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钱颖一：与改革同行

1914年，正当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梁启超先生来清华发表了以《君子》为题的演讲。他以《周易》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勉励之词，来激励清华学子坚忍强毅、发奋图强，为国家之中流砥柱。

一百多年来，一代代清华学子继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把自身发展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汇聚成一曲昂扬激越的时代壮歌！

钱颖一无疑是这一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不论从事何种工作，他总是与改革同行，肩负起时代赋予他的社会责任。

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富国之道；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当改革越来越呼唤杰出人才时，他放弃在国外取得的终身教职，回到母校投身教育事业；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他走上了政协舞台，为经济健康发展建诤言、献良策……他以学术和教育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负笈海外 心系改革

钱颖一出生于北京，小学和高中时光都在北京度过。“钱颖一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总是在念书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教学广播。高中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读书热情依旧不减。”熟悉钱颖一的朋友回忆。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钱颖一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包括我在内，上大学前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工作。我后来之所以关注经济改革，跟这段经历很有关系。”钱颖一告诉记者。

1980年夏天，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微分几何课程，对象主要是研究生。经由在清华授课的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戴新生联系，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几位三年级本科生也来听课，其中就有钱颖一。他们和其他研究生一样地交作业、参加考试，最后钱颖一拿到了一个“A”。戴新生建议，这些学生可以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进一步深造。

当时国内还没有TOFEL、GRE考试，能够提交的材料非常有限。1981年3月，清华学生宿舍传达室告诉钱颖一，有一封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信。他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就这样，钱颖一踏出了国门，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

仅用了一年时间，钱颖一就拿下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又获得耶鲁大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1983年，钱颖一在课堂上遇到了正在耶鲁做高级访问学者的吴敬琏。从吴敬琏那里，钱颖一听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第一次知道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Kornai）的《短缺经济学》一书。钱颖一回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非常大，他的兴趣开始从应用数学转向经济学。

钱颖一系统地接受经济学教育是在哈佛，他的博士论文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问题，导师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大师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后来，马斯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与科尔奈共同指导了钱颖一这位天赋非比寻常的博士生，他后来成为我的合作者……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后生们可以继承钱颖一等人开启的传统。”

当时，哈佛大学经济系有一批中国学生，他们活跃于刚刚成立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其中包括许成钢、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等，1986-1987年钱颖一担任该学会的会长。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展开讨论，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的改革。

80年代后期，钱颖一经常回到国内，参加政府机构的各种会议和调研。他曾到沈阳调研国内第一个股份制改革企业——金杯汽车，也调研过湖北的二汽，还实地考察过当时设于上海静安寺储蓄所一个营业厅的最早的国库券交易的情况。

1990年，钱颖一获得了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前，他收到了好几所美国著名大学经济系的聘书，包括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在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海外教学生涯。

每年夏天，钱颖一都要回国讲学，把海外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介绍到国内。在北大、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钱颖一讲授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当时非常领先的课程。他也是最早把公司治理理论引进国内的学者之一。

教育改革 行胜于言

2002年秋天，钱颖一开始为清华的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钱老师讲课逻辑性非常强，善于引导学生提问，引发争论与思考。”学生们都这么认为。因此，在钱颖一的课上，教室人数总是爆满。学生们开玩笑说，要“拼人品”才能抢到一个位置。2012年，他被清华大学学生会评为“我最喜爱的教师”。

2006年9月，钱颖一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长期在海外留学、执教的钱颖一，发现国内在教育理念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重视“有用”的知识，轻视“无用”的知识；重视“学好”，轻视“好学”；重视“育才”，轻视“育人”。这种教育上的“短期功利主义”，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更有碍于人的现代化，影响民族的进步。

钱颖一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而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在钱颖一看来，培养学生好奇心、善质疑、会提问，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钱颖一带领学院探索本科通识教育，通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三位一体”的教育，推动学生全面和个性化发展。

“今天，你CTMR了吗？”这是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

“CTMR”是经管学院开设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CriticalThinkingandMoralReasoning）课程的英文缩写。这门课程很特殊，没有现成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每周一堂大课由教授主讲，再由助教带领分成十几个小班上课，讨论一些非常犀利的问题，有时还组织学生辩论，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钱颖一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并落实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中文写作”、“心理学概论”、“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一半以上专业课程是英文教学。

当钱颖一将这份课表放在一位耶鲁校长和一位哈佛院长的办公桌上时，他们认为这张课表一点都不输给这两所大学，而且还具有中国特色。

早在1994年，首任院长朱镕基就明确提出要“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但由于受以往学术型硕士模式的影响，中国的MBA教育形成一些弊端，比如，过于偏重理论学习和分析性工具研究，忽视品格、软技能、整合性学习和通过实践学习等重要方面。

“MBA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高端的职业教育，必须从过去注重传授知识，变成全面培养领导者的素质、能力和品格。”钱颖一认为。但这意味着要重定课程体系，并说服教授们改变思维意识和教学方法，其难度可想而知。

2008年9月，清华经管学院推出“新版清华MBA”，其定位是培养“未来领导者”。新版清华MBA强调“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和“体验式学习”三个要素，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改变的不仅仅是一张课程表，涉及到教学、师资、招生等各个方面，而钱颖一事必躬亲，注重细节。比如，他刚当院长就要求所有楼道标识和办公室门牌都换成中英文双语；学院要有学府气派，“去俗气、去官气”，不在主席台上摆花，嘉宾不再戴胸花等。

2012年，钱颖一领导学院推出“清华EMBA全新课程体系”，包括四大模块，分别命名为“天”、“地”、“人”、“通”。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有中国文化味，每个字背后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结合了中国国情、清华风格和世界一流商学教育的精华。

钱颖一刚当院长后，就与INSEAD（欧洲英士国际商学院）签订了联合举办双学位EMBA国际项目的协议。这个清华EMBA国际项目于2007年6月开班，至今已经招收了9届学生。九年来，他为每一届学生用英文讲授《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学》课程。

2015年10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公布了全球EMBA百强排名，清华EMBA国际项目排名全球第一。这是中国大陆商学院教学项目首次排名全球第一，可谓“九年磨一剑”。

但钱颖一的教育志向，显然不是在一个尖端项目上。消息公布前，他就向学院的每位教职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在感谢大家的同时不忘告诫：“排名全球第一既不是学院的使命，也不是学院的追求。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我们在路上。”

参政议政 建言改革

2013年，钱颖一成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关注的重点自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而这一领域也是钱颖一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钱颖一的中国经济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使用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制度转型问题。二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两者的结合使他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在经济学界和决策层产生广泛的影响。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希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如何理性看待经济增速下降的现象，进而提出合理的政策措施？

这一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行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钱颖一在这个会议的发言中提出分析经济增长，要区分短期与长期问题，分清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投资、消费、出口，即俗称“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从中推导出的政策结论是显然的：由于出口很难控制，消费一时又上不去，所以只有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分析框架完全是基于凯恩斯的理论，是用来分析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框架。经济学家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时，并不用这个理论框架，而是基于生产函数的供给模型。”钱颖一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不能用调控短期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来解决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钱颖一提出，当前应主要靠供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通过改革、开放、结构调整，以及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不谋而合”。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钱颖一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发言受到委员们广泛好评，被认为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回避现实问题。

在发言中他建议，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政府应避免出台大幅度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不应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反，要留给市场和企业自我调整的空间，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培育发展新动力？创新驱动无疑已成为广泛共识。当谈到创新时，人们自然的会联想到美国的硅谷。“但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钱颖一对记者说。1990年，钱颖一到斯坦福大学任教，居住在硅谷，亲眼目睹了硅谷的腾飞，对硅谷的创新文化有切身的体会。

早在2000年，钱颖一就发表了《硅谷的故事》一文。在文章中，他写道：“我们从硅谷的成功中看到的是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也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一种自由的创业体制和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

钱颖一认为，未来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最有潜力成为全球性的创新聚集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我们看到中国创新城市崛起的希望。那么，政府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针对这个问题，钱颖一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交了题为《关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建议》的提案。

他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是草根活动，应该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政府要避免过去推动创新时的习惯性做法，特别是要避免直接做风险投资、搞贷款。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创造法治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搭建竞争平台，扫除政策性障碍，要自身革命并且自身创新。

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16年1月5日“委员故事”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