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革7：挫折中寻找方向

各位好，我们今天继续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也希望您把齐俊杰的财经读书圈，介绍给更多的人。1958年，我们在工业和农业上同时发动大跃进，提出了超英赶美的目标，当时错误的认定，超过英国的唯一指标就是钢铁，于是全国大炼钢铁，一年增长1倍，全国各地建起了数十万的小高炉，大家满怀热情的把自家用的铁盆铁门铁锅全都捐献了出来，最后钢铁铲量真的达到了1108万吨，但问题是300万吨干脆就是废钢，而其中900万吨，也没有办法铸造，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还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而当时在农业领域，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新华社发来贺电，中国粮食总产量3.5亿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成为了世界第一产粮大国。但这其中大量造假虚报，但随后地方要求按照虚报的数字向农民征收粮食，结果一翻两瞪眼，把戏拆穿了，紧接着就是三年饥荒，说是饥荒其实7分人祸，在中国的二五期间，经济增长几乎停滞。

而到了1964年，苏联传来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撤职，勃列日涅夫上台，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而我们继朝鲜战争之后再次患上了迫害恐惧症，觉得苏联人要打我们，所以要把重工业全都搬迁到西北西部的三线地区，以做好备战工作。甚至当时备战细致到了，要挖防空洞，分散、隐蔽的程度，让本来需要集中出规模效益的重工业，生生变成了游击队般 的存在，当时为了搬迁累积投入超过2000亿，对于国力又是一次空耗。

红军当时深入人心的地方便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新中国之后，却一改土地私有化立场，展开了集体化改造。在农村掀起了土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运动，到1958年，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11年之后，农民手中的土地又一次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处置权，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有人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于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财产权的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从此国家开始控制粮食交易，推行票证经济，弱化货币的作用，然后就是控制人口流动，农村成为一个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所，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本质就是城市没那么多岗位，怕你们在这待着闹事。

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失去了土地，承担了责任，但同时被剥夺了进城的权利。这个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力量，却成为了建国后生活最惨的阶层。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2.6元，但国家却从土地控制中收益大量的好处，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1966年开始，中国进入一场10年的浩劫，至于是什么，大家都懂的。在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457亿元，跟日本差不多，但到了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破坏甚至无法估量。这段历史多说无益，说多了都是伤心泪。我们还是跳过，看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迎来了哪些转机。

离现在的时间点越近，大家对于经济的记忆越来越清晰，一直以来大家把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定义为一场伟大的改革，而邓小平被视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实际上，这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一切都是走起来看。当时一直倡导着社会主义经济，但1979年我们把两位东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偷偷请到了北京，一位是波兰的布鲁斯，另外一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他们当时已经变成了叛逃者，也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告诉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实验也是失败的，换句话说目前这个理论仍然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而失败的教训到是不少。

无论是东欧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全都失败的很彻底，中国前路一片黯淡，所以后来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一方面不能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失败，同时给了自己一个市场经济的台阶。邓小平当时坦诚的说，中国这场改革没有路线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任何阻力都不争论，干就干了错了再改！

而与此同时，在民间由于吃不饱饭就要饿死的残酷现实，也让一些农民萌生了大胆变革的想法，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走上了包产到户的道路，当时既十分凶险，又十分灵验，第二年就大丰收，当时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也很有魄力，他当时强烈支持了小岗村经验，一夜之间，安徽遍地推行大包干。孟德斯鸠说过，土地产出少，不在于土地是否肥沃，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这一句话在中国落地生根。

但这一包产到户政策是对我们当时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否定，如果不得到上面的肯定，仍然前途未卜，但好在邓小平强烈支持，联产承包15年不变，我们在经济学思维里讲了，周其仁和科斯的一场争论就是，产权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联产承包虽然没有产权，但确实一种产权的变种，只是换了个词，把土地还给了农民，只是当时还是缺乏魄力，没有干真正触及土地的性质。这根邓小平不争论的政策也有关。否则可能会引来保守派更加强烈的反扑。自打联产承包之后，中国再未发生过粮食危机。

随后，粮食够吃了，土地却不够用，所以大量农民被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开始出现，这是1956年民营经济绝种之后的浴火重生，当时很多国营工厂的吃里扒外，平常上班看报纸，周末去乡镇赚外快，很多图纸和技术，甚至原材料都来自于国营工厂，而农民们也很快就生产出来食品、服装、自行车，但进入不了统购统销的国营体系，怎么办呢？只能去广交会，要么贿赂门卫混进去，要么爬水管爬进去，要么在门口摆个黑摊，当时一度形成了很多专业化市场，但就跟今天的无照商贩一样，经常会遭到驱逐和没收。就是这样的游击队，在1986年底，乡镇企业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8000万，总产值3300亿，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那会一度农村要比城市的人富有。当时有人批评政府无所作为，但作者说，正是这种无所作为，才有了放权让利，才有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1981年，中央对地方放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被形象的称为分灶吃饭，各地自求多福。1987年，相继提出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包干，外贸包干，信贷包干等五大包干。

1979年的时候应招商局董事长袁庚的请求，设立蛇口工业区，方便利用香港资源，1980年7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高经济特区，允许招商引资，投资办厂。1984年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经济重心，从之前为了备战的三线建设，重新回到了东南沿海，自由经济回归，冲击了计划体系。

当时两大思想影响经济界，一个是厉以宁主张单点突破，从股份制公司改革入手，另一派是吴敬琏，他要破除旧体制，建造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个被称为厉股份，一个被称为吴市场。现在这二老仍然活跃在经济学理论界。但随后我们并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所以作者觉得他们设计的都很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毕竟没有操作过，只能看到好处，看不到不足和副作用。

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遭遇了一次重大失利，随着生产企业越来越多，物资供应短缺，造成物价上涨。而且局面失控，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展现无疑。非法倒卖物资猖獗。而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压力越来越大，亏损越来越严重，造成财务负担，而当时想到的昏招就是，国家增发货币补贴，最后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接受吴敬琏的建议，开始价格闯关，也就是逐渐退出价格管制，让市场配资来认定价格。最后结果就是很快物价翻了一倍，工资也翻了一倍，你要是存钱，就亏惨了。于是全国出现挤兑和抢购，中央紧急开会，发现物价闯关失败，局面失控。随后经济陷入低迷滞胀，社会矛盾开始尖锐化。直到1992年才走出经济低谷。这次价格闯关的失败，让中国失去了一个彻底市场化的机会。也与民主自由的经济模式，失之交臂。而几乎在同期，我们的台湾，蒋经国却宣布放开党禁，国民党结束了台湾的独裁统治。

走到这一步，足以说明，改革是一个全套的动作，货币、财政、土地缺一不可，任何单点冒进，都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到了1992年，中央开始琢么过来，自己好像亏了，发现全国财政3500亿，中央才1000亿，但支出却高达2000亿，这已经变成了讨饭财政，而在地方上，各省为了自己利益，争夺资源，也是打的不可开交。这种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让某些人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又一场改革来了，要把经济重新回到一个集权模式！那这又是一场怎样的变革，给我们今天又造成了哪些深远影响呢，为何又说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都来自于这样一场集权改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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