述所说的提意见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高文说没等他具体讲意见，朱先生就“拂袖而去”；口述则说高先生讲述了他的意见，但朱先生“听不进去，而且很反感”。高文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当时中文大学把大陆学者都安排在校外的一家旅馆里住宿（据我回忆，好像是美丽华酒店），朱先生难道会不等高先生具体讲意见就“拂袖而去”，把高先生留在朱先生自己住的客房里吗？口述说朱先生对高先生的意见“很反感”，我认为也不大可能。跟朱先生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朱先生很有涵养，而且在学术上是很开放的。高先生好意对朱先生的文章提意见，朱先生怎么会“很反感”呢？

朱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3]高文所说的朱文引以为据的“两件伪制的赝品”，指陈簠斋旧藏的两件齐国铜量。口述所说的伪造的“两个战国印”，其实就是这两件铜量上的仿印文格式的铭文。我本来也怀疑这两件器上的铭文不可靠，在我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上的《战国文字中的“市”》^[4]一文中已经提出。朱先生写关于厩的那篇文章时，曾向我讲过文章的大概内容，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了这两件量器铭文的真伪问题，朱先生虽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但一点没有不高兴。后来朱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我的意见，作了反驳，但完全是讲道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5]高先生跟朱先生的关系本来不错，又比我年长，我不相信朱先生对好意在会前向他提意见的高先生会“很反感”，并因而阻挠高先生提教授。

高先生说他申请提教授前两次都因朱先生的反对而未能在学校的评审会上通过（见口述第257页），这应该是实情。高先生认为朱先生是由于对他提意见的事记恨，而阻挠他提升教授的，这只是他的主观看法。那么，朱先生为什么要反对提升高先生为教授呢？我把我的看法写在下面。

我从1962年开始，跟朱先生有了较深的交往。在朱先生80年代末去美国前的近三十年中，除去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搞运动”“下放”），一般每年都有多次在一起谈古文字学方面的问题，其中也谈到高先生。朱先生和我都认为高先生治古文字学很勤奋，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所写的书和文章里有时会讲一些稍显外行的话，偶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如把见于《说文》的字说成《说文》所无之类。高先生自己在“口述”里就指出在他申请提教授的时候“评教授也比较严格，起码比现在严格。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搁，积累的时间很长，需要提教授的人很多，条件、要求也比较多”（口述第257页）。我可以断定，朱先生在前两次评审会上反对提升高先生为教授，是由于认为高先生当时的学术水平还够不上朱先生心目中一个教授所应有的水平，而绝不是由于高先生对朱先生的文章提过反对意见。

高先生在口述中说：

后来朱德熙先生全家移居美国，不幸患了癌症。李零教授去看他，朱主动提到我，他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这是李零向我传述的朱德熙先生原话，还说朱先生有后悔之意。（第258页）

我对李零先生的转述是相信的。朱先生晚年看到很多学术水平不如高先生的教师都升了教授，不少人还当了博士生导师，自然会感到他当初没有充分考虑学术界的现实情况，坚持他心目中的学术标准，使年龄在同辈教师中本就偏大的高先生，到六十岁时才提上教授（高先生生于1926年12月，他提升教授已是1987年的事），因而还耽误了高先生担任博士生导师，有些对不起高先生，所以朱先生跟李零先生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由这一点是不能得出朱先生当初是由于对高先生提意见的事记恨而阻挠他提升教授的。

由于高先生的主观看法，严重影响朱先生作为一位纯粹、正直的学者的形象，我不能不写这篇说明问题的小文。

附  记

我的目力已经坏得一塌糊涂，连查资料、写东西都有困难。这篇文章是由我口述、由郭理远录入电脑的，查资料的工作也由理远承担。在口述过程中，我们在文字表达上还时有讨论，谨志谢忱。此文初稿写成于2017年12月，现在稍加修改发表出来，以纪念朱先生百年诞辰（朱先生生于1920年）。

附：读朱德熙先生遗稿《古文字考释三篇·释仓》小札

我在《步黟堂藏战国陶文遗珍》序中所补释的齐陶文的第三字，自上而下由“艸（或省作屮）”“仓”“月（肉）”三部分组成（见《步黟堂藏战国陶文遗珍》，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153-155页“陈”刻文陶片），我以为是从“月（肉）”“苍”声之字，释为“臟（简化字作“脏”）”。读了朱先生遗稿《释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页）之后，才知道朱先生早已释出了齐陶文中的这个字，他分析此字为从“艸”“”声，释为“苍”，同时还释出了玺印文字中与此字结构相同（但“艸”省作“屮”）的一个“苍”字（详参此《小札》后的“郭理远附识”）。今按：朱先生和我所释之字，在齐陶文和玺印文字中，多用为人名（详参“郭理远附识”），古人有以“苍”为名者，其著者如汉初之张苍，但似无以“臟”为名者。这样看来，此字之释当以朱先生之说为是。战国文字中从“臽”声之字声旁往往作“”（参看裘锡圭《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释“䐄”及从“䐄”诸字》，《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2—276页），情况与上举“苍”字相类。

▲《步黟堂藏战国陶文遗珍》，第153、155页

从“臽”声之字声旁下加“月（肉）”旁者，应即《说文》“䐄”字，《说文》肉部：“䐄，食肉不厌也。从肉，臽声。”“仓”加“月（肉）”旁之字疑即“臟”之初文，但此字后来似废而不行，古书多以“藏”表“臟”，后来又加“月（肉）”旁分化出“臟”字，如“”确为“臟”字初文，与“臟”应是一字异体的关系。

2017年12月4日初稿

2019年10月30日修改

郭理远附识

在朱先生遗稿正式发表的同时，张振谦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中国文字学会第七届年会会议论文集》，长春：吉林大学，2013年，第230-237页）上发表《齐陶文考释八则》一文，其第七则考释了王恩田编著《陶文图录》（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所收齐陶文中如下之字：

《陶文图录》2.262.1  

《陶文图录》2.262.2《陶文图录》2.259.4

他释此字为“”，未作进一步分析，但可以看出他跟裘先生一样，也将其视为从“月（肉）”“苍”声之字（这些字形已收入张振谦编著：《齐鲁文字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549页“肉”部）。这三例陶文，前两者文例是“昜里人～”，与朱先生所释陶文相同，后者是“蒦杨里～”，他根据其他记同一陶工的陶文中人名前的“杨里人”或作“昜里”，指出这三例陶文所记陶工是同一人。

战国齐私玺中有一个人名作如下诸形：

《古玺汇编》1954《古玺汇编》3544《古玺汇编》0576《古玺汇编》1465

第一例《古玺汇编》隶定为“”，《古玺文编》置于卷一艸部（第13页）。后三例《古玺汇编》缺释，《古玺文编》置于附录中的肉部（第436页）。其后学者们多之为一字异体，认为此字上从“艸（或省作屮）”、下从“月（肉）”，但对中间部分的看法颇有分歧，有“”“會”“虘”等说；或将其列为未识字。

今按：此字与朱先生所释“（苍）”实为一字，后者“仓”旁中竖两侧分别是“爪”形（或少一笔）和“口”形，前者这一部分则是二“爪”形（或与中竖结合成“田”形）。吕金成编著《夕惕藏陶续编》（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所收沂水刻划陶文中有立事者“”一类（第51-56页。据其序文第13页可知，此人名之字的隶定从裘先生说，但未括注“臟”），与裘先生所论步黟堂藏品文例一致，立事者之名的写法也多与之同，值得注意的是，该字有一例写作（该书摹补为），其“仓”旁中竖两侧为二“爪”形，正与上举私玺人名第一例同。古文字中有“爪”形与“口”形相混的例子，如春秋曾国铜器中有一个从“為”、从“攴”的人名用字“”（《集成》01990），在同出的另一件器中作“”（《集成》04636），后者“為”旁的“爪”形作“口”（这种写法的“為”也见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和铜器铭文中，参看李守奎编著：《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7-78页）。又如“申”字曲笔两侧的部件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已有作二“口”形的写法，战国文字中除了楚系文字仍如此外，其他各系文字都有作二“爪”形的写法（参看徐在国、程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024-2025页）。齐系文字中“仓”的“口”形或作“爪”形，除了二者在书写过程中容易相混之外，也应有使字形对称的原因。二“爪”形与其中间的竖笔结合而演变为“田”形（中竖或出头）的情况，在文字演变中亦多见（可参“申”“曳”“遣”“遗”等字的写法）。上举《古玺汇编》3544之字所在玺印的姓氏字“（鲍）”作，其“革”旁中部的写法也是这类演变的结果。【校稿补记：《齐陶文集成》5.20.06.1著录的两例陶文中人名“（苍）”字作、（原释“”），其“仓”旁中部即作“田”形（成颖春编著：《齐陶文集成》，济南：齐鲁书社，2019年，第449页）。】

朱先生遗稿中考释的一例玺印作：

他释读为“䊑（饷）（仓）”，认为是贮存军饷的粮仓所用之印。今按：目前所见齐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苍）”字基本上都用为人名，且该印格式与上举齐私玺后三例基本相同（只是没有中间的界格），当亦是私玺，只是姓氏字笔画不清，是否确为从“米”、从“尚”，难以断定。

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一例齐陶文中有个“”字（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三卷）·陶文·齐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左旁似从木，《齐鲁文字编》将其右旁隶定为从“艸”、从“虘”、从“肉”，以之为“樝”字异体（第782页）。徐在国编著《新出齐陶文图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3册，第480页）将其右旁隶定为“”。今按：此字右旁显然也是“（苍）”，具体含义尚待研究。

2018年3月6日初稿

2019年10月9日修改

注  释

[1] 载张永山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22页。此文已收入《高明学术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8-680页），内容有所改动。本文据《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引用，引文后括注此书页码。

[2] 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9-260页。

[3] 载常宗豪主编《古文字学论集（初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83年，第409-423页。已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7-165页。

[4] 载《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注9。

[5] 附带说一下：《考古》1996年第4期发表了魏成敏、朱玉德《山东临淄新发现的战国齐量》一文，报道了90年代初在齐故都临淄的遗址中先后发现了两批形制和容量与陈簠斋旧藏二铜量基本相同的大小两件一套的铜量。1991年发现的那一套，铭文的内容和格式也与簠斋旧藏的相同，只不过是刻款，文字间没有十字格。发表者指出这一套铜量“证实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器（引者按：即陈簠斋旧藏二器）之传为临淄出土的可靠性”（第25页）。此后，绝大多数学者对簠斋二器的真实性已无怀疑。王恩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发表《“右里”二量真伪辨》一文，又从簠斋二器铭文的字形和格式方面，反驳了裘锡圭、高明疑其为伪的意见。由此可见，朱先生对此二器真实性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过去以不伪为伪，极为错误。参看拙文《齐量制补说》的附录“关于簠斋旧藏大小二右里铜量的真伪”（《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32-35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推荐阅读▼新刊 | 《出土文献》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出土文献》 | 林沄：评《四论武乙、文丁卜辞》
《出土文献》 | 李家浩：沂水工吴王剑与汤阴工吴王剑

编辑 | 侯建科

扫码选购纸版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