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坐不住了：中国或将抢占CRISPR癌症疗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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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国在生物医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就；其中，基因编辑技术在临床疾病治疗中的实践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与此同时，西方科学界也切实感受到了中国这一强劲“竞争对手”的飞速前进的脚步......

撰文 Rob Stein

来源 npr.org

翻译 谷玉玺

审校 张梦茜 魏潇

邓少荣正坐在杭州市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等候着医生。这位瘦削虚弱的 53 岁建筑工人身披外套以抵御冬日寒冷的天气。

邓少荣患有晚期食管癌，这种癌症在中国较为常见。传统的放化疗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癌细胞还在持续扩散。

 罹患食管癌的邓少荣（音）正在接受一项临床试验性治疗，该疗法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令其能杀死癌细胞。

图片来源 Yuhan Xu/NPR

现在他回到了杭州市肿瘤医院，准备接受一项全新的试验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需要从患者体内提取出免疫 T 细胞，在实验室中利用 CRISPR 技术将其进行基因编辑，再注回患者体内。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邓少荣通过翻译告诉记者。一名护士刚给他测完血压。

不一会儿，病房的门开了，护士又赶了回来，怀里抱着一个盛满了黄色液体的透明输液袋。她把输液袋挂在了邓少荣病床的上方，将输液管的一端与输液袋底部相连，另一端的针头则插入了他的胳膊。

“这就是 T 细胞输注，现在他已经开始接受免疫细胞疗法了。” 杭州市肿瘤医院的院长吴式琇博士说道。

邓少荣静静地盯着点滴，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经过基因修饰的免疫细胞正缓缓地流入他的体内，整个输注过程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

“我只能希望它能完全、彻底地治好我的癌症。”邓少荣说。

邓少荣参与的正是吴博士提到的中国最先进的 CRISPR 临床研究。打开某个美国政府网站——它几乎是全球生物医药研究的信息交换中心——你会发现，在中国至少还有其他 8 项应用 CRISPR 治疗癌症病人的研究正在进行，分别针对肺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前列腺癌。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目前仅批准了一项 CRISPR 癌症治疗研究，而现在这项研究才刚开始寻找第一个受试者。

杭州市肿瘤医院正继续推进 CRISPR 癌症治疗的相关应用

图片来源 Rob Stein/NPR

“在生物医学领域，中国开始成为引领世界的角色，”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中国生物科学的人类学家哈勒姆·史蒂文斯（Hallam Stevens）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的确在生物医学方面有大量投入，现如今正是收获丰硕成果的时候。”

吴式琇试验的这种治疗方法需要抽取每位病人的血液样本。在距医院两小时动车车程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里，这些样本内的 T 细胞将被提取出来，之后科学家们会利用 CRISPR 技术敲除 T 细胞内一个名为 PD-1 的基因。这些经过基因修饰的改良版 T 细胞再次注入病人体内后，便能够集中攻击癌细胞。

这是邓少荣的第二次改良版 T 细胞输注。当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虚弱的他只能靠轮椅活动。但他说在第一次治疗后不久，他便能感到身体有所好转。

“我感觉现在病情很稳定，”邓少荣说，“之前我四肢无力，但是现在我不再感到虚弱了。”

现阶段对该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进行评价还为时过早。邓少荣也仅仅是吴式琇 21 名晚期难治食管癌病人中的一员，他们都接受了利用 CRISPR 技术编辑自体 T 细胞的基因治疗。

吴式琇称该疗法在约 40% 的病人的身上起到了效果。其中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后的生存期几乎超过了一年。

这项研究中并没有设置随机对照组。但通常来说，这类病人已经没有其他途径可选了，吴式琇说。“如果不接受这项治疗，那他们大多会在三到六个月内走到生命的尽头。”

吴式琇表示他正在撰写相关研究报告用于发表，但其研究结果还没进行过同行评议，更没有公之于众。

吴式琇称，到目前为止仅有的副反应都不严重，包括偶发的高热或皮疹。该研究中的九名病人已经死亡，但吴式琇表示这是由癌症导致的，与治疗无关。一名病人因为高热中断了治疗，而剩下的病人表现稳定，或者“病情部分缓解，”吴式琇说。现在，他们每个月都在接受治疗。

“作为一名肿瘤科的医生，你会目睹许多生命的消逝，”吴式琇说，“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参与到这项治疗研究中。”

 “中国将生物医药领域看成了可以与西方国家一较高低的‘战场’，在这里它能展示自己的技术力量和科研实力，”史蒂文斯说，“这也将是保障 21 世纪中国人民健康的关键。”

对科学少些怀疑

总的来说，中国对医学研究的管控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严苛，史蒂文斯说，“二者的起点本就不同。”

在西方，人们对于可能跑偏的医学研究持谨慎态度有其历史原因。 20 世纪，先有纳粹时期的人体实验，后有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Tuskegee syphilis study）：医生们为了了解梅毒在人体内引发的长期症状，在治愈该疾病的药品出现后，还对美国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大学几百名黑人被试故意隐瞒，长达数十年之久。

“中国的研究者更多是以‘这项研究将对国家有利’为前提。”史蒂文斯说。

吴式琇说他的研究是经过医院成立的一个九人委员会，历时两个月的审核批准后开始进行的（编者按：美国类似的审核时间会长的多）。他说该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一名律师、一名生物伦理学家、数名护士和医生、一名记者、一名癌症病人代表，以及一名公众代表。

“中国的癌症病人迫切地想要治好自己的病，”吴式琇说，“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病人总是希望能够尝试新的疗法。这就是为什么伦理委员会和实验室对这项研究都非常地支持。”

但这种较为宽松的监管模式让许多医生和生物伦理学家感到担忧——万一对此技术的使用操之过急，这很有可能让病人身处险境。

“如果不接受这项治疗，那他们大多会在三到六个月内死亡。”吴式琇博士说。

 图片来源 Rob Stein/NPR

“我担忧的是：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么？CRISPR 技术对我们来说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芝加哥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兰尼·罗斯（Lainie Ross）称。“这有可能会弊大于利。对待这一技术我们应当采取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威力强大的工具。”

罗斯指出，当前也有现有的药物，可以达到和吴式琇所使用的 CRISPR 技术相同的对免疫系统进行调控的作用。

 “一种顾虑便是：如果你能采用药物治疗而不是 CRISPR，你确实告知病人有另一种选择了么？”罗斯说，“我们有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安全有效的药物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这些患者在参与研究前听到这样的话了么？”

其他人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卡尔·琼（Carl June）博士表示，和吴式琇相比，他经历了为期近两年、严格得多的审查后，才被允许开始使用 CRISPR 进行临床癌症治疗的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项研究经过了重组 DNA 顾问委员会（Recombinant DNA Advisory Committee）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两个联邦机构的审查，另外在开始实施前还分别接受了实验医院内两个独立委员会的审核。

“中国把这项研究的发展看作头等大事——优先级别已经达到了国家层次，”琼说，“中国有许多高质量的研究，但也有不少质量不高的研究。”

琼对于吴式琇的研究并不抱有任何具体的担忧，也不认为美国需要削弱其对于病人权益的保护。但他担心这次美国也许会像在当年太空竞赛开始时那样落于人后。

“这有点像斯普特尼克（Sputnik）号 2.0 版，”琼说，援引美苏太空竞赛初期，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又称伴侣号），震惊了美国。

“CRISPR 技术创造了一个新的‘斯普特尼克号时刻’，此时如果我们能够关注并重视这些技术，无尽的成果将纷至沓来，”琼解释道，“研究应以安全为重，但同样应当刻不容缓。”

琼希望全球的研究者们能够遵循相同的规则，在公平的赛场上相互竞争。

对吴式琇来说，他要求医生必须在开始治疗前认真地和患者讲明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现如今，他已经开始着手另一种癌症——胰腺癌的治疗了。

“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要不断改进，让更多的病人受益于这项疗法，”吴式琇说。“如果你不去尝试，那永远也不会知道结果。”

作为病人，邓少荣赞同吴式琇的观点，他表示完全理解这项治疗的试验性质。

“我从不担心这些，”邓少荣说，“因为我相信科学。”

原文链接：

https://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8/02/21/585336506/doctors-in-china-lead-race-to-treat-cancer-by-editing-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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