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蔡一峰：郭店简《六德》“多”字读法辨议
郭店简《六德》“多”字读法辨议*
蔡一峰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摘 要：郭店战国楚简《六德》篇中位于句末的“多”用法与“者”相当，但从古音的层次关系上视为“者也”合音更加合理。“多（者也）”中的“也”所代表的音素（i）是个没有音位价值的成分。文段中与“多”交替出现的“多也”原本也是“者也”。字面上多出了“也”，可能是“者也”的“者”受到后面“也”语流影响逆同化变成“多”，或是发长a时附带了个舌位稍抬高的滑音，被书手记录下来。作为句末语助的虚词“多”是个不稳定的单位，很容易因音节弱化被“者”取代。它的产生有临时性，类似用法在传世古书中难觅踪迹。
关键词：郭店简 六德 多 者 者也 语流音变 语助词
郭店战国楚简发现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学界对郭店简文本的疏理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不过其中仍有个别问题至今聚讼纷纭，悬而未决。有些遗留问题似乎表明，纯粹用传统的文献考据还未必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从语言学等其他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些“疑难杂症”，也许会给问题的解决带来新契机。
一、材料呈现与旧说述评
郭店楚墓出土的竹书文献中有一篇儒家典籍《六德》，存简49枚，其中39枚完整，10枚残断。经学者考究，竹书文本的大意已基本明确，主要是谈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人伦道德关系和选贤任能的原则，提出了“六位”“六职”“六德”三组相对应的概念。文中“多”字一共出现八次，用法近乎一致又相当特别，自发布以来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讨论。
先将文例移录如下（释文尽量用宽式）：
A. 大材埶（设）[1]诸大官，小材埶（设）诸小官，因而施禄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谓之君，以义使人多。……危其死弗敢爱也，谓之[臣]，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谓之夫，以智率人多。智也者，夫德也。一与之齐，终身弗改之矣，是故夫死有主，终身不嫁，谓之妇，以信从人多也。信也者，妇德也。既生畜之，又从而教诲之，谓之圣。圣也者，父德也……（简13-21）
B. 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亲此多也，密此多，美此多也。（简24-26）
C. 仁类柔而速，义类
廖名春先生最初认为A组四个“多”字有“贤、美、好”之义，但对文句未及疏通，后来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将B组的“亲此多也，密此多，美此多也”译为“亲近它们就好了，切近它们就好了，珍视它们就好了”。[3]丁原植先生认为“多”指重视，看重。[4]颜世铉先生对A组四个“多”先后提出过三种释读意见：读作语气词“尔”；读“宜”，训“当”“适”或“善”；读“祇”，训“安”。[5]林素清女士将A组的“多”直接释“也”，将B组的“多”释“著”。[6]
沈培先生对此字有过专门考察，他早先怀疑“多”同义换读为“何”，后来意见有改变，认为“多”当读“是”，代词作谓语，和《孟子·滕文公》“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中的“是”用法一样，刘乐贤先生也认为“多”读为“是”，不过他主张“是”是语气词。[7]陈剑先生认为简文“多”的用法和“者”相当，可以直接解释为指示代词，意为“……的（人或东西）”，至于“多”和“者”二字之间什么关系，则表示存疑待考，推测“多”可能来源于“者也”合音。[8]顾史考先生主张“多”就读“者也”合音。[9]单育辰先生直接将“多”读作“者”，[10]李家浩先生从之，并做了一些补证。[11]
诸说分歧可见一斑。将“多”训为实词在文意、语法上均存窒碍，读“也”“尔”“何”等意见也都存在古音、语法等证据上的不足，大概也不能成立，这些说法沈培先生文中已经作了中肯的评议，此不赘述。
三组“多”字表示同一个词没有疑问，视为虚词也是正确的思路。李天虹女士很早就指出《礼记·郊特牲》中“从人者也”“以知帅人者也”可以和A组“以信从人多也”“以智率人多”对读。[12]陈剑先生也指出C中“小而
比较诸说，将“多”与“者”“者也”联系起来是最合理的方案，但二者有何关联和区别，反映了什么语言现象，学者还未能做出满意的解释。
二、从文例限定和古音层次看“多”和“者”“者也”的关系
细绎诸家的论证，看似纷繁复杂的意见背后，其实已经暗含解决问题的关键。
先看竹简文例。简文“多”和“多也”在相同句式中交叉互见（A、B组），“也”有时用有时不用，显得很不整齐。类似的现象在《六德》中还有出现，如：
圣与智就壴（矣），仁与宜就壴（矣），忠与信就。（简1-2）
“忠与信就”末就没有“壴（矣）”字，和B“密此多”后面少了个“也”字很相似。对于这种情况的“也”和“壴”，学者一般都予以补足。按照这个思路，如果出于让句式齐整划一的目的，A中的“以义使人多”“以忠事人多”“以智率人多”末其实都可以拟补“也”字，如此一来，全篇的“多”和“者”就完全对应起来了。陈剑先生指出这种“多”可以直接解释为指示代词，与“者”的部分用法相类。这是正确的。至于用法功能相当是否就一定只能音通趋同？显非绝对。接下来看音韵地位。按传统的古音标记，“多”端母歌部，“者”章母鱼部，“也”以母歌部。“多”“者”声纽同是舌音，关系密切，[14]虞万里先生更有详细论说可以参看。[15]韵部方面，“多”和“者”就显然没有“多”“也”切合了。按最通常的做法，“者也”合音就是将“者”的声纽和“也”的韵部提取出来并结合，如此一来音韵地位就变成了章母歌部，倒是和“多”接近了。学者之所以有读“者”和读“者也”的不同意见，归根到底是在歌部和鱼部的亲疏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如果承认歌鱼可通就读“多”为“者”，如果认为二部不近，则认为“多”是“者也”合音。
实际上，“多”和“者”在《诗》《楚辞》中都是十分常见的入韵字，几乎互不相涉，逻辑上二字的关系反而是歌鱼二部关系的写照（韵部本来就是入韵字系联归纳起来的），二部亲或疏在整个上古音系构建中的地位也很重要。要证成二部在当时的语言背景下可以相通，需要有充足的旁证材料支撑。如果证据不够理想，我们仍必须承认“者也”合音是最接近当时“多”字的实际读音。
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们先看主张“多”可直接读为“者”的学者是如何论证歌、鱼相通的。李家浩先生的补证很有代表性，兹移录如下：
上古音“者”属章母鱼部，“多”属端母歌部。古代章、端二母和鱼、歌二部都很相近。如《说文》正篆“奢”从“者”声，籀文作“奓”，从“多”声。就是很好的例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奓”为会意字，李登《声类》以“奓”为“侈”字，非是。“奓”字见于《诅楚文》：“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失（佚）甚（沈）乱，宣奓（奢）竞从（纵）……”桂馥、王筠等人指出，“宣奓”即《说文》大部“
……
“哆”字中古音有丁可切、昌者切两读。《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陆德明《释文》：“哆，昌者反，义与‘奲’同。”按“奲”字中古音也有丁可切、昌者切两读。古音学者或据丁可切，把“奲”归入歌部；或据昌者切，把“奲”归入鱼部。许慎《说文》说“奲”从“单”声。上古音“单”属元部。歌、元二部是严格的阴阳对转关系，所以歌部字可以从“单”得声，如“鼍”、“驒”、“瘅”等字是其例。王筠《说文句读》据“奲”又音昌者切，说“奲”字所从“奢”亦声。按王说可从。上古音“奢”属鱼部。据许、王二氏所说，“奲”应该跟“屮（引按：疑印刷有误）”、“鼆”、“嘏”、“啎”等两声字同类，“奢”、“单”二旁皆声。据此，我们认为“奲”字应该歌、鱼二部兼收。“哆”字的上古音也应该如此处理。这个例子，也可以证明《六德》的“多”可以读为“者”。[16]
李先生的补证利用了“奓—奢”“爹—㸙”“哆—奲”三组字的通用关系。仔细推敲，三组例证均仍有讨论的余地。《说文》“奢”“奓”是否因为音近而通还有疑问。《左传》襄公十四年“栾黡谓士匄曰”，杜预注：“栾黡汰侈”，陆德明《经典释文》“奓，本或作侈。”“侈”，《汗简》《古文四声韵》以“奓”作古文，与“奢”字同。[17]“奢”和“奓”“侈”可能同源，但在战国时代语音已有分别，出土文献中就是两个独立的词。清华简《系年》“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简81），“奢”作“韵文中歌、鱼二部发生关系主要集中在中古麻韵系字。据音韵学家研究，变化渐进的时代性还是比较清晰的，《楚辞·九辩》“瑕”“加”相押在先秦属于罕见，在西汉二部押韵的数量有所增加，到东汉鱼部中的麻韵系字正式转入歌部。[18]我们曾考察过出土战国文献中涉及歌部字读音变化的材料，认为歌、鱼二部的对应大多掺杂了其他因素，未必都和自然音变有关。[19]由此，仅据“奓—奢”“爹—㸙”“哆—奲”来佐证《六德》“多”可以读为“者”，还存在材料属性以及历史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理据并不够坚实。退一步讲，即便“多”确具备读为“者”的音韵条件，还需经得起用字习惯的检验。《六德》中类似用法的“者”字并出，为何这几处偏用“多”？这也是需要解释的。
总的来看，语音上“多”源自“者也”合音应该是更合理的意见。
三、文本“多”“多也”交替出现的原因分析
从文例限定和古音层次两方面分别检验，我们可以明确理出两条可靠的线索：
（1）“多”语法功能与“者”相当。
（2）“多”为“者也”合音更贴近该字在当时的读音。
将这两条限制性条件综合起来看就不难得出，“者也（代表‘多’）”和“者”在语言表达功能上实质是等价的，即“多”中的“也”所代表的音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成分。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可以把诸字读音构拟（主要是声和韵，调从略）表示如下：[20]《六德》文本没有“者也”，文段中与“多”交替出现的“多也”原本应该就是“者也”。依音来推，“多也”对应的音段等同于“者也也”，功能却与“者也”相当，意味着多出了个“也”。形式上，多出的“也”既可能是“者也”的“者”因某种原因变成“多（者也）”增生的，也可能是在“多（者也）”基础上赘加而来。若是后者，可以归结于书写层面的疏失，就像上文提到的，《六德》同在句末的虚词“壴（矣）”（简1-2）时有遗漏，侧面反映出写手在书写《六德》时确实是有失严谨的。若是前者，则还需语言学上的解释。
语流音变（或有称“连读音变”）在古今汉语中都很常见。两个紧挨着的音段在连读时会因为语流的影响，其中一个音段会蒙上另外一个音段的某些色彩。语流音变的同化作用中有一类是由非叠韵变成叠韵，如俞敏先生曾举“蚯蚓”变为“螼蚓”，[21]就是前一音段受到后一音段影响的逆同化。同样道理，“者也”中的“者”变成“多”可以看作是受到后面“也”语流的同化作用，记作-a-ai>-ai-ai。与一般的同化稍不同，引发其变化更深层的动力（可以是主力也可以是助力）还可能与发声态有关。朱晓农先生在解释引发元音高化链移的起因时曾谈到，长而低的元音a由于难以长时间维持大张口、低压舌状态，在回复初始混元音状态的过程中发生器官时间错配，下巴舌位已经开始恢复初始状态而发声还没完全结束，因而容易造成a在最后阶段带有一个央化的滑音a
相较于屡经修订的传世文献，由古人亲自书写的出土古文字材料更可能保留一些语流音变的痕迹。赵彤先生对此曾有过专文考察，他指出，早期文献有时候不是直接传抄，而是以“口授—笔录”的方式形成，如果记录者对语词不熟悉，或者说者语速较快，记录者就可能用同音字替代，从而造成文本的特殊用字。[23]当前所见出土文献中可以考定确识的语流音变例证还很有限，但古时存在这种文本流传的形式则是毋庸置疑的。
四、从构词看“多”的产生、使用与消失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同一个词有不同的记录方式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意义已经虚化的词或词组，就更难有定字可言。只要能传达语句的语气范畴，古人在选择句末虚词用字时往往是能动的（有些虚词就是通过用字的调整来实现功能的分化），具体反映到文献中，就常呈现为语气词交替变化的种种异文。例如《曹风·鸤鸠》“其仪一兮”，“兮”《礼记·缁衣》引作“也”，马王堆帛书《五行》引作“氏”（15C）；又如《鄘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也”“只”安大简分别作“可（兮）”“氏”（简84），“天只”之“只”上博简《孔子诗论》相应字作“也”（简19），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古汉语“者”有指代性，它的某些用法已经虚化。指示词虚化而兼有语助词用法在上古汉语中并不罕见，如“氏（是）”“只”“些（呰）”“斯”等皆是。[24]位于句末的“者也”是否可以看作语气词连用，学界有不同意见。《六德》文本与“者”用法相当的“多”前面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的词组，学者一般将这种用法的“者”连同前面的成分组合视为“者”字结构，而不当语气词看，[25]这在语法分析上是有道理的。此种用法的“者”和后面的语助词“也”在句子中辖域不同，但既然可以合音成词，说明语法功能层次的差异与语言的线性表达并非截然对立，[26]这和语气词套叠使用而分属不同层次是类似的。[27]因此，不妨将位于句末的“者也”看成是一个具有强调和判断意味的标记，郭店简《六德》文本不过是将这个带有标记性的音段换由“多”或“多也”来承担。
组成合音词“多”的两个成分“者”和“也”句法功能不同，必然对“多”的用法有直接影响。上面第三节分析已经得出，“多也”的“多”与“者也”的“者”功能相当，此时“多”中“也”的部分多余无义，但是当句子由“多”煞尾时，“也”这一部分的句法功能又显现出来。与此颇可合观的还有同是合音构成的语助词“止”和“诸”。
《诗经》多见位于句末的虚词“止”，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雅·车舝）、“亦既见止，亦既觏止”（《召南·草虫》）、“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周颂·良耜》）、“齐子归止”（《齐风·敝笱》）等等。“止”的这种用法罕见于其他典籍，对其性质历来有多种解释。自于省吾先生提出“止”是“之”之讹的意见后，[28]讹字说一度成为学界很流行的看法。近年蒋文女士细加辨析后指出，“之”“止”在各个文字阶段都未见大面积的相混，《诗经》这类特定语法位置的“止”不宜一律视为“之”的讹字。[29]讹字说难成立，这部分“止”的来源就有必要重新认识。美国汉学家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1947）曾提出“止”是“之矣”合音，但未及详说。后来龙宇纯先生就合音说撰有长文论证，他指出，如果“止”前面是及物动词，则以“之”为代词，“矣”表完成式（如《草虫》“亦既见止，亦既觏止”）；若“止”前是不及物动词，则“之”的部分无义，但取“矣”的部分表完成（如《敝笱》“齐子归止”），此时“之矣”的作用犹单独使用的“矣”。[30]蒋文女士也倾向合音说，认为这种“止”既有可能是“之矣”合音，也有可能本身就是个罕见的与“之”“矣”相似但不相同的语气词。结合龙、蒋二文的分析，“之矣”合音说相较于“之”之讹字说显要更具解释力，尤其指出“止”的功能性质会随着外部语境的不同（前面的动词是及物或不及物）发生变化，更具启发性。《诗》多四言句式，用“止”（一个音节）比“之矣”（两个音节）更符合诗歌节律齐整的需要。语法史上语助词的增多与文体发展就有很大关系，这类“止”很可能就是作《诗》修《诗》者有意的创造，既实现了“之矣”的句法功能，又照顾到诗歌韵律的修辞效果。
合音词“诸”也有见相仿的特殊情形。《论语·子路》“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雍也》：“犂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法言·问明篇》：“虽隋和何以加诸？！”《史记·周勃世家赞》：“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这些语末助词表疑问之意的“诸”都是“之乎”合音，过去有研究者说这种“诸”犹叹词“哉”，[31]其实并不准确。上博简《中弓》简10“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者”读“诸”，也是“之乎”合音。若以音推之，“舍之诸”变成了“舍之之乎”，似乎龃龉难通，但本质上这个“者（诸）”只发挥了“乎”的功能，“之”部分则是冗余的。陈剑先生在注释《中弓》此句时指出，古书中常可说“……诸乎”，古书“有之乎”“有诸”“有诸乎”之语皆多见，又有说“之诸”的，如《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所知吾哭之诸野”（《礼记·檀弓上》作“所知吾哭诸野”），《孔子家语·辩乐解》“而藏之诸府库”（《史记·乐书》作“而藏之府库”，《韩诗外传》卷三作“藏之于府库”），皆可与“舍诸”简文变而为说“舍之诸”相参证。[32]言下之意，是说合音词“诸”有时可以分别具备它两个合音成分的性质，至于何者发挥作用取决于所在语句结构的需要。如果“诸”前面已有代词“之”，则“诸”中的“之”就是多出的部分，仅相当于“乎”（或“于”）。相应的，如果“诸”后面已有语气词“乎”，则“诸”中“乎”的音段是无义的，语句中仅相当于“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音语助词“止”和“诸”可以随着外部语句环境的不同调整分饰其合音成分的不同角色，这和“多”有时相当于“者也”，有时又相当于“者”的情况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止”“诸”早已凝结成词，“多”则是个很不稳定的单位。由于作为合音成分的“也”记录的音素没有音位价值（除了将｛多｝｛者｝区分出来的作用外[33]），随时会因弱化而被“者”取代。它的产生有临时性，在汉语史上昙花一现，传世古书中自然也很难找到它的踪迹（即便在其他典籍中曾出现过，也很容易被改掉）。换个角度讲，也正是当时记录这个语助词的用字不固定，才得以让我们窥见当时语音变动的蛛丝马迹。出土先秦文献的文本保留有这般活泼生动的细节变化，恰是其语言学价值所在。
附记：拙文初稿及修订承蒙陈伟武、张富海等师长及匿名审稿专家指正赐教，谨致深谢。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国文字诂林及数据库建设”（17ZDA300）阶段性成果。
[1] 此从郭永秉先生读，下字同。详见郭永秉：《读〈六德〉〈子羔〉〈容成氏〉札记三则》，简帛网，2006年5月26日。
[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7-188页。
[3] 廖名春：《郭店楚简〈六德〉篇校释》，《清华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2000年，第73页；廖名春：《郭店简从“
[4] 丁原植：《郭店楚简儒家佚籍四种释析》，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218页。
[5] 颜世铉：《郭店楚简散论（二）》，《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第40页；《郭店楚简〈六德〉笺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2分，2001年，第461页。
[6] 林素清：《重编郭店楚简〈六德〉》，《古墓新知：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3-76页。
[7] 沈培：《郭店楚简札记四则》，《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郭店简〈六德〉“多”字旧说订误》，《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刘乐贤先生说见后者文末附记。另下文引沈先生说亦皆出自此二文，不另出注。
[8] 陈剑：《郭店简〈六德〉用为“柔”之字的考释》，《战国竹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7-105页；原载《中国文字学报》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若无特别说明，下引陈先生说皆出此文，不另出注。
[9] 顾史考：《郭店楚简〈成之〉等篇杂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0] 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第254-256页；《郭店〈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三篇整理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302页。
[11] 李家浩：《关于郭店竹书〈六德〉“仁类䠢而速”一段文字的释读》，《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收入《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 李天虹：《郭店楚简与传世文献互证七则》，《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13] 沈培先生指出，“……是也”而不说“也”的表达在《十三经注疏》注疏家的注解中经常出现，但这恐怕不适宜用来比附先秦时代的语言现象。
[14]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382-383页。
[15] 虞万里：《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6] 李家浩：《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第265-266、418页。第二段来自该书末后记。
[17] 李春桃：《古文字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6页。
[18]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2、47页；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第354、356页；王力：《汉语史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8页。
[19] 蔡一峰：《出土文献与上古音若干问题探研》，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8年，第49-62页。沈培先生不同意读“多”为“者”，认为先秦歌、鱼二部不近。
[20] 此参郑张尚芳先生的构拟（见《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09、523、562页）。该系统中“者”拟为长元音，按一般原则，三等字的“者”是短元音。考虑到它会受到后面“也”的影响元音相应地拉长，在这组字中元音的长短不致构成对立，故此一律用a表示。
[21] 俞敏：《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现象》，《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40页；原载《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
[22] 朱晓农：《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元音大转移的起因——以上、中古汉语过渡期的原因链移为例》，《音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0-431页。
[23] 说详赵彤：《出土文献中反映的语流音变现象》，《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上古汉语研究（简帛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
[24] 王志平，孟蓬生，张洁：《出土文献与先秦两汉方言地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
[25] 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第302页。
[26] 如构成合音词“诸”的两个成分语法性质也不一致，“之于”前者是代词后者是介词，“之乎”前者是代词后者是疑问语气词。又如句末标示陈述语气的“耳”一般认为是“而已”合音，“而”本是连词，“已”本是动词，二者经常共现但不在同个层面，说详姚振武：《上古汉语语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6-368页。
[27] 姚振武先生指出，套叠的每个语气词只统摄它前面的部分而不管后面部分，“语气词套叠”套叠的不是语气词，而是句子本身的不同语气，见《上古汉语语法史》，第376页。
[28] 于省吾：《〈诗经〉中“止”字的辨释》，《泽螺居诗经新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7-192页。
[29] 蒋文：《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与解读》，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50-59页。
[30] 龙宇纯：《析诗经止字用义》，《丝竹轩诗说》，台北：五四书店，2002年，第93-132页；原载《屈万里院士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金守拙先生说亦转引自此文。
[31] 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6页。
[32] 陈剑点校：《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弓〉》，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篇二八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60页。
[33] 虚词“多”和“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也可以将“多”记录的音看成“者”音的一个音位变体，而不作两个词处理。
原载《出土文献》2023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编辑丨陈陶然
审核丨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