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耗费1.45亿日元的撤稿：署名导师为何看不出她的论文造了假？
STAP 细胞事件是与舍恩事件、黄禹锡事件并列的三大科研丑闻之一。这一丑闻不仅令研究的第一作者小保方晴子跌落神坛，还导致她的合作导师、诺奖有力竞争者笹井芳树选择自杀。在 2011 年至 2014 年的 4 年间，用于 STAP 细胞的研究和不端行为调查的费用总额达到了惊人的 1.45 亿日元。
事发时仅有 30 岁的小保方，为何会走上学术造假这条没有出口的道路？一众与小保方合作的知名科学家为何没能看出破绽，将一项有问题的研究送上顶尖学术期刊？极具威望和实力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为何迟迟不能判定 STAP 细胞是否存在？
全程报道并见证了 STAP 细胞事件的科学记者须田桃子，在将这桩大型丑闻整理成书时写道：STAP 细胞事件绝不能归责于某一特定的人。实验的方式、研究室的讨论、成果的发表方法、对造假嫌疑的处理，甚至第一作者在研究生院所受的教育，这所有的阶段都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潜藏着某些结构性问题，它正在侵蚀着日本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本文摘自《造假的科学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表。
作者: [日] 须田桃子
译者: 王家民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思考 STAP 事件的本质和特异性时，有一案例可资参考。……那就是 2002 年发生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被认为是史上空前规模的论文造假事件—“舍恩事件”。以 NHK 导演的身份追踪采访该案的村松秀在其所著的《论文造假》（中央公论新社出版）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事件的经过。
贝尔实验室是催生出晶体管、激光等电子工程学方面的关键技术，培养出 10 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民间著名研究机构。出生于德国的物理学家扬·亨德里克·舍恩在 27 岁时来到美国，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据说他是一个沉稳、诚实、热情的好青年。从 2000 年 1 月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论文开始，他在《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科学》等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高温超导的划时代成果。他一夜走红，成为了科学界的大明星，甚至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必然得主。与舍恩进行共同研究的贝尔特拉姆·巴特洛格博士是超导研究的泰斗。
舍恩的论文掀起了一股超导研究的狂潮。世界各地的无数研究小组试图进行重复实验。但是，包括贝尔实验室内部的研究人员在内，没有一人获得成功。2002 年春，接到内部检举的录音电话的两名外部研究人员，对舍恩的论文进行了调查，认为舍恩明显有数据造假的嫌疑，他们通过邮件和电话同时向贝尔实验室、《自然》等科学杂志以及舍恩本人告发。贝尔研究所于 5 月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首先从世界各地征集检举线索，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了多达 24 封对论文的检举函。
舍恩起初很配合调查，但实验记录和原始数据他都没能提交。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表示：“实验数据是从文件中适当挑选出来的，为的是符合论文的内容。”2002 年 9 月，调查委员会完成了结论报告书，指出其 16 篇论文中存在不端行为。舍恩被解雇了，但以巴特洛格为首的其他共同作者的责任没有被追究。被称为“圣经”的舍恩的 63 篇论文全部被撤回。
舍恩的母校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也对舍恩在籍期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调查。虽然发现了篡改数据等行为，但调查结论是没有发现足以左右科学讨论的“重大不端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贝尔实验室造假事件的影响之大，舍恩的博士学位被剥夺。（援引自《论文造假》）
在 STAP 事件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采访组经常有人谈起舍恩事件的话题。首先，造假发生的舞台颇为相似。CDB 虽然没有贝尔实验室那样的辉煌历史，但被认为是国内生命科学系研究所中最成功的一个，在国际上也奠定了稳固的地位。其他的还有：像彗星一样划破星空的年轻研究人员与德高望重的高级研究人员的组合、论文发表之初科学界的兴奋情绪、没有识破不端行为的科学杂志审查系统、连续失败的重复实验、实验笔记的不完善、学生时代的造假行为等等，共同之处不胜枚举。连《论文造假》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的发言内容也有一部分雷同，这一点发人深思。
它们的共同之处包含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典型要素，应该给我们提示出什么是不端行为的易发状况和如何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课题。我想应该考虑下面几点。
没有发挥核查作用的高级研究人员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研究项目核心部分的实验是由一名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的，处于指导地位的高级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履行其职责。
在舍恩事件中，在有机物表面上放置薄氧化铝膜的样品是研究成果的核心，但舍恩声称那是在母校康斯坦茨大学实验制作的，即使被要求提供样品，他也以各种理由不予提供。巴特洛格从未亲临过那个实验现场，也从未见过样品和原始数据。据悉，巴特洛格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舍恩“是一位能干、勤奋的科学家”，“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师徒关系”，强调双方在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共同研究。（援引自《论文造假》）
小保方在与若山的共同研究期间，STAP 细胞的制作实验基本上也是由她一人完成，若山在一次向小保方学习时制作成功了，但是之后一直是连续的失败。此外，包括笹井和丹羽在内的主要共同作者，均没有对小保方的实验笔记和主要原始数据进行确认。关于这方面的理由，若山说主要是“听说她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得力助手、优秀的博士后（博士研究员） ”，笹井也解释说“小保方毕竟是独立的PI，并不是我研究室里的直属部下。像‘让我看看你的实验笔记’这样不礼貌的要求，是很难说出口的”。
即使是确立了分工体制的研究小组，如果核心工作只交给一个人，不检查原始数据的工作环境很容易成为不端行为产生的温床。即使这一个人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独当一面”的研究者，不管此人是多么优秀、多么值得信赖，道理也是一样的。可以说，这两起事件如实地反映出了对个人的盲目信任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一流科学期刊的陷阱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没能识破不端行为的一流科学杂志的审查系统。在舍恩事件中，《科学》和《自然》分别以罕见的快速度发表了其 9 篇和 7 篇论文。在 STAP 事件中，《自然》虽然一度驳回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论文，但最后还是同时刊登了“研究性论文”和“快报”两篇论文。
科学杂志收到投稿论文后，编辑部会委托在同一领域有实际业绩的研究人员审阅，根据返回的评论意见决定是否采纳。当然，审稿人不是能够洞穿不端行为的专业人士，而是以审查科学的一致性和重要性为重点阅读投稿论文并发表评论的。另外，是否发表的决定权始终在编辑部的手里。
韩国黄禹锡事件（造假论文刊登在《科学》上）发生时，《自然》编辑部在 2006 年 1 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论文审查系统是建立在相信论文中所写的是真实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为了发现极少数的造假论文而设计的。”在撤回 STAP 论文时的评论文章中，《自然》编辑部也强调了论文的刊登在原则上是基于对作者的信任，并主张编辑部的努力也有其局限性。确实，要事先看穿像小保方那样的挪用博士论文中的图片之类特异的不端行为，其实并非易事，编辑部的见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审稿人的谨慎意见是否适当地在判断能否发表的过程中有所体现，这一点却是很难说的。正如第十章所介绍的那样，在 STAP 论文重新投稿给《自然》后的审稿材料中，与审稿人冷静指出疑点的评论意见相对，编辑们的“狂热”非常明显。iPS 细胞开发时的主要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科学杂志《细胞》上，在这一背景下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编辑部想要刊登关注度高且在相关领域具有冲击力的论文的意向强烈，最终导致了该论文的发表。
2013 年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兰迪 ·谢克曼（细胞生物学）在获知自己得诺奖后，批评《自然》等期刊的编辑方针是“商业主义”，并宣布今后不再向该杂志、《科学》以及美国科学杂志《细胞》这三大一流期刊投稿论文。根据记者八田浩辅的采访，谢克曼教授就 STAP 问题表达出了一种危机感：“对于这次的问题，热衷于精选具有冲击力的研究成果的《自然》等知名期刊本身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它们营造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迫使研究人员承受着伪造事实的重压。”
总之，论文造假事件屡禁不止，论文发表在一流科学杂志上并不能保证其内容的“正确性”，这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事实。
但是，论文的读者群—众多的研究者、我们这些媒体人以及看到对论文的报道的人们—通常并不这么想。从自律的角度来说，人们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无意识的想法，认为“既然能上一流杂志，数据也该是完美的吧”。可以说，STAP 论文中出现的太多疑点，以及理研等机构在调查中暴露出的小保方在数据管理上的马虎随意，都将这一预设打得粉碎。
……
那么，在论文已经发表的情况下，如果科学杂志的审查没有发挥对不端行为的核查作用，科学记者又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来判断论文的“正确性”呢？虽然我们已经在新闻传达方式上下了功夫，比如明确报道原则上是基于论文和新闻通稿的信息，但为了传达最新的成果，我们仍不得不依靠已发表的论文，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出一套更好的科学报道方式。
学生时代的不端行为
第三点，无论是舍恩还是小保方，从学生时代就存在着不端行为。
据悉，舍恩学生时代的论文中被指出了以下三点。（援引自《论文造假》）
·论文中出现了与实验中得到的图表不同的图表。
·实验记录不完整，没有留下原始数据，无法进行核对。
·为了使图表看起来漂亮而对数据进行了调平和篡改。
正如第十一章所介绍的那样，小保方的博士论文中也有超过 20 页的“复制粘贴”以及盗用多张图片、论点不明确的部分等。然而，这些行为并没有在学生时代被发现，两人都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开启了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职业生涯。
要想取得理工科的博士学位，本科毕业后，至少要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禁欲般的 5 年研究学习，取得一定的成果，在有审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也有人因为没能如愿取得成果而中途放弃。
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达成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一旦成为博士，就会被视为掌握了一整套技术，是有能力自己进行研究的“独当一面”的研究者。
但是，小保方不仅对实验数据管理不善，而且连实验记录都不能按要求很好地完成，这一切暴露出她是公认的“不成熟”的研究者。追究授予其博士学位的早稻田大学的责任的呼声是很高的。
小保方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根据早稻田大学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小保方在早稻田大学读本科三年级时就进入了常田聪教授的研讨课程，致力于微生物的研究，并希望从硕士课程开始转专业，转向再生医疗领域。常田教授虽然在研究生院继续担任小保方的指导教官，但由于再生医疗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小保方在读硕士课程的2年里，一直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尖端生命医科学研究所学习，接受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冈野光夫教授、大和雅之教授的指导。这一期间她的研究课题是“细胞片工程”。
此外，在读博士课程中，她在哈佛大学查尔斯 ·瓦坎蒂教授的实验室留学了 11 个月，参与了 STAP 研究萌芽的“孢子样细胞”的研究。在被称为干细胞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小保方从本科时期开始两次改变了研究方向。小保方回国后，继续在东京女子医大进行研究，并与理研 CDB 的若山开展了共同研究。
小保方在日本期间，常田教授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上都会对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进展状况进行确认，但调查委在报告书中指出“很难说对小保方的指导是充分的”。据悉，数名了解常田教授指导情况的相关人士也表示：“我们认为常田对小保方的研究内容没有做到充分的理解。”
最终，小保方在没有踏踏实实地接受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基础指导的情况下，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小保方本人在 4 月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曾经说过：“从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起，我就走遍了很多研究室，做研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当然，不用说，这并不能成为实施造假的一个好理由。）
理研与贝尔实验室的相似性
我想说的第四点是，这两家研究机构所处的状况具有相似性。
贝尔实验室隶属于专门从事信息和通信产业的朗讯科技公司。舍恩最为活跃的 2000 年至 2002 年期间，正是 IT 泡沫开始破灭的时期，朗讯公司的严峻经营状况也波及到了贝尔实验室。研究部门的关停并转、研究费用的削减、研究人员的结构调整等都在进行中。贝尔实验室的整体论文发表数量也在逐年减少，不断发表优秀成果的舍恩成了低迷中的实验室的“希望之星”。（援引自《论文造假》）
另一方面，理研 CDB 的情况虽然没有贝尔实验室那样低迷，但来自政府的运营费补助金比 10 年前减少了一半。向 CDB 的运营提供咨询建议的咨询委员会（外部有识之士委员会）在 2010 年的建议中说：“不能否认继续削减预算的可能性。因此，CDB 应抓住机会，精简管理后勤机构，使核心服务合理化，并为预算的减少做好准备。”
作为中心副主任且负责预算申请的笹井先生，在过去的采访中批评了预算分配的现状，称“过于偏重‘马上’有用的东西，缺乏中期研究开发的视野”。在论文发表后不久的 2 月上旬的邮件中，他也说：“这次的情况［STAP研究］，毫无疑问，从竞争性资金那里是不会得到支持的，而且这是一个很难公开的项目创意，所以我认为募集这样的资金是不可能的。”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靠竞争性资金是养不活的，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取得世界瞩目成果的 CDB，被削减了运营费补助金，那可真是愚蠢透顶之举。我想这就是笹井先生想说的诉求。
在研究方面，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于 2006 年开发出小鼠 iPS 细胞、2007 年开发出人体 iPS 细胞后，人们对再生医疗的期待一下子高涨了起来。2010 年京都大学 iPS 细胞研究所成立后，被定位为国家再生医疗项目的核心机构。CDB 作为再生医学研究基地的存在感正在逐渐减弱。
每日新闻社得到的竹市雅俊中心主任向野依良治理事长推荐小保方为研究小组负责人的文件中，指出了iPS细胞中还残留着癌变的风险，并写道“（体细胞初始化的）新方法的开发是当务之急”。提出解散 CDB 建议的理研改革委员会推测，聘用小保方的背景是“想要获得超越 iPS 细胞研究的划时代成果的强烈动机”，我认为这是切中要害的。与舍恩一样，致力于 STAP 细胞研究的小保方也是 CDB 的“希望之星”。
实际上，如果造假嫌疑没有浮出水面的话，通过 STAP 研究，理研被指定为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特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与 STAP 细胞研究相关的巨额研究资金也有可能被提供给理研。
虽然这两家研究机构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但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丑闻曝光后所属机构和母校的应对。作为舍恩事件舞台的贝尔实验室成立了由 5 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5 人中包括调查委员长在内的 4 人是外部委员，不仅调查当初被揭发的论文，还广泛征集检举线索。大约 4 个月后，随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炉，舍恩当天就被解雇。
……
另一方面，理研的预备调查开始得很早，约在网络上出现质疑的一周后，而研究室的关闭和实验样品的保全则很迟，约在一个月后。理研总部也囫囵吞枣地接受了 CDB 共同作者们的主张，对外发布了“论文的根基没有动摇”的信息，可以说他们应对不端行为的态度是极其天真的。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也是如此，在 6 人中，包括调查委员长在内的 3 人是理研内部的研究人员。由于外部委员 3 人中有一人是律师，因此研究人员出身的委员中内部委员的人数超过了外部委员。调查开始后虽然有很多疑义浮出水面，但他们将调查对象缩小到 6 件，最终被认定为不端行为的仅有 2 件。
……
结果，理研被指责为急于谢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多个致命的疑点被曝光，第二次调查委员会被迫成立了。曾任改革委员会委员长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岸辉雄也在接受记者大场爱的采访时指出：“如果能尽快调查所有的疑义，那么问题就不会久拖不决了。”
网络上的“云审读”
第二个大的区别是从论文的发表到问题被发现的时间跨度。
舍恩在贝尔实验室度过的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共发表了 63 篇论文。从在《自然》上首次发表论文到贝尔实验室接到外部告发，已经过去了 2 年多的时间。当然，在此期间，贝尔实验室内外也有研究人员抱有怀疑，但质疑之声并没有大到足以撼动贝尔实验室和科学期刊。
另一方面，STAP 论文在 1 月 30 日发表后仅一周，海外的论文验证网站就有人指出存在图像的“复制粘贴”。在日本国内，两周后匿名论坛“2CH”和研究人员的博客等也出现了同样的指责，以推特为首，通过用户之间可以双向交换信息的社交媒体，造假嫌疑一下子扩散开去。此后，疑点的数量也滚雪球般地膨胀，甚至涉及小保方过去的论文和博士论文。剧情演变的速度之快，就像是在以快进的方式看舍恩事件。
……可以说 STAP 论文是在网络这一公开场合，第二次接受了“审稿”。报纸等现有的传统媒体经常是以后来居上的形式进行报道。随着对相关人员的独立采访的进行，那些超过网络信息的“新事实”终于被一步一步地报道出来了，但事件发生之初的曝光可以说是以追踪网络信息的形式出现的。
社交媒体的普及是从 200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网络上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揭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活跃起来的。舍恩事件如果晚发生10年，那么相关的调查可能会在更早的阶段就开始了。
与此同时，网络上还出现了真假不明的信息满天飞的现象，以及对小保方等相关人员的诽谤中伤。如何保护相关人员的人权，可以说是留给今后的课题。
……
在我的心中，有一种理想的形象，一种科学家当如是的模样。如果非要我举出这种理想形象的最低限度的要素，那就是永无止境的好奇和探索之心、在科学实验和观测数据面前的谦卑诚实之心，以及作为一名科学家的正直良心。
当然，在日常采访中接触的科学家们是个性丰富的，他们是与那种刻板的印象无缘的。但是就本质而言，人们似乎都下意识地相信他们是具备以上这些要素的。
因 STAP 问题而陷入漩涡的论文的主要作者们和相关人员都在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或是受到合作者们的赞扬。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们的诚实充满着期待，但这种期待有时却遭到了背叛。理研和早稻田大学似乎把组织的伦理置于科学家的道德之前，对此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现在反省，刚开始采访的时候，我过于相信了采访对象作为科学家的良心，同时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毋庸置言，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也是组织的一员，有需要坚守的立场和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也会殚精竭虑地去与竞争对手进行激烈的竞争。通过采访，我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家也会有普通的人谁都会有的弱点。我心目中他们的理想形象，就算被人嘲笑为幼稚可笑，那我也无话可说。
......
如今，科学家所处的环境十分严峻。特别是供年轻的科研人员所选择的职位很少，他们处于身份不稳定的状态。不仅是理研 CDB，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运营费补助金在减少，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的竞争性资金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还有多少研究人员能够踏踏实实地致力于重要但短期内难以出成果的研究课题呢？
理研的第二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指出：“STAP 问题是射向科学家团体的一支箭。需要整个科学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拔掉利箭，治愈创伤，恢复健康。”……
STAP 事件提出了很多课题，也就科学研究本来应有的状态提出了本质性的问题。虽然这一个一个的问题很难马上解决，但我认为，始终以营造一个科学家能够诚实而为的科研环境为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如果科学新闻界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的话，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承担起部分的使命。
而且，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再次遇到“颠覆常识”的真正的大发现。
作者: [日] 须田桃子
译者: 王家民
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AP 细胞事件是与舍恩事件、黄禹锡事件并列的三大科研丑闻之一。STAP 细胞论文的共同作者除小保方晴子及一众日本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外，还包括哈佛大学的美国教授。论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学术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不到两周，这项轰动世界科学界的“世纪大发现”就在日本国内外同行的“云审查”下暴露出重重疑点，迅速发酵成一桩“载入科学史”的科研造假大案。
作者须田桃子一路追踪采访，独家专访包括已故的笹井教授在内的大量学界相关人士，调查并报道了 STAP 细胞论文被证明捏造、篡改内容的全过程。
小保方所在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简称“理研”），隶属文部科学省，成立于 1917 年，是日本唯一一所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云集物理学、化学、数学、工学、生物学、医学等各领域顶尖科学家。作者从理研的体制、日本对科学研究的政策到科学家本人的资质着手，探讨了学术不端发生的深层原因。
作者简介：须田桃子，1975 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理工学研究科硕士结业（物理学专业）。2001 年 4 月入职毎日新闻社，曾在水户支局任职，2006 年调入东京本社科学环境部任记者，负责辅助生殖医疗技术、生命科学、诺贝尔奖等方面的报道。2020 年入职 NewsPicks 新闻公司，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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