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动态》丨贾连翔：清华简《五音图》《乐风》两种古乐书初探

清华简《五音图》《乐风》两种古乐书初探

贾连翔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内容包括经、史、子等多类珍贵文献，有重要学术价值，已得到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还有一小部分与“乐”相关内容，最近完成了复原，包括古乐书两种，都是前所未见的佚籍，特在此分别作以简单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五音图》

第一种乐书简长19.3、宽0.5厘米，两道编，入藏时已完全散乱，简上无编号，简背无竹节、划痕等可供参考的编连信息。这组竹简书写特殊，单支简上文字极简，书写方向有正有倒，且位置不定，甚至有约三分之一的竹简上只有一两个墨块或几条墨线，编连工作颇费心力。今简序是我们依据内容推拟的，以下讨论也以此为基础，是否妥当还要请大家批评。

从目前的复原看，本篇原至少有简37支，现存35支，部分存简也有残损。全篇犹如一件正方形帛书，绘写形式近似清华简《筮法》的人身图、卦位图部分，内容为一幅“五音图”，参图1，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五音音阶异名，现题是整理时试拟的。

图中央绘有一个五角星，其上角对应宫组音名，其他四角分别对应商、角、徵、羽各组，按逆时针方向依次分布。五角星图形由“宫—徵”“徵—商”“商—羽”“羽—角”“角—宫”五条连线构成。《淮南子·墬形训》载：“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高诱注：“变，犹化也。”（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355页）又《天文训》载：“徵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刘绩、王念孙等据《晋书·律历志》《宋书·律历志》等，将前两句校正为“宫生徵，徵生商”。（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252页）这五条墨线如果从“宫—徵”开始依次勾连，其顺序正与《淮南子》所记五音生成顺序相合。《管子·地员》则对此有更详细说明：“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0页）只是少了“变角生宫”这一循环相生之线。过去研究已表明，《管子》此处所载的“三分损益法”在东周时期广为流行，（参看黄翔鹏《先秦编钟音阶结构的断代研究》，《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李纯一，《曾侯乙墓编磬铭文初研》《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黄翔鹏《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型态研究中的作用》，《人民音乐》1983年第8期）本图则是这一思想的又一反映。

图1 清华简《五音图》复原

五组音名以五角星为中心，分别向正上和四隅五个方向发散书写。其中不记正音而只记音阶异名，每个音名皆以墨块为界格，各组音名数量不等。推测本图完整时有音名24个（羽组的高音区现存内容以“终”为最后一音，但图左上角简2、3上端有残失，所失部分还可容写下一个音名，或为“终反”，若如此，则有25个音名），现存23个。具体音阶异名列如表1。

表1 《五音图》音阶异名表

资料来源：笔者据清华简《五音图》整理。

音阶异名大多有前、后缀修饰词，修饰词多曾见于以曾侯乙墓钟磬为代表的出土乐器铭文，以及一些传世文献。依据曾侯乙墓编钟实测音值所反映的规律可知，各组内的音名应是按由低音到高音逐次书写的。由此我们可以将图中所见全部修饰词也按低音至高音总结为：“——上——大——右——左——少——反”。

这些修饰词具有较为明显的两两对应的特点。前缀修饰词“”，曾见有几种异体，关于这组字的讨论可以参看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53-554页）、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专号）》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第481页）、孟蓬生《郭店楚简字词考释》（《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406-407页）、王子杨《关于《别卦》简7一个卦名的一点看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网站，2014年1月9日，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212#_edn7）它们修饰的音，在曾侯乙墓编钟等表低八度或最低音，（参看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饶宗颐、曾宪通，《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5-127页）现在根据“”“反”相对的关系，这组字在修饰音名时似应读为同属禅母月部的“逝”，郭店简《老子》甲：“（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转），（转）曰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編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1·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页）今本“”作“逝”，《说文》：“往也。”义正与“反”相对。

需要指出的是，古医家曾用音名命名经穴，主要见于《黄帝内经》的《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五音五味》等篇，本图所记音名多在其列。虽然《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等篇明确为唐王冰所补，但其所记经穴之名当渊源有自。比如过去不容易想到是用来修饰音名的“左”“右”，在《灵枢·五音五味》则有载：“左商与右商同左手阳明上。”（《灵枢经》卷十《五音五味》第六十五，四部丛刊景明赵府居敬堂本）“左商”“右商”今也出现在《五音图》中。我们也可以对《黄帝内经》中的音名修饰词进行反推，比如“判商”“判角”“判徵”的“判”，有可能就是出土文献中“反”的通假，只是由后缀变为了前缀。而“质徵”之“质”与“桎羽”之“桎”，上古音近可通，如果考虑到《周易·履》：“履虎尾，不咥人”之“咥”有异文作“噬”的话，（高亨《古书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563页）它们也可能都是“（逝）”的通假。

根据修饰词两两相对的特点还可以推断，在“少”“反”之间应有与“上”相对的“下”。《国语·周语下》载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伶州鸠谈及以音律配时辰时特举了“上宫”“下宫”两音，（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26-127页）“上宫”在本图中已出现。同时，曾侯乙墓编钟铭文也屡见音名“下角”，如下1·1、下2·3等，足见修饰词“下”的存在。

《五音图》中没有出现的正音，似应列于“左”“右”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新出齐国石磬中出现的“中商”一名，（焦新帅《乾堂藏东周磬铭》，西泠印社出版社，2023年，第197页）应即正音的繁称。

上述修辞词配合五音，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基本标音体系，我们将其列为表二。从大量出土乐器铭文的使用情况看，它应是当时较为通行的基本原则。

表2 《五音图》所反映的基本标音体系

资料来源：《五音图》里出现的音名，直接列出；见于其他文献的音名，括注“【 】”；尚未得见的音名，括注“〖 〗”。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音图》中，羽组的高音区记有“终”，而在曾侯乙墓编钟中，“终”则属于徵的高音。徵组的最高音位置记有“巽反”，其前所缺的音名应为“巽”，而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巽”则对应宫的高八度音。汉代编磬铭文中的音名“筭”，（李学勤《西汉晚期宗庙编馨考释》，《文物》1997年第5期）应是“巽”的通假。图中宫组的最高音位置记为“诃（歌）”，这是过去不曾见过的音名。在曾侯乙墓编钟铭文中，还有对应角的低音“”，羽的高音“壴”等。这些情况显示出，五音的高音各有不同的专名，但似乎它们的使用并不严格。此外，曾侯乙墓编钟铭文还有前缀修饰词“珈”，亦见于《黄帝内经》，这些特殊音名可能有其他来源，也可能存在与表二音名重叠的情况。

上述音名体系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先秦乐器所能演奏的音域，目前以曾侯乙墓编钟所跨“5”个八度为最广，而《五音图》中音名修饰词的种类已超出这一数目。如果相邻修饰词音名之间的音程关系，仍按过去根据曾侯乙墓编钟等所推导的不同八度来理解，那么上述体系则要跨“9”个八度之多，这是很难想象的。其实过去学者已指出，在曾侯乙墓编钟铭文中有音名相互抵牾难解之处，如钟下一·1正面标音为“宫”，反面乐律名既出现了“浊文王之宮”，又出现了“浊文王之（逝）宫”；下二·1钟铭为“羽”，钟架刻文则为“大羽”等等。（曾宪通《曾侯乙墓编钟铭文音阶名体系试释》，第109页）综合来看，这些相邻修饰词之间的音程很可能本不固定，标音体系只是在理论上用以区别音阶的相对高低关系，它们只有在进行音乐实践时才会形成具体的音程。

表2推拟的标音体系包含基本音阶名45个，而《五音图》中仅有24（或25）个，可见《五音图》并非是一个以完整阐释音乐理论体系为目的的图谱，更可能用于某种具体的音乐实践。在先秦乐器中，“24（或25）”这一音名数不禁让人联想到东周时期常见的丝弦乐器“瑟”。瑟在战国时期楚文化区域格外流行，经统计，在考古发现的战国楚墓中目前已有数十件出土。（参看黄曼华、朱安岚《江陵出土的楚瑟》，《乐器》1994年第3期；晏波《古瑟研究——以楚瑟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5-37页；刘晓《瑟演变初探》，《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虽传世文献对古瑟形制有5弦、15弦、23弦、25弦、45弦、50弦等不同记载，但出土实物瑟的弦数（根据弦孔数）则在18弦至26弦之间，其中以25弦占大多数，23、24弦次之。除25弦这一固定形制外，24弦瑟现已见有5件：湖南长沙浏城桥M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湖北江陵拍马山M2、M21各1件，（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县文物工作组发掘小组《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3期）江陵天星观M1有2件，（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应也是一种普遍形制。

瑟可通过瑟柱调弦，古瑟可能用五声音阶，《庄子·徐无鬼》：“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第214页）《韩诗外传》：“赵王使人于楚，鼓瑟而遣之，曰：‘慎无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瑟固方调。’使者曰：‘调则可记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湿，弦有缓急，柱有推移，不可记也。’”（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238页）李纯一《汉瑟和楚瑟的调弦》（《考古》1974年第1期）、丁承运《古瑟调弦与旋宫法钩沉》（《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曾根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瑟，对调弦进行过探索。瑟与琴是相似的弦乐器，宋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二》曰：“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中华书局，2015年，第55页）《五音图》中五角星的指示意义，以及只记音名不记律名的特点，似乎都可与瑟的调弦相联系。当然，这只是我们关于《五音图》用途的一种猜想，尚不足为据。

二、《乐风》

第二种乐书简长9.9、宽0.5厘米，是目前所见长度最短的战国竹书，其形制小巧，便于随身携带，显然也具有一定实用功能。完整竹简满写八字，行款整饬，在第二和第六字下各有一道编绳，原简无序号，但简背有划痕，今简序是参考划痕和内容综合拟定。本篇原应有简14支，现存12支，其中简8、13已佚失，简9、10有残损。

简文分两部分。简1至简5为第一部分，竹简完整，所记内容为音名，其末写有“乐风”二字，下留空白，应是题记，故我们以之命篇。“乐风”指歌曲，《山海经·大荒西经》：“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郭璞注：“创制乐风曲也。”（郝懿行笺疏《山海经笺疏》，齐鲁书社，2010年，第4994页）可见这部分性质当为乐曲谱。乐风曲与诗关系紧密，《诗经》有《国风》。《国语·周语上》：“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1页）上博简《采风曲目》也记载了一些当时流行于地方的其他曲目。

谱中所记音名可按原标点分为17组，每组似为一节，其中只有第6组“徵（地）”和第11组“穆”用了特殊音名，其他15组皆为两个正声，如第1-5组分别是“宮徵”“宮羽”“宮商”“徵羽”“商徵”。“穆”作为音名见于楚王酓章钟和曾侯乙墓编钟，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附录《释“穆、和”》、饶宗颐、曾宪通《随州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对此已多有讨论，应属变音。此外曾侯乙墓编钟下二·2、中二·11又将“穆”用为律名，上博简《采风曲目》也有“宫穆”。“徵（地）”则是新见，应该也是一个变音。《说文》谓：“重浊阴为地”，先秦时期清、浊表高、低音之差，“徵地”或可按此解。无论如何，乐曲谱在这两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徵地”“穆”所处位置来看，恰好将乐曲等分为3段，每段有音名5组。结合“乐风”一词，这一格式可让人想到《诗经》篇末“三章章五句”的标注，如《召南·江有汜》《秦风·无衣》《郑风·叔于田》等。在新近发表的荆州王家嘴《诗经》中，这一标注则作“若干言若干章”，甚至有的诗篇章、言（即句）数与今本不同。（蒋鲁敬、肖玉军《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诗经〉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

第二部分从简6换行书写，至简14结束，残缺比较严重。其内容皆以“某某某某”或“某某某某”为记述格式，文辞简约且前所未见，这里只能试作一点推测。“”“”二词殊难确解，“”前、后之词则具有明显的等次关系，在残损的简文中已见有“厀下”“厀上”“大下”“大上”“少下”五种，它们也具有两两相对的规律，故可推测原应有与“少下”相对的“少上”。“厀”疑读为“次”，可位于“大”“少”之间，则完整的等次序列可以是：“大上——次上——[少上]——少下——次下——大下”。

这部分内容应与前面的乐曲谱有一定关联，按其标点和格式应有12组，也可等分为3段，每段4组，如果将其与前面的每段5组相对应，则可均分于组间。乐曲需要记录的要素是基本固定的，其音高是由前一部分的音名体现，每组两个音名这一特点，有可能与弦乐所能发出的可变化音高的“腔音”有关。（参看杜亚雄、秦德祥《“腔音”说》，《音乐研究》2004年第3期）至于乐曲的音强、节奏或演奏技法，大概就是后一部分可能记录的，尚有待进一步破解。

清华简《五音图》和《乐风》的形制、字迹不同，内容恐无直接关联，然它们对中国早期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近闻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也有竹简《乐》出土，（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或许也与墓中同出的“瑟”的演奏指法有关。这些新材料可谓继曾侯乙墓钟磬之后，先秦音乐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相信它们一定会对相关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定县简为代表的极端性状竹书的整理及其方法研究”（21&ZD306）阶段性研究成果。写作过程得到了黄德宽先生的帮助。《五音图》五角星的连线与《管子》所载五音生成顺序相关，是胡其伟博士在整理小组讨论时指出的，后蒙胡博士赐示相关研究未刊稿，受益匪浅。关于王家嘴798号楚墓所出《乐》，程浩先生在与笔者一同考察实物时曾讨论提出是配合同墓所出瑟演奏的瑟谱。附记于此，谨致谢忱。)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5期，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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