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张垚、左勇：论西周金文中的墉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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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周金文中的墉氏家族*

张垚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左勇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西周金文中的氏家族以往有墉氏、虢氏二说，本文分析“”字读音，并结合氏的族姓，认为西周时期的氏不宜理解为虢氏。目前可见的氏家族铜器有师鼎、师钟等，这些铜器反映了氏是一个担任师类职官的非姬姓家族；本文也尝试利用这些铜器还原西周时期氏家族的世系。

关键词：氏家族  师鼎  师钟

1974年陕西扶风县强家村窖藏出土七件铜器，[1]其中五件有铭，分别是师鼎（《殷周金文集成》2830，以下简称为“《集成》”）、即簋（《集成》4250）、恒簋盖（《集成》4199—4200）以及师臾钟（《集成》141），自出土以来，这几件铜器器主的家族归属与世系就处在争议之中。究其原因，在于师鼎器主称其父考为季易父，而师臾钟器主称其先祖为虢季（公），二者是否为同一人涉及西周金文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课题，如：强家村窖藏这批铜器是否归属于同一家族？氏等同于虢氏还是另一个独立家族？关于强家村这批铜器的族属，目前学界有三种主要的观点，其一以吴镇烽、雒忠如、黄盛璋几位先生为代表，认为即和师臾同属“虢国族”的一支，师可能属于“墉国族”。[2]其二由李学勤先生提出，认为包括师在内，强家村这批铜器器主均属姬姓虢氏一族，王慎行、黄锦前、周言几位先生持相似观点，不过对李学勤先生将师望排入该家族有所质疑，并对具体世系排谱作了调整。[3]这一解释长期以来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几成定论，但在1992年师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5266，以下简称“《铭图》”）出土后，李学勤先生修改了此前的观点，提出强家村这批铜器器主为齐太公之后，可以理解为姜姓的虢氏。[4]至此，“”作为氏名或家族名号理解时，有了墉、虢二说，其族姓也有了姬、姜二说，学界尚无定论，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着重考察“”之族姓及世系等几个问题，请同好批评指正。
一、“”字读音
《说文》中“”有二音二义，一为城郭之“郭”，“象城之重，两亭相对也”；[5]一为“墉”之古文，表示城垣。[6]《说文》的记载为现代学者考释“”字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出土文献也印证了《说文》所载大致无误。殷墟甲骨文中“”字形并不复杂，基本均作（《合集》553），其用法主要有三：作族氏名号；作名词“城墙”或动词“筑造城墙”；与“兮”字连用，表示时间。用作名词“城墙”或动词“修筑城墙”一说，由张政烺先生率先提出：“‘墉商’的墉字义为城墙，在这里是动词，即修城墙。”[7]不过，“郭”“墉”二字均有城垣、城郭之义，“”在此处读作“郭”还是“墉”仍无法判断。表示时间的“兮”，郭沫若先生认为“”假为“肜”，[8]于省吾先生则读为“廓曦”，认可“”即“郭”字。[9]显然，二位先生也是基于《说文》中“”字不同读音，作出各自的推断。殷周金文材料中的“”字，未见作时间使用，但有了更为丰富的义项。毛公鼎（《集成》2841）中有“余非又昏”，“”字为昏庸义；此外“”字还常见于“仆庸”之“庸”。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中有“土田仆”之文，清末孙诒让即提出与《诗经·鲁颂·閟宫》中的“土田附庸”同义；[10]王国维先生又联系《左传》“土田陪敦”，提出“敦”即“”之讹；[11]裘锡圭先生在此基础上，细致考察了“庸”的身份，提出庸是“主要给统治阶级提供农业和土木工程等方面的劳役以及各种生产品”的一群人。[12]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金文中用“仆庸”的“庸”实际上有两种字形，一种与甲骨文中的“”字近似，只是底部略圆，如（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另一种从庚从用，写作，见于询簋（《集成》4321）、逆钟（《集成》62）。追溯从庚从用的“庸”字来源，可以注意到一个从庚从同的字形：（《甲骨文合集》15665，以下简称“《合集》”）、（天亡簋，《集成》4261），此字形出现更早，可以推测从庚从用的“庸”字当由从“同”演变而来。裘锡圭先生认为从庚从用的“庸”字即“镛”，是乐器名称。[13]朱凤瀚先生指出“庸”也可以表示“庸器”，见于作册般鼋（《铭图》19344）。[14]李凯先生则认为诸如卜辞和金文中的“奏庸”“庸奏”均是祭名。[15]由此可见，庸字本义似乎是乐器，由乐器可衍生出礼器、祭礼等义项，与本义为城垣、城墙的字存在差异，二者在表示“仆庸”这一概念上通用，更可能是因为读音相近。也就是说，至少在西周时期，“”确实与“庸”读音近似，《说文》载“”字为“墉”之古文有其道理。“”读为郭，也有文字学上的证据。《玉篇》载：“，古获切。《说文》云‘度也，民度所居也’，《白虎通》曰‘郭之为言廓也，今作郭’。”[16]不少从“”的字也与“郭”读音相近，如“廓”、“椁”。朱德熙先生根据战国玺印以及《诗经·大雅·皇矣》中“廓”字与赫、莫、获等字叶韵，提出“字在先秦就有庸和郭两种读法，因为墉和郭意义相近，所以古人就用同一个字表达这两个来源不同的词。”[17]其后曾宪通先生提出“字其初当读为‘墉’，至篆文时期分化出‘郭’的读音。”[18]在目前可见材料中，至少在战国以后，从“”之字有从“郭”得声之例，说明最迟此时“”有“郭”的读音。由此可见，《说文》记载“”对应“郭”“墉”二字有一定的依据。在西周金文中，“”字确实有“墉”音，但是否有“郭”音还不好说。[19]故此，单从文字释读角度来说，殷商武丁时期就已作为族氏名称出现的“”字，在当时更可能读为“墉”。假使当时“”字已有“郭”音，也不能遽然认定“”氏就是传世文献中的“虢”氏。
二、“”氏非“虢”氏
表示族氏名号，既见于殷墟甲骨文，也见于殷周金文：1.甲骨文中作为人名、地名或族氏癸卯卜，宾贞：令（系）在京奠。（《合集》6，宾三）癸丑卜，宾贞：令彗、以黄执寇。七月。（《合集》553，宾三）令以多射卫……示呼……弋。六月。（《合集》5746，宾出）癸酉卜，贞：其有疾。（《合集》13731，典宾）□未卜，□：令□取人。（《合集》20571，师小字）乙亥贞：令以众，□，受又（佑）。（《合集》31981，历二）辛未卜，贞：王田，亡灾。（《小屯南地甲骨》660，无名组）2.金文中作为族徽[20]宁（宁甗，《集成》792，商代中期）丁。（丁鼎，《铭图三编》43，商代晚期）己。（己鼎，《集成》1292，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辛。（辛鼎，《集成》1296，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父辛，（父辛尊，《铭图》11832，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3.金文中作为族氏名号作熙彝。（作熙甗，《铭图三编》341，西周早期）唯三月，王令荣眔内史曰：（匃）[21]井侯服，赐臣三品：州人、重人、人，拜稽首……（荣簋，《集成》4241，西周早期）丰井作姬宝尊簋。（豐井簋，《铭图三编》443，西周早期）尚作公宝尊彝。（尚爵，《陕西金文集成》2-117，西周早期后段）伯作宝鼎。（伯鼎盖，《铭图》1445，西周早期后段）唯王伐逨、鱼，延伐、黑，至燎于宗周，赐伯贝十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宝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伯簋，《集成》4169，穆王世）唯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王曰：“师！汝克荩（尽）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逊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叀余小子肈盄（淑）先王德，赐汝玄衮、纯、赤巿、朱衡、銮旗、大师金膺、攸勒。用井（型）乃圣祖考，（邻）明（令）辟前王，事余一人。” 拜稽首，休伯大师（夗）[22]（任）[23]臣皇辟，天子亦弗忘公上父㝬（胡）德，蔑历伯大师，不自作小子，夙夕尃由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亦克（歀）由先祖，孙子一（任）皇辟懿德，用保王身。敢厘王，俾天子万年，（范）（围）[24]伯大师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敢对王休。用绥。作公上父尊于朕考季易父（报）宗。（师鼎，《集成》2830，恭王世）师自作朕皇祖大公、公、（封）公、鲁仲、（宪）伯、孝公，朕剌考……□龢钟，用喜侃前繛永命义孙子……（师钟，《铭图》15266，宣王世）姬寏母作大公、公、[（埶）]公、鲁仲、□伯、孝公、静公豆，用祈眉寿，永命多福，永宝用。（姬寏母豆，《集成》4693，宣王世）用作氏名的“”字如何释读，在早期甲骨学研究中就有争议。甲骨文中“”用作人名、族氏名由丁山先生最先提出来。由殷墟卜辞可见，“”似乎主要活跃于武丁时期，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他接受商王领导，担任征伐等任务，同时又见“呼”的卜辞，可知的地位可能在当时的重臣之下。可能与地有一定的联系，丁山先生提出“”作为氏名时读为“庸”，即《诗经》中提到的“墉”。[25]陈梦家先生则认为殷墟卜辞中该地读为郭，即《左传》等文献里的“虢”，在今山西省平陆县。[26]强家村铜器出土后，吴镇烽等先生释“”为“庸”，与传世文献中屡屡提及的“墉”联系在一起；李学勤等先生释为“郭”，进而通假为“虢”。这次讨论延续了对甲骨文中“”的争议，并从单个字的释读延展到探讨“氏”家族的姓氏、世系、封地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经前文讨论可知，从文字学上讲，甲骨、金文中的“”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存在“郭”音，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家族世系的构建证明氏就是虢氏，进而论证字在西周时期便有郭的读音？为“”氏即“虢”氏作出系统论述的当属李学勤先生，此说有以下的证据：首先，从文字学角度来说，《公羊传》“虞”“郭”并举，此“郭”当即“虢”；[27]《逸周书·王会解》称“郭叔”，注称即虢叔。[28]因此，“虢氏”与“郭氏”为同一家族有着充分的文献证据。而《说文》载“”即“郭”，与“虢”字音近可通，如此一来“”氏即“虢”氏。其次，强家村这五件有铭铜器出土于同一窖穴，一般来说可能属于同一家族，而师之父称“季易父”，师臾之先祖称“虢季（公）”，二者氏名相通，排行相同，故而可能为同一人。最后，这几件铜器中，师与师臾的官职明确为“师”，依据西周时期世官制原则，他们可能来自于一个世代担任师的家族。与此同时，又引入了传世器师望鼎（《集成》2812）等，以师望之父称“公”为媒介，进一步将师、师望与师臾联系起来，认为师望即师之子、师臾之祖。李先生还指出，这个虢季家族即虢国的公族。这条证据链相对完整，但并非毫无破绽。“虢”、“郭”通用毫无疑问，但“”字形作为氏名理解时不必一定读郭。同窖藏的铜器一般为同一家族所有，但由于婚姻、虏获等原因，不属同一家族的现象也存在，如散氏与氏铜器共见同一窖藏；[29]同一家族一般经常担任相同的职官，但也偶见同一家族甚至同一人担任不同职官，且“师”作为西周时期常见官职之一，必定不会只属于某一家族，即便师与师望都与“大师”有一定关系，也不能说明二者有血缘关系。[30]再来看强家村几件铜器与师望诸器中器主的职事：师负责“引正乃辟安德”，即匡正周王，与恒被任命“司直鄙”、即被任命“司琱宫人”均无直接联系；师望负责“出纳王命”，马军霞博士认为与师“事王一人”的职责相近，[31]但是对比负责管理由各异族组成的虎臣的师酉，他也曾被要求“夙夜辟事我一人”（师酉鼎，《铭图》2475），可见所谓“辟事我一人”并不是一类固定职责。且师望生活的时代也值得思考，彭裕商、韩巍等先生根据师望诸器的器型、纹饰特征，推断师望诸器时代不会早于厉王，[32]那么师望之父自然就不能是活跃于穆恭之时的师。继李学勤先生之后，不少学者在研究西周时期的虢氏家族时，都结合出土地点，将强家村出土的这批铜器器主家族划归西虢一系，进一步将其他氏名写作“”或“虢”的人物纳入姬姓虢氏之中，构建出一个庞大的虢氏家族世系，并没有给出氏即虢氏的论证。也就是说，认定“季易父”与“虢季（公）”为同一人的立足点并不坚实，据此推断“”氏即“虢”氏更需谨慎。1992年出土的师钟进一步挑战了氏即虢氏这一说法：如果“”与“虢”为同一家族，那么很可能和传世文献中的虢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其族姓当为姬姓，但师钟却显示“氏”并非姬姓。师钟铭文内容如前文所示，记录了其家族自大公至静公的七世，刘雨先生率先发现该世系与传世器姬寏母豆所述几乎完全相同，很显然，两器的作器者应属同一家族。考虑到西周时期“不论是妇女主动制作祭器，或是被动的接受丈夫制作的祭器，都以祭祀夫家祖先为主”，[33]而未出嫁之女“很可能没有权利参与家族内的正式祭祀活动”，[34]因此，师与姬寏母更有可能是夫妻关系。[35]有学者认为姬寏母豆未称“皇祖”等亲称，且与师寏父器器主同字，故而姬寏母当为师寏父之妻，师可能是师寏父与姬寏母之子。[36]西周时期讲求同姓不婚，不论师与姬寏母是夫妻还是母子，二人同为姬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分析过师的族姓，再来看其族氏。刘雨先生将师钟与姬寏母豆铭文中的世系释为“太公、墉公、封公鲁、仲臤、省（宫）伯、孝公、静公”七世，[37]耿超先生释为“太公、墉公、封公、鲁仲宪伯、孝公、静公”六世，李学勤先生将铭文世系释为“大公、郭公、埶（献）公、鲁仲、宪伯、孝公、静公”七世。[38]从铭文布局上看，“仲”字后“伯”字前难以铸下二字，故释为“宪”字较合理，应在鲁仲与宪伯之间断读。耿超先生以“鲁”为谥号，“仲”为排行，“宪”为私名，“伯”为敬称，形式如逨盘提到的“惠仲盠父”，但是以“伯”为敬称和以“父”为敬称存在差异，同一人既称“伯”又称“仲”的可能性不高，鲁仲、宪伯更有可能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是两个人。将这七世与传世文献对比，吴其昌先生认为姬寏母豆所述为妫姓陈国世系，[39]但两个家族世系一一对应需要做大幅度的调整；刘雨先生提出该家族世系与曹国国君世系相合，[40]此说又面临着师与姬寏母同姓的问题。脱离传世文献，单从铭文自身来看，这七世当中“宪伯、孝公、静公”应为“谥号+敬称”形式无疑，“大”通“太”，不一定是谥号，却是较常见的美称。另外三世“墉”“”与“鲁”用在“公”一类的敬称、“仲”一类的排行前作定语，有可能是表示尊称、美称一类的修饰词，即如“宪伯”之“宪”一类；也有可能是表示族氏名称，即如逨盘（《铭图》14543）中“高祖单公”之“单”。“”字姬寏母豆失摹，师钟中也不甚清晰，从残留字形上看应从丮，释为“埶”较为合适。“埶”即“艺”字，《尚书·舜典》云“格于艺祖”，孔颖达引郑玄云“艺祖为文祖”，[41]可见“艺”字有可能如“文”一样，用作美称，李学勤先生认为通“献”，作谥号用。此外，“埶”还作族徽使用。但族以为族徽，未必以之为氏名，[42]公所属家族未用日名，几乎未呈现出殷文化特征，故而公之“”不适合作族氏名号理解。“鲁仲”之“鲁”未见作谥号或名称使用之例，西周金文中的“鲁”除了“鲁休”“纯鲁”等习语外，还用于表示分封于今山东的鲁国。鲁为姬姓，这位鲁仲自然也不能是鲁国公族，只能是罕见的以“鲁”为美称的例证。此时唯有字有探讨空间，在目前可见的铜器材料中，暂无以“”为谥号或美称的例证，“伯”为生称之例又证实西周时期确实存在一个氏家族，[43]李学勤先生联系师鼎铭文，提出太公又称“师尚父”，清华简《耆夜》作“郘上父”，故而师先祖“公上父”与师先祖“大公”同为齐太公，“太公封齐，长子吕伋之后世为齐君，同时还有两子留于王朝，封在畿内郭地的郭公一支继承太公的大师职位，幼弟郭季一支也是大师属下。”[44]《考古图》引蔡肇语称：“《齐世家》言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见于史，自吕伋十四世矣，余文不可考。然知为齐豆无疑。”[45]相较于单据“太公”一个称谓说师钟所载为齐国君世系，李学勤先生将齐太公与氏家族系联在一起显然更具说服力。但是，“大”是金文中较为常见的美称；“上（尚）”也是金文中较为常见的字，此处“大公”与“公上父”说的是否都是齐太公还可以讨论。近年孔头沟遗址出土的尚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师鼎先祖所称“公上父”有可能正是尚爵的器主“尚”，而尚之父考公与师先祖公可能为同一人，他们与齐太公并无关联（详见下文），而是另一个独立的氏家族。在以往的争议中，无论是认为氏是虢氏还是“墉国族”，[46]都认为应该划归姬姓家族。但是氏家族并非姬姓，也就与虢氏无涉，同样也不能是吴镇烽先生提出的姬姓“墉国族”。李学勤先生提出，西周时期存在一个姜姓虢氏家族，但目前的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因此不必强行将姬姓虢氏与非姬姓氏混为一谈。
三、西周时期氏家族世系
这样来看，目前可见的西周时期氏家族成员范围就逐渐清晰起来，即师鼎与师钟所述及的同家族成员，加之尚爵提到的公、伯鼎盖的器主伯以及伯，此外还有《铭三》增补的熙与姬；而师臾钟所述家族更可能是姬姓虢氏，不在氏家族之中。[47]此外，师鼎铭文中出现的伯大师也有可能是氏家族成员。师鼎铭文中周王回顾了师在先王时期任职的情况，随后赏赐给他一系列物品，并鼓励他继续为周王朝服务。师也表达了对周王的感激与效忠，与此同时也表达了对“伯大师”的感激。师感激伯大师是因为接受了伯大师的举荐，王慎行先生提出师早期经举荐成为伯大师的属官——小子，至此时接替了伯大师的职务；[48]黄盛璋先生则认为，此次册命师担任的仍然是小子，铭文中的“皇辟”所指即伯大师。[49]探讨师是否继任大师一职，重点在赏赐物“大师金膺”的解读。金膺前冠以“大师”仅此一见，王慎行等先生将“大师金膺”理解为大师专用之金膺，周王将大师金膺赐予师意味着授之以大师之职，但其时伯大师尚在，二人同为大师的可能性并不高。黄盛璋先生提出，此处“大师”表示其后金膺为大师之物，即周王将大师之物赏赐给作为大师下属的师。从铭文材料来看，周王将臣下之物转赠另一臣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见于田的转赐，符合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此现象是否适用于车马器还需存疑；另一种是将臣下祖上之物赐还该臣下，如善鼎（《集成》2820）载善获赐其祖之旗。师鼎的情况或与后者相似，此“大师金膺”为师担任大师的先祖之物。铭文师又称颂伯大师能够继承其先祖之德行，并表示要遵循伯大师之迹，加之二人所属家族都曾任大师，因此师与时任大师的伯大师有可能存在血缘关系。于豪亮先生认为伯大师与师是同祖异父的堂兄弟，公上父为两人祖父；[50]王慎行先生认为伯大师与师是伯侄关系。可见，这位伯大师有可能就是氏宗子，即师钟所提到的某位先祖。陈絜先生曾简要描绘氏家族的世系，[51]认为公上父即伯，其后分支出来的季易父为小宗；李学勤先生依据师臾钟与师钟绘制了更详细的氏家族世系，如表1所示：
表1 李学勤先生所列西周时期郭氏家族世系[52]
李先生所列表存在疑点需要探讨：第一个疑点是，公与季易父为同辈兄弟，却拥有相同的氏。这一现象在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但二人同为太公之子，那么就是改称“”氏的第一代，齐太公又称“吕尚”，其氏为吕，若公获封别立氏，其弟完全可以继承原来的吕氏，兄弟二人同时变更为另一个氏名，就不是一个常见现象了。类似的例子或许可以联系到虢仲、虢叔，或者李学勤先生提到的微子、微仲，可惜的是这一现象较为罕见，背后的原因尚难探究。不过回到公与季易父上来，除了要考虑兄弟二人同氏的原因之外，还要考虑二人是否为兄弟关系。也就是李学勤先生所绘世系的第二个疑点：若季易父为公上父幼子，就会出现自齐太公于文王时期辅佐周，[52]至恭王八年师作器，百余年间仅历三世，而同时周王室历经七世。此外，伯大师只可能是师的伯父或从兄，即师钟所提及的公或公，这就导致公活跃的时间下限也在恭王。其后自鲁仲至师五世，历恭、懿、孝、夷、厉、宣六世共五代人，显得世系过于密集。因此，不妨重新考虑师家族的活跃时代以及公与季易父的关系问题。探讨某贵族家族与周王世系的对应关系，逨盘（《铭图》14543）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据逨盘铭文所述，其家族与周王室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单氏家族与周王室对应关系表

可见，单氏家族自单公起的第四世惠仲盠父、第五世零伯活跃于穆恭之交，与师家族对比来看，相当于鲁仲、宪伯二世。此外还有史墙盘（《集成》10175）可以对比。史墙盘为恭王器，史墙自述其高祖正逢武王伐纣，投奔于周，此后历乙祖、亚祖辛、乙公，至史墙自己，也是第五世活跃于恭王时期。当然不同家族各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李先生认为氏家族自活跃于文、武时期的祖先算起，第三世至于恭王时期仍然不够合理，师鼎中的这位伯大师更可能是氏家族的第四世或第五世，即鲁仲或宪伯。考虑到伯大师排行为伯，[53]那么就只能是宪伯。宪伯在穆王时期年龄不会很大，而师曾于穆王时期供职，可知二者更有可能为同辈兄弟，宪伯之父鲁仲与师之父季易父为同辈兄弟，至于此二支从哪一世开始划分，还可以继续讨论。李学勤先生并未解释季易父为何是太公之子、公之弟，或许是由于师身为小宗，如果作器祭祀五世祖稍显不合常理，作器祭祀其祖更易理解，这一问题可以借助尚爵来分析。尚爵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西周墓葬M10（铭文及器型见图1），发掘者结合李学勤先生所排列氏家族谱系，提出“此次出土的铜爵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是尚为父辈郭公所作，故此郭公的年代应与师钟世系中姜太公之子的郭公大体相当”。[54]前已提及，氏家族未必是齐太公后裔，且齐太公名“尚”（一说名“望”，字“尚父”），这位西周早期偏晚的“尚”与其祖同名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但是尚爵的出土，又恰好证实李学勤先生将师的先祖“公上父”纳入师钟所记录的世系是可行的，只不过“公上父”并非齐太公，而可能是这位“尚”。“尚”与“上”通假，且西周时期偶见名与字混用的情况，[55]师所祭公上父有可能正是这位私名为“尚”的公，从时代上看就是其祖父。师之父排行为季，作为小宗，师祭祀自己的祖父，并未追溯更久远的祖先，也符合西周时期的祭祀习惯。
图1 尚爵拓片（左）及器型（右）
最后要讨论的是伯簋，陈梦家先生断为昭穆时期，[56]唐兰先生断为穆王时期，[57]刘启益先生断为昭王时期，[58]从字体特征上看应属穆王，与尚爵相比要稍晚一些。这位“伯”可能是鲁仲之兄，由于某种原因，其后人未能继承宗子。以上推测证据有限，此处仅提供一种可能性。如果尽可能地将铭文中出现的氏成员系联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世系，如表3所示：
表3 墉氏家族世系表[59]
小结
从文字学角度可以看到，“”字的确存在“墉”“郭”二音二义，但在西周时期作为族氏名号时，未必读作“郭”。与此同时，师钟的出土证明氏家族与姬姓家族通婚，自身并非姬姓，因此，西周金文中的氏与虢氏并无关联，而是一个独立的族氏。氏家族以师钟所述世系为大宗，历代生活在周之内服地区，担任师职，部分成员做到了大师，是王朝重臣。不过，鉴于与氏相关的出土文献有限，此家族的世系勾勒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蒙刘源老师和辛悦师姐、宋专专等同学的批评指正，又蒙匿名评审专家的诸多教示，谨致谢忱！

注 释

*本文写作得到黑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立项项目”周代师类群体研究”（2023-KYYWF-1595）资助。

[1] 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2] 黄盛璋：《扶风强家村新出西周铜器群与相关史实之研究》，《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安：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年。

[3]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王慎行：《师鼎铭文通释译论》，《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黄锦前：《师臾钟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文博》2019年第1期；周言：《也谈强家村西周青铜器群世系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

[4]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10页。

[6]《说文解字》，第288页。

[7]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第115页。

[8] 郭沫若：《殷契粹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29-530页。原文称“五年琱生簋”为“召伯虎簋”。

[9] 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7页。

[10] 孙诒让著，戴家祥校点：《名原（下）》，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4页。

[11] 王国维：《观堂古金文考释·毛公鼎铭文考释》，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石印本。

[12] 裘锡圭：《说“仆庸”》，《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13]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第67页。此文称“庸”从庚从用，“庸”字早期字形为从庚从同。

[14] 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8页。

[15] 李凯：《出土文献与商周文明初探》，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39页。

[16] 顾野王撰，陈彭年修：《重修玉篇》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朱德熙：《古文字考释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18] 曾宪通：《“亯”及相关诸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3页。

[19] 清代段玉裁云：“此云古文墉者，盖古读如庸，秦以后读如郭。”由前引朱德熙先生论证可知，从“”之字在战国已经读从“郭”声，但“”在战国以前尚无明确读“郭”之例；战国以后从“郭”得声的字，在西周时也没有从“”的写法。例如廓、椁等从郭得声的字不见西周金文字形，而从革从郭的鞹字，在西周金文中字形与虢一致，并没有呈现出从郭的特征，鞹字形最早见于《诅楚文》，可见虢为鞹之古字，与“”字形并无关联。这说明墉、郭二字的分化至迟发生在战国时期，更早的情况暂时难于判断。

[20] 除下述所列铜器，表示族徽还见于南鼎（《集成》1297），学者多释“南”字为“青”，细审铭文释为“南”字较为恰当，此器容庚疑伪。

[21] 于省吾先生释为“芥”，见于《甲骨文字释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04-405页；唐兰先生释为“”读为“匃”，义为给予，见于《西周青铜器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22] 马承源先生认为读为“爰”，无实义。见《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

[23] 裘锡圭先生释为“任”，义为“从事”。见于《说“白大师武”》，《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8页。

[24] 裘锡圭先生释为“范围”，义为“遵循”“法则”，见于裘锡圭《说“白大师武”》，《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9页。

[25]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页。

[26]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5页。

[2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〇，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本。

[28] 孔晁注：《逸周书》卷七，四部丛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

[29] 见史言：《扶风庄白大队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30] 根据目前的金文材料来看，“大师”一称暂未发现明确的世袭现象，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兹不赘述。

[31] 马军霞：《虢国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第49页。

[32]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23-425页。韩巍：《周原强家西周铜器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3期，第70-78页。

[33] 陈昭容：《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一）》，收入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34] 耿超：《浅议姬寏母豆与师钟作器者关系及族姓》，《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103页。下文引耿超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35] 关于师与姬寏母的关系，刘雨先生认为二人的先祖与文献所记录的曹国国君世系可以形成对应，故二人均为姬姓，当为兄妹或姊弟关系（《两周曹国铜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此说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师钟出土于陕西扶风，距离曹国封地甚远，刘雨先生解释称二器大概出土于曹国的采邑之内。二是姬寏母作为女性，却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祭祀先祖的权力，刘雨先生就此作出两种推测——姬寏母在当时是一个特例，拥有异于一般贵族女性的权势和地位；或当时的贵族女性地位比我们所理解的要高许多。其后耿超先生撰文梳理了西周时期女性出嫁前后在祭祀方面拥有的权利差异，认为姬寏母应为师之妻。以目前可见的铭文来说，明确为未嫁女自作器之例几乎不见，明确为已嫁妇为母家作器者仅见蔡姞簋（《集成》4198），蔡姞作此器也并非用于自己祭祀母家父母，而是交予其兄尹叔，由尹叔主导祭祀。可见，由女性作器、祭祀本家父母乃至数代祖先，在已见铭文中尚无先例。故本文取耿超、李学勤先生说，认为师与姬寏母应为夫妻，而非兄妹、姊弟。

[36] 高婧聪：《师钟、姬寏母豆铭文所见人物关系与族属——兼论西周国家建构模式》，《管子学刊》2019年第1期。

[37] 刘雨：《两周曹国铜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38]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1页。

[39] 吴其昌：《金文世族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40] 刘雨先生认为“皇祖太公”对应《史记·曹世家》所载的“太伯脾”，“仲臤”对应太伯脾之子“仲君平”，“省公”对应仲君平之子“宫公”，“孝公”对应宫公之子“孝伯”，《史记》“孝公”之后遗漏一代，也即铭文所称的“静公”，再下一代为“夷伯”。此外，铭文中提到的“墉公”“封公”两世也为《史记》所遗漏。见刘雨：《两周曹国铜器考》，《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41]《毛诗正义》卷一九，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影印本。

[42] 雒有仓先生曾指出，“在殷遗民铜器上，也有‘族徽’与当时使用的族名不一致的情况，典型如微氏家族铜器族徽只出现在折、丰、时期，而此前和此后的铜器铭文均称其族为‘微’，这说明该类族徽只是特定时期的族氏标识和代号。”见氏著《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18页。

[43] 伯是生称，说明西周时期必定存在一个氏名为的家族。假使我们认为既可以是氏名，也可以是谥号或者美称，那么就无法认定师之父季易父的“”是氏名，进而与虢季系联。且“谥号+排行+字”的称名形式在金文之中为数不多，季易父的“”更可能是氏名。

[44]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1页。

[45] 吕大临：《考古图》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吴镇烽先生将师列入“墉国族”，与“虢国族”并举，似乎是将之归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封国。

[47] 强家村同窖藏出土的即簋，作器者应为师臾之父，为虢氏家族成员，恒簋的器主恒所属家族不明。此前有学者将师望器的器主师望归入强家村器主家族世系，但仅通过谥号“公”将师望与师臾系联、通过“大师小子”将师望与师系联都略显仓促，且师与师臾也并非同一家族，故暂将师望排除。

[48] 王慎行：《师鼎铭文通释译论》，《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

[49] 黄盛璋：《扶风强家村新出西周铜器群与相关史实之研究》，《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50]于豪亮：《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铭文考释》，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3页。本文引于豪亮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51] 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4页。

[52] 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01页。

[53] 齐太公之生卒年无可考证，传世文献对其事迹的记载也相互抵牾，但目前来看尚无文献称太公归周在武王及其后。齐太公之卒年文献中最晚的记录称康王六年，见于《竹书纪年》，但古今多有学者质疑此说，可参见梁玉绳、顾颉刚等先生的讨论。

[54] 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于《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提出伯大师与仲大师为正副职之别，但师鼎中省称伯大师为“伯”，乘盨中省称仲大师为“仲氏”，可见“伯”“仲”当为排行，与正副职无关。

[5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岐山县孔头沟遗址西周墓葬M10的发掘》，《考古》2021年第9期，第42页。

[56] 如臤尊（《铭图》11807-11808）铭文中提到仲（競）父赐金，競卣（《集成》5425）中器主自称競。由相关史事及人物的系联可知，競与仲競父很有可能是同一人，也即御史競（御史競簋《集成》4134-4135）。再如师俗父（永盂《集成》10322）又称师俗（史密簋《铭图》5327），则西周时期名与字存在混用现象。

[57]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上册，第137页。

[58]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3页。

[59] 刘启益：《西周纪年》，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60] 此表格中括号内表示可能为同一人，虚线表示推测。

原载《出土文献》2024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

编辑丨李举创

审核丨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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