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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杨斌、王传毅:​创新学位体系 支撑高质量发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高等教育 Author 杨 斌 王传毅


创新学位体系  支撑高质量发展

作者:杨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清华经管学院教授)、王传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学位体系对整体教育布局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学位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制度,是连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关键纽带。只有构建起一个符合规律、规范灵活、优质高效、支撑有力的学位体系,才能圆满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教育事业提出的重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创新;学位体系;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自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已有长足发展,能够基本立足国内培养各级各类的高层次人才。然而,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快速升级的产业结构,我国学位教育体系在及时精准有效地响应社会与经济需求、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愿望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学位体系对整体教育布局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值得我们进行再思考: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如何创新学位体系以有力地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地支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有力地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充分认识学位体系的发展规律
 
纵观全球学位制度的历史演化进程,学位至少具有以下八种功能,证明学习者具有:既定的学习经历、既定层次学业完成的凭证、某项规定的学习或研究成果、进阶学习的资格、既定的学术能力、一定水准的学习成绩、从事某项职业的资格、担任职位的基本条件以及能力素质在一定区域(甚至全球)等值互认的凭证。归结而言,上述八种功能是学位体系设置逻辑的外显。学位体系既要遵循自身发展的学术逻辑,也必须回应外部社会不断变化的市场-社会逻辑。
 
从学术逻辑来看,学位层次的划分以知识特质为依据,学士学位获得者要“知其然”,掌握“是什么”的知识;硕士学位获得者要“知其所以然”,在学士的基础上,掌握“为什么”的知识;博士学位获得者则要“知其未必然”,在学士、硕士的基础上掌握“适用的边界条件”及“寻求边界条件之外的未知”的知识。学位类型的划分则以知识实践方式为依据,以知识的生产、应用和转化为标识,划分为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研究型学位 课程型学位或职业型学位等不同类型。
 
从市场-社会逻辑来看,在层次和类型交织的方格内,按照面向的产业、职业及实践问题,在学位名称上冠以领域的限定是较为通行的做法(如Master of Education,Doctorate in Project Management)。也有专门针对某一职业领域或社会亟需设置有别于既有类型的学位,如与职业紧密对接的第一职业学位(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满足社会复合型人才需求的职业科学硕士学位(Professional Science Master)等。
 
内外逻辑的交织和角力成为学位体系演化的动因、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位体系呈现着不同的状态,但总体而言,在保障学术逻辑前提下,遵循市场-社会逻辑优化学位体系,成为一国高等教育激发其活力的重要举措。
 
精准定位学位体系的发展问题
 
自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学位体系逐步构建起两类(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三级(学士-硕士-博士)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学士为基础、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并重、学术博士为主、专业博士补足的培养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的高层次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但斐然的发展成就中也伴随着一些亟待深入思考、并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后,这些问题陆续凸显,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及时精准有效地响应社会需求的能力还不足。以“无需求、不质量”为质量观所建立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尚未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有机衔接。一方面,后发的专业学位布局仍禁锢在学术学位布局之中,虽然其授权点申报不以学术学位授权点作为前置条件,但影响其获批的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学术学位授权点所具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支撑条件;另一方面,专业学位人才供给的自主调节机制尚未建立,对各行各业的人才供给主要按照计划固定的类别、领域目录进行,既未能与职业目录衔接建立有机的联动机制,有效应对新兴职业兴起、传统职业变化的趋势,也未能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对现有类别领域建立适时增设和按需调整的制度。
 
二是两类学位体系仍显示出一定的同质化、层级化倾向。受学术学位路径依赖的影响,专业学位出生之时常与学术学位发生混淆,或被视为降低了“标准”的学术学位。故工程硕士和工学硕士、教育硕士和教育学硕士、金融硕士和金融学硕士等两类学位在人才培养上的区别一定程度出现观念大于实施、形式大于内容、程序大于标准的现象。加之专业学位的生源较广、按同样考核方式进行招生的录取分数较低,某种程度成为学术学位的“安慰奖”。当然,在与执业资格紧密衔接的医学领域,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在人才培养上还是有显著的区别。
 
三是两类教育体系在运行之中较为僵化封闭,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尚未完全打通。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尚未联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教育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及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尚未衔接,普通教育体系内学术学位教育与专业学位教育的学分互认、学位转换机制(如学术学位研究生在满足既定条件下申请授予专业学位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创新设计支撑引领的学位体系
 
为使学位体系更好地担负时代赋予教育事业的重要使命,可否考虑在遵循其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提出一个由学术学位、应用学位和职业学位三类学位共同构成的学位体系。
 
高层次学术学位的获得者是原创知识的生产者,需要产出一篇得到学术同行认可,具有知识贡献的学位论文。学术学位教育强调培养创造知识,博闻增智的学术型人才,其设置逻辑以学科逻辑为主,在学科的规训体系内实现,按照学术逻辑设三个层次,学士学位、硕士学术学位、博士学术学位。每个层次上的学科分类则不必过细,不应太过专门。
 
应用学位的获得者是针对现实问题、综合应用理论知识形成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实践者。应用学位教育强调培养应用知识、引智克难的应用型人才,其设置逻辑是以问题逻辑为主,针对重大或普遍的现实问题设置(例如:MBA/MPA)。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可考虑围绕信息技术,在算法工程、隐私、安全与社会影响、互联网应用等领域增设学位;围绕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在能源、可持续发展、健康、环境保护、全球化及反贫困等领域增设学位;围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在人机互动、心理健康、非营利组织管理、老龄工作等方面增设学位。当然,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应用学位应当成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最灵活最及时的一个学位,按需设立、按需调整。可尝试以证书(Certificate)或文凭(Diploma)形式探索应用学位的设置领域。应用硕士学位不必也不应拘泥于发达国家已有的品种、领域,要敢于并善于从舶来走向原创,以更准确地服务中国的经济社会实际需求;应用博士的定位则要从补足走向重要组成,培养大批具有能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高层次应用创新人才。
 
职业学位的获得者是培养遵循职业规范,灵活运用操作性知识和缄默知识解决行业问题的专业人士。职业学位教育强调培养知行合一、转识成智的职业型人才,一般与职业资格目录所对接,质量认证需要职业行会的参与。由于职业学位特性与职业教育特质相近,故可考虑暂且在本科层次的学士之外,增设业士(职业之士),向上对接职业硕士,向下对接高等职业教育,打开职业教育的“天花板”,为构建普职交融的学位体系提供条件。
 
三类学位的申请者可以从不同入口进入学位体系,通过灵活的学分互认、课程选修机制,按照个人兴趣、学习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在“通道”中成长,找到独特的自己,在不同的生涯阶段、从恰切的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一个既服务于国家发展,又享受美好生活的社会公民。
 
学位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制度,是连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关键纽带,对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对于学习者及其家庭,对于广大的用人单位,都有着很强的规制、指导和引领作用。只有构建起一个符合规律、规范灵活、优质高效、支撑有力的学位体系,才能圆满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教育事业提出的重大历史使命。
 

内容来源:原载2019年第17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编辑:韩小旭

审核:郑黎光

责编:赵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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