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汇编》（以下简称“《玺汇》”）0174、0176号著录了两方齐官玺，均为白文：[1]
0174 0176此二玺旧多释为“武关（）”“武关（将）鉨（玺）” ，[2]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唯玺文首字（以下用“△”代称）的释写稍嫌龃龉，且很少有人对字形作过分析，或可作进一步的研究。△，二玺形体近同，文例相同，显为一字，《玺汇》即并释为“武”，前辈学者亦多从其释。[3]何琳仪先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将△及齐陶文之（《古陶文汇编》3·363）释为“”，云：“，从山，必声。”“齐玺，读密，地名……齐陶，地名。”[4]我们也曾怀疑△即“密”之异体，并提出：“此字下从山，非从止。齐陶文‘楚郭□密里腊’（《陶文图录》2·393·4——注：此与何琳仪先生所引《陶汇》3·363为同一片陶文）、‘高密材’（私人藏品）中的‘密’也省略了‘宀’。”[5]但未及展开论述。下面我们以此为基础，对△进行全面的探讨。
一△上部从戈形，这没有什么疑义，但下部所从为何，值得详细考察。释为“武”者，皆认为下部从“止”。“止”是古文字中习见的部件，两周齐系文字中的“止”字或“止”旁通常有以下几种写法：[6]
以上所揭之“止”字或“止”旁或与△下部所从的形体明显不合。不过这里需要重点说明，齐文字中的“止”确有个别特殊写法，与△所从的较为近似，如：
上揭陈孟卿戈“造”所从之“止”与△下部之，二者区别尚较明显，只是前者右上笔画稍有残泐，易被忽略；而武城戈“武”字下部所从之“止”作，有较大的迷惑性，需要仔细辨识。细察字形，我们不难发现，右侧末端笔画歧出，实非一笔所能完成，只是这两笔有一大部分重合而已，这与有本质上的区别。A8两例所从的“止”当属上举A5一类。A9洹子孟姜壶“遄”中的“止”作，中间一笔下端虽缩短，但形下端仍有余笔，当是上举（A7）一类形体的进一步讹变，与亦无涉。A10所列陶文“岁”字所从的“止”作、，与尤为接近。不过，形中间一笔下端亦有余笔，恐怕与上举A7、A9属于一类；而形则是形的进一步讹变。就目前所见的齐文字资料里，“止”作、形者仅出现在“岁”字之中，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看作是专属“岁”字的特殊讹变，而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等形似乎关系不大。[9]另外，《玺汇》3737号还著录了下揭一方齐玺：
3737《玺汇》将该玺归类为姓名私玺，左下之字阙释。吴振武先生据《上海博物馆藏印选》释左下一字为“正”，并将该玺认定为官玺，[10]甚是。此“正”字所从之“止”作，与△所从之形极近，不过仔细辨析仍可发现其中的差别。形中间竖笔与右侧笔画相接，且左侧笔画末端稍稍过于右侧笔画的末端，可摹为，属于上述A4一类的变体；而的左右两笔相交于笔画末端，[11]中间的一笔又落于左侧笔画上，摹写则为，与上揭的“止”有一定差距。其实，《玺汇》0176中△下部所从的略有讹变，《印典》著录了一方与0176号同文的齐官玺：[12]
《印典》其首字下部所从作，中间的笔画落于左右两笔相接处，与△下所从的几近全同，当为正体。而、与上揭“正”所从之“（止）”差距更为明显，正可为△下所从非“止”的明证。准此，将△释为“武”也就很难成立了。谛审字形，齐玺△字下部所从当为“山”。众所周知，“山”的写法在商周文字中没有多大变化，甚至在战国文字中也没有形成很鲜明的地域特征。这里仅略举几例战国各系文字中“山”字或“山”旁的常见写法与之比较：[13]
表1 战国各系文字中的“山”字或“山”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揭部分玺文、陶文的“山”中间竖笔与下部衔接处不再填实，而是由粗率的竖笔和对称的两斜笔组成（如上表中齐系的“”、晋系的“”、燕系的“山”等），[15]我们讨论的齐玺△字下部所从与此正合。如此，我们可将齐玺△字重新隶定为“”，此字应当就是“密”之异体。下面试对“”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在考证分析“”的构形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殷周甲骨文、金文的“必”“密”以及与“必”密切相关的字作一些梳理。甲骨文未见“密”字，西周中期的金文有以下诸形，上从“宀”、二“”，下从“山”。裘锡圭先生指出：“‘必’字实从‘’而不从‘弋’。‘’是戈柲之‘柲’的象形初文。”[16]故这些金文字形可隶为“”：
西周金文中亦有单字“（必-柲）”和从“（必-柲）”之字，正可与此对比，如：
其中，“”“”正以上揭小臣鼎、伯宓父鼎之字为声符。“”就是“密”字。[19]从西周金文“宓”“”“”的写法来看，中间从二当是早期“密”的构形特征。裘先生曾专文考证甲骨文中的“必（柲）”及相关诸字，指出，甲骨文“必（柲）”作者都见于第一、二期，作者见于第五期，三、四期的“必（柲）”则兼有早期和晚期两种写法（个别二期旁的写法已经接近于晚期）。[20]而上揭西周金文“”“柲”“”“宓”“”中所从的，应当就是从甲骨文第五期一类的写法发展来的。在殷周甲骨金文中，“必（柲）”亦有在两侧加饰点者，如：
东周以降的“必”便是在这种写法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并在各系文字中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对比如表2：表2 东周各系文字中的“必”字或必旁
从表2可以看出，秦系文字较完整地继承了殷周文字中加饰点的“柲”的写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燕、齐、秦系的“密”或“宓”中间所从多已省为一个“必（柲）”，可见这种简体的写法已经成为主流，只是齐文字的“䛑”、“必”和楚文字的“蜜”尚从二“必（柲）”作，当是保留了西周金文较古的写法。《说文》析“密”为“从山，宓声”，所据的篆文即是本自东周秦文字的这种简化字形。
这里需要重点关注齐高密戈之“密”的写法。此“密”上部从宀、从或（即“必”，见表2），、显系在“戈”形上附加饰点，与西周金文的“必”不同。这使我们顺理成章地联系到了上述齐玺中的“”。“”上部虽无“宀”旁（说详后文），然所从的“戈”形与、极为相似，当是在承接此类形体的基础上进一步省写了饰点。为了直观比照，我们再把字形列在下面：
楚文字中也有“必”讹省作“戈”的情况，或可类比。楚文字的“必”常作“”，亦有作“戈”形者，如表2郭店简《老子》甲27的“閟”。[25]又楚文字的“蜜”，从甘，宓声，且“宓”从二“必”作，如表2上博简《孔子诗论》28，包山简255、257的“蜜”，其中包山简255、257两形所从的“必”稍有讹变，或似“米”形；亦有径作“戈”形者，如表2包山简255、上博简《民之父母》8、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19的“蜜”，其中包山简255之形，尚只有右侧的“必”写作“戈”形，而到了上博简中，“必”皆变作了“戈”形。[26]
又传抄古文中的“密”有作下揭之形者：
（《汗》4·51“密”引裴光远《集缀》）[27]
郑珍云：“止从必，省宀，弋误作戈，宜作形。”[28]黄锡全先生据《古文四声韵》“密”作、《集篆古文韵海》作认为：“此形盖作为之分离形。密字本从弋，讹变从戈。”[29]黄说大体上是不错的，只是“密”所从当为“必”而非“弋”，[30]但这并不妨碍与齐玺的“”互证（“宀”旁有无的区别暂从略，说详后文）。从早期文字的构形和用法来看，“必”“戈”形义均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因字形近似，在书写过程中讹混不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上文所列举的战国文字和传抄古文资料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必”书作“戈”的情况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渊源呢？答案可能不是绝对的。下面我们针对这一问题再试着作进一步推论。
甲骨文中尚存一系与“必（柲）”有密切关系的形体，或单独成字，作，或加辵/止旁，作 。[31]裘锡圭先生在上引专文中将以上诸形释为“必（柲）”或“”，认为等形是字（引者按：即甲骨文“必/柲”）加指示符号的繁体，在象柲形的笔画上加点或圈以说明“柲”的字义。[32]裘先生的说法在学界影响颇为深远。近年陈剑先生亦撰专文讨论此字，全面分析字形演变序列和辞例释读，结合裘说，将此系甲骨字形改释为与“必（柲）”形义俱近而通用的“臾”（从辵/止者释为“”），读为“游猎”之“游”，[33]并沟通了“臾”与“必（柲）”的密切关系，指出：
“臾”字最原始之形等，即于“必（柲）”的中间加一圈形（或作填实，或变为短横等），以补充指示、强调其物。除了跟“厷（肱）”等字联系类比、看作“必（柲）”字繁体的思路，说为表示另一个与“必（柲）”意义近同之字，也是完全自然合理的。[34]陈说详密，断无疑义。“必（柲）”“臾”当即形义相近的通用字，在构形理据上亦有相通之处。这里需要注意，甲骨文的“臾”还有写作者，与“戈”无别，如：
裘锡圭先生指出，这种现象“极为少见，当是笔误，不能作为释字的根据” ，[36]已初步揭示了字形讹变的本质。董珊先生认为：“‘柲’上有短横，这个短横是由指示符号‘○’或‘•’演变来的，并非‘戈’字表示戈头的笔画。”[37]陈剑先生亦认为：“按此‘指示符号’原本是位于戈柲形之中间的，变为‘短横’再上移后类似‘戈头’形，全形才变得与‘戈’形近而混。同样，前举B5、B7那些讹省从‘必（柲）’或近于‘弋’（其形与‘弋’尚非全同）的字形（引者注：B5、B7即等形），也当作如是观。”又在方括号随文注中说：“从后文所论‘△偏’与‘必（柲）’的密切关系来看，前者（引者注：即上举一类的形体）也可以看作义近偏旁区分不严的现象。”[38]总而言之，这种写作“戈”形的“臾”就是由上举等相关写法讹变而成的，特别是与等形有直接关系。陈剑先生业已指出：“从古文字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古文字中的‘圈形’‘填实的黑团形’‘粗肥笔形’与‘竖笔或斜笔上加小圆点，圆点再变为短横或长横形’等，这几者之间的交替变化，是极为常见的，如‘土、丰、、枼/世、午、由、克、/灷、臾、屯’，等等。”[39]这样一来，一类的写法与“戈”字只是偶然的同形关系，中间的短横与圈点都是为了彰显柄义而增加的指示符号，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本文所讨论的“”上部正作“戈”形，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年代跨度甚大，加之“必（柲）”“臾”的字形在东周时期已经有相当的差别，“”上的“戈”不大可能直接承袭甲骨文的“臾”。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上所从的“戈”形与甲文（臾）一类形体有一定渊源的可能性。我们再次把关注点放到齐高密戈的“密”字上。此“密”字所从的“必”作、，既有“戈”形的成分，亦有“必”字的特点。考虑到甲骨文中“臾”之作“戈”形和“必（柲）”形义俱近的关系，我们怀疑这种写法的“必”即是由甲骨文中写作“戈”形一类的“臾”和殷周金文中加饰点的“必（柲）”因形义近同通用而糅合讹变的结果，图示如下：
齐玺之“”所从的“戈”形，与、一类写法的“必”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情况极有可能反映出了甲骨文“必（柲）”“臾”形义俱近通用在东周时期的孑遗。有鉴于此，楚文字、传抄古文中的“必”作“戈”，或许与甲骨文的“臾”作“戈”形多少有些渊源。当然，这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古文字资料做进一步研究。[40]综上分析，知齐玺文“”上部所从的“戈”形当为“必”，“”即可释为后世的“”。“”即“密”之异文。《说文》山部：“密，山如堂者。”[41]宋本《广韵》入声质韵：“，山刑如堂。”[42]又宋本《玉篇·山部》：“密，形如堂。，同上。”[43]《龙龛手镜·必部》：“，正，音密。山形如堂。”[44]今检传抄古文的“密”或其他从“宓”得声的字，亦有部分保留了省“宀”的写法，正可参证。列表举例如下：
表2 传抄古文中省“宀”的“密”字或“宓”旁
其中“”之作“”，右上形当为“臾”。上文已经论及，甲骨文“臾”的原始写法有等，恐怕就是这类“臾”的变形，此亦可为早期“臾”“必（柲）”形义近同而通用添一佳证。《玺汇》0348还著录下揭一方白文楚玺，《玺汇》首字缺释，吴振武先生释为“㐭（廪）” ；[46]何琳仪先生释为“”，从日，必声，读为“必”；[47]刘信芳先生认为此字从甘，宓声（“宀”借该玺边框为之），释为“”，读为“蜜”或“密”；[48]施谢捷先生隶为“”，释为“蜜”：[49]
对比前文表2中楚文字“必”“蜜”诸形，其上部之当是楚简（必）的进一步省变，而下部与楚简“蜜”所从之“甘”全同。若施说不误，则此“蜜”亦为省“宀”之例，可与齐玺“密”之作“（）”比证。另外，将“”释为“（密）”在齐陶文中亦可找到踪迹。本文开头我们曾提及《陶录》2·393·4（亦即《古陶文汇编》3·363）所录的齐陶文，其实同文陶片在《陶录》中前后凡6例（2·393·3~2·394·4），其左上之字分别作如下诸形：
此字各形以最后一例最为清晰完整，其上部从“”，下部从“山”，可严格隶定为“”。此外，亦有下揭一枚由私人所藏的齐陶文：
私人藏品“高”下一字当为反文，水平翻转后作：
其上部从“弌”，下部从“山”，隶定则为“”。几乎全同，当为一字，只是后者“戈”上少了一点，可以看作前者的简体。结合陶文所载地名来看，亦可释为“（密）”。“高密”为战国齐邑。《史记·乐毅列传》：“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50]上引齐高密戈即是。与齐玺“”下部所从全同，而上部所从之与“戈”形也至为相近，或为“戈”形的进一步讹变，与齐文字中的“（一）”字当为同形字。 [51]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显示，作为“密”之异体的“”仅出现在齐玺、陶文中，并参考东周各系文字“必”的写法，特别是齐高密戈“密”所从的“必”已作加饰点的“戈”形（可能是早期形义俱近的“必”“臾”的糅合体），我们有理由怀疑“密”作“”或是东周齐系文字的特有写法，反映了齐文字“密”的地域特征。[52]不过限于文字资料之不足，这一猜想还不能成为定论，期待后来的资料能予以证明。
三下面我们再对两方齐官玺所涉及的地名做一点说明。
玺文首字既释为“（密）”，则此二玺当释读为“密关”、“密关将玺”，亦即掌密地关隘所用的官玺。何琳仪先生已指出《左传》隐公二年、闵公二年载有密地，[53]甚是。只是隐公 二年之“密”见于《春秋》经文而非《左传》，其文如下：
《春秋》隐公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杜预注：“密，莒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54]
沈钦韩云：“《一统志》：‘密乡故城，在莱州府昌邑县东南十五里。’即此密。”[55]
刘文淇云：“《郡国志》北海国淳于有密乡。”[56]
何琳仪云：“在今山东昌邑东。”[57]
又《左传》闵公二年载有密地：《左传》闵公二年：“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公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杜预注：“密，鲁地。琅琊费县北有密如亭。”[58]
沈钦韩引《大清一统志》亦云：“密如亭在沂州府费县北。”[59]
何琳仪云：“在今山东沂水西南。”[60]
而关于此密，《水经注》有不同的记载：《水经注·沂水注》：“沂水南迳东安县故城东，而南合时密水，水出时密山，春秋时莒地。《左传》‘莒人归公仲于鲁，及密而死’是也。”熊会贞按云：“杜《注》，琅邪费县北有密如亭，费县见下。时密水出时密山则非费县北，恐杜说未密。”[61]
杨伯峻秉持杜注，云：“《水经注·沂水》以为莒地，杨守敬《水经注疏》亦从之，实不可信。”[62]
《水经注·沂水注》又云：“治水又东南流（引者注：治水即沂水，说见《水经注疏》所载熊会贞按语），迳费县故城南。《地理志》东海之属县也，为鲁季孙之邑。”杨守敬云：“汉县属东海郡，后汉属泰山郡，魏属琅邪国，晋因，宋、后魏属琅邪郡。《地形志》，费县有费城，在今费县西北三十里。”[63]
细审《水经注》文及杨守敬、熊会贞之说，我们以为闵公二年所见之“密”当即鲁之“密”，位于费县故地（即今费县西北三十里）之北，属鲁季孙之邑，非必与时密山、时密水一地。《水经注》以为“春秋时莒地”者，实指时密山、时密水所处之地，其引《左传》之文，或意在说明密地与时密山、时密水之关系，而非直指密地即属莒国。齐玺“密关”或与上举的两密地有所关联。而鲁国之密的名称由来也很有可能与时密山、时密水有关。
附记：承蒙匿名审稿专家细心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使得拙稿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疏失，我们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 释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玺集释”（14AYY012）的资助。
[1] 《玺汇》中的这两方玺在其他印谱或专著中亦有著录，本文选取其钤印图片质量较高者。0174号玺选自庄新兴、茅子良主编：《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8页。0176号玺选自韩天衡、孙慰祖编订：《古玉印精粹》，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5页。
[2] “”字的释读，参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第48页；萧毅：《〈古玺汇编〉释文订补（摘录）》，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1998年，第14—15页；何琳仪先生进一步指出：“与极易相混。”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71页。“”字的隶定和释读，参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第79页；曹锦炎：《古玺通论（修订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4—165页。
[3] 从《玺汇》径释“武”者，如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第79页。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又《古玺通论（修订本）》，第164—165页。萧毅：《〈古玺汇编〉释文订补（摘录）》，第14—15页。庄新兴、茅子良主编：《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上》，第8页。阙晓莹：《〈古玺汇编〉考释》，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0年，第58页。肖晓晖：《古玺文新鉴》，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5年，第121页。张振谦：《齐系文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8年，第334页；又收入氏著《齐鲁文字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1532页。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3页。孙刚编纂：《齐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4页。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1页；又2019年，第387页。亦有较为谨慎者，先隶为“”，再释作“武”，如施谢捷：《古玺汇考》，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6年，第53页；朱晓寒：《齐官玺集释》，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5年，第68—70页。
[4]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1473页。
[5] 萧毅编著：《古玺读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9页注释[2]。
[6] 本文引用齐系文字主要依据张振谦编著：《齐鲁文字编》，第206—280页。汤余惠先生曾指出齐文字“”之作、“岁”之作、“止”之作、“疋”之作的地域特征；我们也曾提出，齐文字的止“中画着点在右画上”。参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第48页；肖毅：《古玺文分域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60页。
[7] 本文所用金文字形出自《殷周金文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商代青铜器铭文选》《三代吉金文存》者，分别简称“《集成》”“《新收》”“《铭图》”“《铭图续》”“《近出》”“《近二》”“《铭文选》”“《三代》”；所用陶文字形出自《陶文图录》者，简称“《陶录》”。
[8] 上揭五例字形中，“造”“武”“岁”三字蒙匿名审稿专家提示，谨致谢忱。
[9] 战国晋楚二系文字中亦有这类写法的“止”，同样也只出现在“岁”字中，如楚文字的“岁”作（《玺汇》0205）、（《玺汇》0248），三晋文字的“歲”作（《玺汇》4427），可资比参。
[10] 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常宗豪主编：《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83年，第518页；又载氏著《〈古玺文编〉校订》附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374页；又收入氏著《〈古玺文编〉校订》，第334—335页“九二七”条。
[11] 《玺汇》所著录的0176号钤印图片作，右侧斜笔末端超过左侧笔画之末，这部分笔画当系泐痕。
[12] 康殷、任兆凤主辑：《印典》，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4册，第2516页。
[13] 战国文字“山”除常见写法外，尚有作、者。不过这些与本文所讨论的、关系不大，姑从略。
[14] 字形图版与释读详参韩祖伦：《新见先秦古玺文字杂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08年12月2日。
[15] 这一意见蒙毕然同学提示，谨致谢忱。
[16]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页注29。
[17] 见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18] 此器拓片首见于王翰章、陈良和、李保林：《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后又著录于《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491号。
[19] 西周金文中的“（密）”和小臣鼎、伯宓父鼎之“宓”均为裘锡圭先生考定，详参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4—55页。
[20] 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2页。
[21] 右为裘先生所摹，见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2页。
[22] 邾大宰簠中的“䛑”“必”由董珊先生摹写释出，参董珊：《东周题铭校议（五种）》，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1997年，第2—4页。此二例蒙匿名审稿专家提示，谨致谢忱。
[23] 关于包山简255、257的“蜜”的考释，参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第89页。表中上博简、清华简之形与包山简构形全同，整理者并隶为“”，读为“密”。依李天虹先生的意见，则可释为“蜜”，读为“密”。楚文字中“密”字鲜见，习以“蜜”为“密”，参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148页。
[24] 这里需要顺带说明一下，《集成》10972所载高密戈的“密”字，其下部所从的“山”旁亦有讹变，与齐文字中的“止”旁相乱（见前文所举“止”旁第五类写法），可见在齐文字中“山”已可讹为“止”，然“止”是否可逆向讹为“山”，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5] 关于郭店简《老子》甲27中的“”，整理者以为“闭”字误写。李零先生认为“从戈乃从必之误”；刘钊先生也认为此字“乃‘閟’字之写误，读为‘闭’”；李守奎先生认为是“从必省声”。参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70页；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李守奎编著：《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69页。
[26] 清华简《赤之集汤之屋》14有“”字，整理者隶为“”，说：“字从必声，帮母质部，可读为帮母月部的‘发’，韵部旁转。或疑本从弋，义为掘，裘锡圭《释弋》云：‘甲骨文“叔”字或于“弋”下加“土”，以弋掘地之意更为明显。’（《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页）”刘乐贤先生承整理者后一说，认为简文此字从土，从尗，即“埱”的异体，表示“掘”的意思，正与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中的“埱”字义互证。刘说当可信。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67、170页；刘乐贤：《释〈赤鹄之集汤之屋〉的“埱”字》，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2013年1月5日。与清华简之形相关的楚简文字尚有（包山简127）、（包山简139）、（郭店简·语丛四10）等，旧多释为“必”“”，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疑的：其一，以上诸形所从虽与“必”很相似，但下部左右两点的笔势与上表中楚文字“必”有明显的差别；其二，释为“必”“”在语义解释上也稍嫌牵强。故本文在讨论楚文字的“必”时暂不考虑这类字形。
[27] 参徐在国：《传抄古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912页。
[28] 郑珍、郑知同：《汗简笺证》，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第357页。
[29] 黄锡全：《汗简注释》，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15页。
[30] 古文字中的“必”“弋”有别，可参裘锡圭：《释“柲”》以及后附《释“弋”》，《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1—52、67—71页。
[31] 关于此类字形，陈剑先生：《甲骨金文用为“游”之字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6页）收集列举极为详备，本文引用甲骨文即详参此文。
另外，针对这一系形体，以往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体可参看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6—57页；陈剑：《甲骨金文用为“游”之字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8辑，第4—7页。[32] 详参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6—57页。此外，裘先生还将此字与商末作册般鼎、周初小臣夌鼎之字做了认同，并说：“商末的作册般鼎有字，周初的小臣夌鼎有，似乎也都可以释作‘’。”文下注说：“甲骨文‘’或作旁上部与三、四期‘’字及此字的偏旁的上部相似。”参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7页。
[33] 裘锡圭先生亦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说：“‘’字的释读，意见分歧，但可以肯定是一个指巡行、田游之类行为的动词。”参看裘锡圭：《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29页。
[34] 详参陈剑：《甲骨金文用为“游”之字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8辑，第26页。
[35] 本文所用甲骨文字形出自《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者，简称“《合集》”“《屯南》”。
[36] 见裘锡圭：《释“柲”》，《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56—57页。
[37] 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38] 详参陈剑：《甲骨金文用为“游”之字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8辑，第6页。
[39] 陈剑：《释瓜》，《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87—88页。此文亦列举了“丰”的演变轨迹，可参。另外，“由、克、/灷”的演变，参看陈剑：《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屯”的演变，参看蒋玉斌：《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0] 匿名审稿专家指出：“甲骨文中写作一类的‘臾’与所讨论的‘戈’形部件，很可能是属于‘异代同形’的情况。”这个意见是很中肯的。诚如我们在文中所言，甲骨文的（臾）与本文所讨论的“戈”形并非共时层面的文字资料，实不能直接牵合比较，“异代同形”的偶合是相当有可能的。不过有一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甲文作“戈”形的“臾”与“必（柲）”在形义上的关系都很近，而本文所论之“必”亦作“戈”形，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忽视不见。姑识浅论于上，以备进一步研究。
[41]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8页下栏。
[42] 陈彭年：《宋本广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下栏。《广韵》亦收“密”字，并引《说文》云“山脊也”，段玉裁据《玉篇》以为误，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39页下栏—440页上栏。
[43] 顾野王撰，陈彭年等重修：《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页下栏。何琳仪先生在说解齐玺、齐陶“”时已引《广韵》《玉篇》为证，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1473页。
[44] 释行均：《龙龛手镜（高丽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43页。
[45] 闵齐伋辑，毕宏述篆订：《订正六书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335页；徐在国：《传抄古文编》，第50、376、1492页。
[46] 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常宗豪主编：《古文字学论集·初编》，第492页；又载氏著《〈古玺文编〉校订》附录，第348页。又吴振武：《战国“㐭（廪）”字考察》，《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第83页；又收入氏著《〈古玺文编〉校订》，第315—316页“八五七”条。
[47]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1102页。
[48] 刘信芳：《古玺试解十则》，《中国文字》新26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0年，第164页。
[49] 施谢捷：《古玺汇考》，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6年，第168页。
[50] 《史记》卷八〇《乐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55页。
[51] 《古陶文汇编》3·658有“”字，学界多有关注，董珊先生考释为“弌（一）日”合文，详参董珊：《“弌日”解》，《文物》2007年第3期。
[52] 我们也曾指出本文所论齐官玺“关”字的地域齐系特征，说：“从门从卝，卝旁上端多与门旁相接。”参看肖毅：《古玺文分域研究》，第230页。
[53]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1473页。
[5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19页上栏。
[55]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册，第160页下栏。
[56]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6页。
[57]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1473页。
[5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7页中栏。
[59] 沈钦韩：《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25册，第177页上栏。
[60]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第1473页。
[61]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62—2163页。
[62] 杨氏亦指出此“密”非《左传》隐公二年之“密”，他说：“或以为即隐二年之密，不知彼密当在今昌邑县境，距曲阜甚远，与‘奚斯哭而往’之情态不合，自不足据。”并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7页。
[63]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2168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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