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马楠：从清华简《大夫食礼》再论礼经礼记关系及成篇先后问题
从清华简《大夫食礼》
再论礼经礼记关系及成篇先后问题
马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摘要】传统经学研究认为，《仪礼》附经之“记”论经文所未备，补经文之阙略，默认记文产生必在经文之后。而以文献学方法细究清华简《大夫食礼》、武威汉简《仪礼》及今本《仪礼》诸篇，所谓经文、记文的内容特征都不能作为判断经记分别、经先记后的绝对标准。《仪礼》应当视作战国时期孔门后学对同类礼文推排疏通、整合归并的结果，经、记是这一编纂过程的同时产物，记文则是将不便整合的内容依序附后。《仪礼》与大小戴《礼记》各篇也应当以积章成篇、整合归并的思路进行研究，讨论篇目章节的结构层次，以及有关联篇章的时代相对先后。此外，《仪礼》十七篇作为整合礼文的最终结果，的确体现出文句整饬、相互照应的特点，严整程度也高于清华简《大夫食礼》。
【关键词】仪礼 礼记 大夫食礼
《礼记·杂记》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1]可说是讨论《仪礼》即“《礼》经”成书上限的核心材料。[2]至于《礼》经诸篇之后所附“记”文，传统经学研究一般遵循孔子作六经、七十子作传记的框架，默认《仪礼》经文在先，七十子及其后学传习论说，乃有“传记”。
武威汉简《仪礼》刊布后，沈文倬先生提出，《仪礼》附经之“记”不过将行文上不便插入正文的解释性、补充性的文字，安排于篇末作附录；经文与附经之“记”不是前后撰作的两种文献，附经之“记”本来就是经文的组成部分，“于是乎书”时便已包括在内。[3]
沈先生对于经、记关系的认识无疑是极具突破性的，但其论据和论证都存在较大缺陷。沈先生的核心论据是武威汉简《仪礼》经、记之间没有如今本《仪礼》标有“记”字，经、记间隔符号与经文分章符号相同，以此推论经文与附经之“记”不是先后撰作。以西汉后期抄本推论先秦文献撰作情况，当然证据不足。近出海昏侯简《诗经》，训诂与“传曰”都与经文连续书写，文字大小皆与经文相同，偶以符号间隔，[4]“故”与“传”是早期《诗经》注解的主要体裁，[5]产生时代一定晚于经文本身，海昏侯简《诗经》的例子对沈说构成反证。只就武威简本身而言，《燕礼》篇经文与记文之末分别计经、记字数，《燕礼》、《特牲》、《服传》二本及《丧服》记文皆另简书写，也说明已有明确的经、记分别。[6]此外《仪礼》附经之“记”如果皆与经文同时撰作，那么《士冠礼》记“冠义”内容与《礼记·郊特牲》基本相同，个别文句又被采入《礼记·冠义》篇，附经之“记”的撰作时间如果前推，也会引起大小戴《礼记》各篇成篇年代的重新讨论。
基于上述原因，学者大多并不认同沈说，依然秉承经文在先、记文在后的传统认识，在武威简讨论的基础上加以调整。[7]如唐宸分别“记”文形成的层次，认为附于《仪礼》经文之后的记文是早期的“记”，与经文不可分割，甚至被大量混入经文；未能附丽于《仪礼》经文的属于后期的“记”，后期的“记”部分为大小戴搜辑编入大小戴《礼记》，其余则大多散佚。“记”文是否附经、是否被二戴编入《礼记》，存在偶然性，与记文本身的性质没有太大关系。[8]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十三辑刊布了两篇礼类佚籍，载大夫以礼食本国大夫，仪节可与《仪礼·公食大夫礼》主国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相参照，整理者题为“大夫食礼”。两篇简文编为一卷，凡六十五简，比附传统的经、记之名，则经文五十一简、记文十四简，简背简号则分别列序。沈文倬据武威汉简《仪礼》认为，分割经文、记文之“记”字出现甚晚，自是确论；而各篇篇首标目，则出现甚早：清华简《大夫食礼》首题“大夫辸速之仪”，与下文连续书写，体例与传世本《仪礼》各篇篇首标有“公食大夫之礼”“大射之仪”之等相类，武威汉简篇首标有“士相见之礼”“特牲馈食之礼”也是一脉相承。可见经、记在战国时期就相辅而行，皆冠以某篇之名。
在沈说基础上推进，我们认为，《仪礼》与大小戴《礼记》的成书研究是文献学问题而非经学问题，应当以篇为单位，以积章成篇、整合归并的早期文献编纂思路进行研究：《仪礼》各篇是礼类文献整理编纂的成果，经、记是这一编纂过程中的同时产物，所谓附经之“记”是编纂中将不便整合的内容依经文顺序附后，区分经、记出于后来学者的指认，战国时期则是经文与所附文字相辅而行（因此经文、记文可以分别编号、计字，也可以连续编号、总计字数[9]）。同样，大小戴《礼记》诸篇“记”文还原到章节层面，形成时间未必皆晚于《仪礼》附经之“记”，就目前材料而言，只能讨论有关联的篇目章节撰作时间的相对先后。此外，在整合归并同类礼文的过程中，《仪礼》十七篇的确体现出设计精妙、整饬完备、相互照应的特点，篇与篇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配合，严谨程度远高于清华简《大夫食礼》。
一、《仪礼》经、记内容特征皆不构成判断时代先后的绝对标准
传统观点认为，记文论经文所未备，补经文之阙略，默认附经之记产生必在经文之后；因而往往载在记文的礼辞、变礼、异闻等会被视作是补经的基本内容，推排等差的内容也被认为是“本属记文”。但以早期文献产生、流传、编纂的基本规律加以反思，上述内容特征均不构成判断经、记分别的绝对标准，也不能构成判断时代先后的绝对标准。
如礼辞固然多载于记文，如《士昏礼》六礼礼辞、《聘礼》辞对、《士虞礼》卒哭荐告飨尸之辞，但《士冠礼》戒宾宿宾之辞、三加冠祝辞、醴辞醮辞、命字之辞则在经文之末。[10]清华简《大夫食礼》经文部分多载礼辞，远较《公食大夫礼》详尽，记文部分礼辞较少，但也有戒命属馈者之辞。又如陈具之文往往在经，细节说明往往入记，《公食大夫礼》叙设正馔、设加馔之俎豆簋簠方位极尽详备，《大夫食礼》仅在记文之末载馈食陈设方位，但《仪礼》设洗条文，《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士虞礼》《少牢馈食礼》等篇在经，唯《特牲馈食礼》设洗相类文句却载在记文。
甚至经文、记文用字不同，同样不能作为经文在先、记文补说的绝对标准。如徐渊指出，《丧服》经文中屡见之“昆弟”，在记文中一律称谓“兄弟”，二者内涵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不同时代用语习惯有所不同”。[11]但经、记用字有别，也可以视后学整饬文句的成果。如《仪礼》各篇叙面位往往称“面”，但涉及国君（公）面位的经文皆作“乡”（说详下），显然是出于后来学者的整齐工作。清华简《大夫食礼》中，经文言“醢”，记文多言“豆”，醢实于豆中，一据其实，一据其器，似乎可以作为经、记出于异时的证据，但记文也有言“醢”之例。且《大夫食礼》经文之中，“宾”“客”、“主人”“主”混用，记面位“面”“乡”混用，也不作区别。反观《公食大夫礼》，正馔之黍稷实于簋，加馔之稻粱实于簠，经文同样或言其实，或言其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清人盛世佐等所谓“变礼”，即《仪礼》经、记中以“若”引出的可能情况。我们认为，以“若”引出的可能情况并不是“变礼”，也不是记文混入经文，而是对若干情况的整合、归并，从这些设若之辞恰恰可以看到《仪礼》经、记整合编纂的过程与界限：
《士昏礼》六礼既行，男子亲迎、妇至成礼，次日有妇见舅姑之礼（包含舅姑醴妇、妇馈舅姑、舅姑飨妇），后文载舅姑既没、妇三月庙见之礼。舅姑在则成婚次日见舅姑，舅姑殁则三月庙见[12]，二者是并列关系，符合排中律，三月庙见不是所谓“变礼”，也不能认为是记文混入经文，[13]而是《士昏礼》在编纂过程中对两种可能情况的归并。
《聘礼》主体部分是使卿（上大夫）聘问，从命使至使还，其中也归并了若干可能的情况，如公于聘宾，当“壹食，再飨”，大夫于聘宾，当“壹飨，壹食”，但若国君不能亲自出席飨、食，则使大夫代致；若大夫不能亲行飨、食，则国君使同级大夫代致。[14]国君、大夫或亲与聘宾飨食、或不亲与飨食，同样符合排中律。[15]命使至使还之后，又归并了聘礼中可能的四种情况：所聘国君丧、夫人丧、世子丧，出聘后本国君薨，聘宾有私丧，出聘之宾、介死。聘礼所涉，无非是聘国、本国、聘者，四者穷举了聘礼遭丧的诸种可能，当然也是对同一事类的归并。
盛世佐认为是“本属记文”的另一类内容是推排等差的内容，如《士相见礼》士相见礼之后，又载士见大夫、士尝为大夫臣者见大夫、大夫相见、大夫士庶人见君、他邦之人见君之礼。[16]而我们认为，这更是对事类相同、等级不同的礼文的整合归并，记等差的内容说明“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是礼经内部本有的内容，是《仪礼》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聘礼》主体部分为使卿（上大夫）聘问，兼载小聘使大夫（下大夫）之礼，后者不过省略若干仪节。因而就《聘礼》不难推求小聘曰问的“小聘礼”或“问礼”，或者说后者本就包含在《聘礼》之中。据《聘礼》所说，诸侯与聘宾“壹食，再飨”，燕则“无常数”，与上介亦待以“壹食，壹飨”。《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17]则《聘礼》之下、《公食大夫礼》前后，应当有《飨礼》一篇，清代诸锦有《飨礼补亡》，应当就是推排礼文的产物。《公食大夫礼》载主国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下大夫）之礼，兼载公食上大夫（卿）异于下大夫之数，据之可以推求“公食卿礼”。《燕礼》载国君与本国卿大夫燕饮，后又载国君与聘宾燕饮，对应记文亦有“若与四方之宾燕”，据之可以推求“公燕大夫礼”。
综上，礼辞、变礼、推排等差等都不是必然属于记文的内容，无论经文记文，都应当从章节逻辑层次出发，讨论同类礼文的整合归并过程。
二、礼经礼记成篇先后再讨论
从章节层次看来，清华简《大夫食礼》经文部分主体为“大食”，顺叙食礼从宾入至宾出诸仪节，后载大食的两种可能情况：一是主人为五大夫、宾客为七大夫，另外又有七大夫往食；二，县大夫食，即地方之县公，莫敖、连敖、司马行食礼。“大食”之后，载小食与大食之异。最后举凡大食、小食中主人酬宾之节。至于《大夫食礼》记文，则主要从属馈者即执役者的角度详述上述仪节中，属馈者的升降之节、行立属馈之位。
举其中三组为例：
第一组经文载主人为客属醢豆；又为客属簋食，宾客辞让，于是执食者代主人属之。而对应记文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人既属醢豆又属簋食，二是主人唯属醢豆不属簋食，后者才是经文中记载的一般情况。记文主要从属馈者角度论述，在第二种情况中，君子从客阶升堂，需要越过属馈者，而最后收束两种情况，主人属馈、君子升堂，属馈者乃由客阶降堂。
第二组经文载既命属馈，客者之仪节、礼辞，简【二一】“既属馈于主，乃属馈于友者”显然言之未备，因为下简【二八】还有“所属馈于客者”云云，也就是经文至于宾客卷加席、乃食三饭，才补叙属馈于客、主人、友者之位。相较而言，记文简【三】至【八】论述相当严谨：先记职属馈人数，因所命友者未必一人，因而属馈于友者也“众寡无度”；次论属馈之节为“既席”，即为大夫、友者设席之后；再叙升堂、属馈、降堂次序位置，属馈于主人、大夫与友者、宾客依次从客阶西阶升堂，先升者处东，后升者处西，既属馈降自客阶，则后升者先降。
第三组经文记叙述卒食而宴，宾主降堂，分别就西阶之西、东阶之东之饮，相饮于下；固相恭敬，则饮于上。而记文则详及馈者升降之节，如宾主饮于下，则辞就饮后，馈者乃降；如宾主饮于上，则既饮，馈者乃降。
而横向比较，经文记文第一、二组皆称“属馈者”，第三组属饮者皆称“馈者”，又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不能认为记文补经文之未备，因为经文也有补叙的内容；也不能认为记文必然在经文之后，因为记文对仪节的理解掌握可能更为准确，记文上下也有逻辑联系，有发凡起例，文辞完整、表述准确，甚至在经文之上。当然，记文越是自成系统，也意味着撰写编纂的过程中，相关条文就越难以整合进入经文。无论是经文还是记文，都应该按照整合归并同类礼文、编纂成篇的思路加以分析。
以《乡饮酒礼》为例，该篇经文、记文数次提及如果有诸公、大夫参与饮酒礼的情形：
[一人举觯]
[作乐：升歌三终献工 笙奏三终献笙 间歌三终 合乐三终]
[旅酬：宾酬主人 主人酬介 介酬众宾 众宾旅酬]
[无筭爵：二人举觯]
[无筭爵：撤俎]宾取俎，还授司正，司正以降，宾从之。主人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阶。主人降自阼阶。介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介从之。若有诸公、大夫，则使人受俎，如宾礼。众宾皆降。
[无筭爵：坐燕]
[宾出]
[遵者入之礼]宾若有遵者，诸公、大夫，则既一人举觯，乃入。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宾、介降，众宾皆降，复初位。主人迎，揖让升。公升如宾礼，辞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则如介礼，有诸公，则辞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彻。无诸公，则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19]
《乡饮酒礼》之中，一人举觯为旅酬始，二人举觯为无筭爵始。[20]经文部分至宾出、正礼结束之后，才补叙若有诸公、大夫从外来，入门在一人举觯时。但在补叙之前，经文无筭爵节需撤俎乃燕坐，已经出现过“若有诸公、大夫”。
至于记文，涉及到若有诸公、大夫自外来的内容，记文的顺序是更为合理的：
……乐作，大夫不入。……献工与笙，取爵于上篚。既献，奠于下篚。……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彻俎，宾、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从者。主人之俎，以东。
乐正命奏《陔》，宾出，至于阶，《陔》作。
若有诸公，则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赞者西面，北上，不与。无筭爵，然后与。[21]
记文中“乐作大夫不入”与下文“既旅士不入”存在关联；若有诸公，大夫席于主人之北，西面，与下句“主人之赞者西面”同样存在文意关联，大夫入门在一人举觯时，与旅酬，而主人之赞者不与旅酬，至无筭爵然后与。并且，《乡饮酒礼》经文中并未涉及有士从外来的情况，无筭爵时也没有言及主人之赞者，记文所载自有逻辑关系，这样的内容当然不便归并进入经文。
不便并入经文的内容当然还包括，冠义不便并入《士冠礼》经文，记物、记侯制侯道之文不便并入《乡射礼》经文，记朝聘玉币不便并入《聘礼》文，记衰冠升数之文不便并入《丧服》经文。总凡之文如“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不便并入《乡饮酒礼》经文；“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介俎，脊、胁、肫、胳、肺。肺皆离；皆右体，进腠”，[22]分记宾、主、介俎，又为俎实发凡，也不便散入经文。
整合归并同类礼文当然也是有界限的。《士昏礼》男子亲迎、妇至成礼，次日妇见舅姑之礼，舅姑既没则妇三月庙见，是对舅姑或在或没情形下礼文的归并；记文中男子如若未能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见外舅姑，是对亲迎与否情形下礼文的归并。至于《礼记·曾子问》中，曾子所讨论的纳徵请期之后女之父母死，亲迎女在涂而婿之父母死，婿亲迎女未至、女有齐衰大功之丧等诸类情况，未能并入经文，大约是因为出现概率较低，或者更接近丧服的议题。
在《大夫食礼》中，经文顺叙食礼从宾入至宾出诸仪节，包括主人、宾客、客者、诸大夫君子行事、位次、礼辞；记文则专论属馈者即执事者的仪节，呈现出各成体系、各为首尾的特点。两篇《大夫食礼》存在相互照应、调整的痕迹，但也反映了同类礼文不便合并的样态。参照《仪礼》经记的章节次第，后者的确是礼文高度整合的成果，呈现出各篇之间、章节之间严谨的对应互文、隆杀详略关系。
综上，我们将《仪礼》视作礼类文献整理编纂的成果，认为经、记是这一编纂过程中的同时产物。在研究中也应当更为关注礼文整合归并的过程，进而讨论早期文献编纂的共通规律。
至于《仪礼》与大小戴《礼记》各篇以及各章的撰作，应当以积章成篇、整合归并的思路进行逐篇逐章的研究，讨论相对的先后关系。如《乡饮酒礼》《乡射礼》戒宾、陈设、速宾、迎宾、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主人献众宾至一人举觯诸节，文句基本一致，[23]对应记文部分文句也基本一致，说明经、记本为一体，两篇形成时间也非常相近。又如《公食大夫礼》始云“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陈具之节云“设洗，如飨”，可以论证《公食大夫礼》编纂时间与《聘礼》和亡佚的《飨礼》相前后。至于小戴《礼记》之《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与《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燕礼》《聘礼》各节顺序基本一致，就各节文句加以申发，成篇在《仪礼》上述篇目之后，固然无疑；但其他篇目，如《仪礼·士丧礼》与《礼记·丧大记》，即便有不合之处，但究竟是经先记后，还是经文编纂时未能整齐异文，有待进一步论证。[24]总之，《仪礼》与大小戴《礼记》各篇撰作时间只能讨论有关联的篇目、章节的相对先后，但不能因为经学认识上的经、记分别，而默认一定经是记非、经先记后。
三、《仪礼》整饬程度高于《大夫食礼》
《仪礼》诸篇在整合过程中，的确体现出整饬完备、各篇相互照应的特点，体现了极高的文献编纂水平。编纂、整理出于战国时代孔子后学抑或汉初高堂生之手，还是战国以来修整不辍，皆不可知，至少目前可见的《仪礼》十七篇的严整程度是高于清华简《大夫食礼》的。
从篇章关系来说，如上文所述，《聘礼》主体部分是卿（上大夫）聘问，兼载小聘使大夫之礼；《公食大夫礼》为主国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下大夫）之礼，兼载公食上大夫异于下大夫之数，也就是两篇分别以上大夫、下大夫为主，又兼顾了下大夫、上大夫之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则或为事类相同，或为等级接近，礼文也形成了严整的呼应关系。
此外，《仪礼》用字习惯上也呈现出编订整饬的痕迹。举例来说，《仪礼》各篇载坐立方位，一般称“面”，如东面、北面、东北面等，但几篇涉及国君（公）面位的，经文皆作“乡”：
《燕礼》[君臣位次]：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设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
《大射》[君臣位次]：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
《聘礼》[授币]：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门左，南乡。
《聘礼》[受命遂行]：君朝服，南乡。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进使者。
《聘礼》[聘飨]：宾致命。公左还，北乡。
《聘礼》[主君礼宾]：公东南乡，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摄之，进，西乡。
《聘礼》[私觌]：公西乡。宾阶上再拜稽首。
《聘礼》[使者反命]：公南乡，卿进使者。
《公食大夫礼》[宾入拜至]：公当楣北乡，至再拜，宾降也，公再拜。
《公食大夫礼》[为宾设正馔]：公立于序内，西乡。宾立于阶西，疑立。
《公食大夫礼》[公以束帛侑宾]：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乡立。
《士丧礼》[君临视大敛]:君升自阼阶，西乡。祝负墉，南面，主人中庭。……君降，西乡，命主人冯尸。[25]
例外则有《聘礼》载若出聘后，本国君薨，则“与介入，北乡哭。”《士虞礼》之记文，言祝在尸前引导：“尸谡，祝前，乡尸。还，出户，又乡尸。还，过主人，又乡尸。还，降阶，又乡尸。”[26]但两处与记载面位的东面、西面也显然有别。《大夫食礼》经文之中，“方”指南北之位，“当”指东西之位，在《仪礼》之中，则不存在这样的论述区别。但上述“面”“乡”之别，并不存在于《大夫食礼》之中。
反观《大夫食礼》，其中反复出现“
客者以主命
客者
也就是作为傧相的“客者”本身位置并不改变，而是敦促、敦请客人北进。但这样的表述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是客者位移、接近宾客。这样的分别在《仪礼》和《礼记》中是用文字加以强化的：表示“就某处”之“就”固无疑义，而表示“使某人进”则用“肃”“宿”等字加以分别，[27]《仪礼》诸篇“宿宾”、“宿尸”等，都表示敬戒、敦请。[28]又如：
《礼记·曲礼》：主人肃客而入。（郑注：“进也，进客谓道之。”）
《礼记·祭统》：宫宰宿夫人。（郑注：“宿，读为肃。肃犹戒也，戒轻肃重也。”）[29]
后一例是常见的戒宿，前一例则是主人敦请客人，主人先入门以引导之，表述上并不会引起主人就门外之西宾客之处的误解。
此外《仪礼》诸篇称如某礼一般用“如”（“如初”“如宾礼”“辞如献礼”“如飨”），举设若之辞一般用“若”（“若不亲迎”“若有诸公”“若不亲食”），《大夫食礼》也没有这样的分别。《仪礼》中宾阶称“西阶”，主阶称“阼阶”，《大夫食礼》则“左阶”“客阶”、“右阶”“主阶”混用。上文也论及，《大夫食礼》经文中“宾”“客”、“主人”“主”混用，且明显不是因为某种义例，可见整齐文本的工作远不及《仪礼》到位。
注
释
[1] 《礼记正义》卷四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99页。
[2] 如沈文倬先生认为孺悲从孔子问礼在（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间，《仪礼》中《士丧礼》等篇撰作上限是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58页）。
[3]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菿闇文存》，第37页。
[4] 朱凤瀚：《海昏竹书<诗>初读》，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0—115页。
[5]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杂考各说》毛诗诂训传名义考：“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
[6] 武威汉简《燕礼》简47之末云“凡三千六十六字”，简48起为记文，简53末云“记三百三文”。参看《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图版拾叁。
[7] 如田中利明，《仪礼中“记”的问题》，刁小龙译，《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86—99页。叶国良：《论仪礼经文与记文的关系》，《礼学研究的诸面向》，新竹：台湾清华大学，2010年，第44—64页。刁小龙：《仪礼篇末“记”研究》，《人文论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187页。胡新生：《周代的礼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78—409页。
[8] 唐宸：《汉代今文礼学新论》，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6年，第45页。
[9] 简背分别编号如《大夫食礼》，分别计字如武威汉简《燕礼》，连续编号如武威汉简《燕礼》《特牲》，总计经记字数如《特牲》，篇末有“凡三千四百卌字”。
[10] 参看胡培翬《仪礼正义》卷二，《儒藏》精华编四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1—92页。
[11] 徐渊：《从武威汉简<仪礼>再谈<丧服><服传>的成书及古今文问题》，待刊稿。
[12] 至于舅姑之一已殁，则如贾公彦疏“若舅没姑存，则当时见姑，三月亦庙见舅。若舅存姑没，妇人无庙可见，或更有继姑，自然如常礼也”。（《仪礼注疏》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094页）
[13] 盛世佐《仪礼集编》卷四：“世佐案，此章亦记体也，当在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之后，葢编礼者误置于此，否则错简耳。断为记者，以其言礼之变也。凡言礼之变者二：一后世变礼自不合入经，如《冠礼》不醴若杀，此篇不亲迎之类是也。一古者元有其礼，以通乎正之所穷，特以非当，故不见于经，而贤者识之，以补其所未备。如《冠礼》孤子冠、母不在，此篇宗子无父之类是也。此章（案谓“舅姑既没之礼”）亦其类矣。二者皆记，而作记之人则非一时，愚于上篇详之矣，后凡言变礼者放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0册，第175页）
[14] 《仪礼注疏》卷二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302页。
[15] 与《聘礼》相类，《公食大夫礼》为主国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同样有君不亲食使人往致之礼；大夫与聘宾行食礼之后，又载大夫不亲食、君使人代致之礼。
[16] 盛世佐《仪礼集编》卷五：“世佐案自此以下（案谓“士见于大夫”）当属记文，经名‘士相见礼’，而记乃言见大夫以至于见君者，盖推广相见之法如此，刘歆‘（后）苍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此类是与？”（第211页）
[17] 《仪礼注疏》卷二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335页。
[18] 经文言所属馈于客与主北向而立，记文则言“其乡皆东”，或记文言所属馈于大夫与右者皆东面；或记文言所属馈于主、大夫、友者、客者，初升堂时皆东面，与经文未必相异。
[19] 《仪礼注疏》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135—2137页。
[20] 《礼经释例》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90册，第73页。
[21] 《仪礼注疏》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139—2140页。
[22] 《仪礼注疏》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139、2138页。
[23] 《乡射礼》无介，因此主人酬宾后没有主人献介、介酢主人。
[24] 详熊少聪：《<士丧礼>撰修经义考》，待刊。
[25] 《仪礼注疏》卷一四、一六、一九、二〇、二一、二三、二五、三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195、2226、2262、2264、2279、2285、2287、2308、2336、2341、2472页
[26] 《仪礼注疏》卷二三、卷四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312、2542页。
[27] 据《特牲馈食礼》“乃宿尸”郑注“宿读为肃。肃，进也。……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记作肃，《周礼》亦作宿。”（《仪礼注疏》卷四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556页）应当又有作“羞”、“速”者，以区别于“就”。
[28] 《仪礼》宿、戒往往连文，《士冠礼》郑注“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仪礼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042页）
[29] 《礼记正义》卷二、二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681、3480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3年第4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编辑：张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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