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3：万历首辅申时行 当官只为和稀泥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讲，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今天我们说说万历朝另一个关键人物，申时行。这个人也是万历的老师，还曾今写了四个大字，责难陈善，送给申老师，那意思就是跟老师说，我有什么问题您就提，反正我也不改。申老师虽然不是皇帝的五大启蒙老师，位置也没有张居正那么重要，但他却是教课最多的老师，后来还担任了万历的教导主任，经常给万历皇帝讲圣贤之道。而皇帝参加这种讲历史论道德的活动，就叫做经筵，筵席的筵。但显然皇帝和主讲的讲官对此都不感兴趣，对于皇帝而言，无非就是讲一大堆别人家孩子怎么好的故事，相当于一次批判。而对于讲官更是得小心翼翼，讲的太深了，很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子，告诉你影射现实。辱骂皇帝，但是大家都不喜欢，却对此无可奈何。

万历十五年之后，原来的首辅张四维比较背，刚当了首辅4年老爸就死了，有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张四维赶紧就回家丁忧了，好不容易把丁忧的时间熬过去了，自己又一病不起，而让申时行捡了个大便宜，1587年申时行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在握。而此时的万历皇帝，因为没有了张居正的压迫，所以越发的随心所欲，他随后几年经常不上朝了，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比如什么皇上说我皮肤瘙痒，实际情况可能是喝酒喝多了，没起来。要就说自己头晕脑胀身体不适，但随后就有人说，昨天还看见万岁爷在宫里骑马嘚瑟呢。所以很显然，万历就像一个坏孩子一样，总是找各种借口逃避上朝和经筵，但申时行却只能相信皇帝是好的，他希望还是能够维持上朝和经筵的制度。

这个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推荐上来的，但是跟张四维不一样，申时行打动张居正的是他的学问，而不是站队的功夫。所以当张居正倒下的时候，申时行还是能够正确的评价张居正的过错，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故意讨好皇帝，在张居正的尸体上踏上一万只脚。申时行更像个和事老，什么事情都是和稀泥，他可以牺牲原则，可以牺牲传统，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折中和调剂，凑合过就行了。他应该是属于那种，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一种文人。差不多的事，以和为贵，甚至家国大事都可以无所谓，但对于礼仪，祖宗礼法却极为坚持。他们觉得这才是圣贤之道，其实是受到宋明理学毒害最深的一群人。

当时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但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最不称之问题的问题。好像大家都默认为当官就该发财，否则当官干什么？一个人一旦中了进士，就有人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去用权势影响司法诉讼，如何用权势增加资本。当时北京还出现了很多放债人，专门给这些京官们提供资金帮助，你如果一辈子都在北京，我就认赔了，如果有一天你要外放弄个实权的缺，那么这些债主就会跟你一块去上任，然后连本带利的赚回来。虽然这个东西听起来挺奇葩，但当时的社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收受一些贿赂很正常，甚至仍然以清廉的节操自居，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不要碧莲，但当时人觉得，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叫事。

当时地方都拿中央当傻逼坑，因为很多京官一辈子也没出过北京，而且信息极其不畅通，所以基本地方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要说的想那么回事，这个事基本就是真的了。而所谓监督，也就是看你怎么说，比如出现了匪盗，你可以说地方官放任不管滋生匪盗，也可以说地方官管的太多，造成良民铤而走险。至于中央才懒得调查，所以谁关系近就信谁的，最后大家就是踏踏实实干活不如兢兢业业的跑关系。

而作为官员的管理部门，是否公正并不重要，大家别惹事才是真的。其实这个跟现在的问题也一样一样的，干的多错的多，所以最好就是什么也不干。别总找麻烦就好。以结案率考察司法的结果就是法官到处和稀泥进行调节，绝不宣判。因为宣判之后还有可能被驳回，这个就没完没了了，必然影响结案率。明朝你当官的话，别给领导惹事，平平安安的，税收也不少，这就算是很难得政绩了。而当时的考核叫做京察，相当于北京的考察，如果京察不合格就会被辞退，政治前途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深仇大恨没有结党的话，基本上不会故意为难，所谓官官相护就此形成，因为得罪一个人，你可能会得罪他身后的一整片势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正因为此，所以明朝的官员都乐于结成小集团，无论是同乡会还是同学关系，有个组织别人就不敢轻视你，为了晋升为了前途，也是为了自保。否则就会被别人当成软柿子捏，申时行当然也知道各种组织的存在，但他完全没有解决办法。也正因为如此，在明朝以及这些古代王朝才提倡以德治国，这就是告诉你，你要以圣贤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全凭自愿，如果做不到，我也没什么办法。因为法律和行政，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朱元璋最痛恨腐败，抓到一个贪官就把皮扒下来，做成人皮木偶放在大堂之上，以警示后人。可谓是酷刑用尽，但整个明朝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腐败的王朝，甚至没有之一。这已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所以，道德是什么，似乎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东西，我们用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寄希望于道德，但是其实没有一件事是道德能够解决的。以道德标准治国，只是希望用严格的精神枷锁来控制人民，让你产生无尽的负罪感，但其实这个东西从来都事与愿违，因为施政者以及提倡道德者，自身的道德往往本就不高。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根本就是纯扯淡。说这话的宋代大儒朱熹同志，把自己儿媳妇的肚子给搞大了，还有人说他娶了尼姑当小妾。所以用四个字足以评价这种理学家的思想，神马特么的玩意。

当时的朝廷上还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看似敢于直言进谏，但实际上不是进谏而是犯贱，比如邹元标，当年骂张居正给充军了，后来张居正倒台他又回来了，然后接着骂街。而且专骂皇帝，说万历不清心寡欲，然后皇帝没理他，就批了3个字知道了，表明态度，那意思就是我不高兴了，别再哔哔了。但邹同学不管那一套，接茬骂，说万历扯谎，有错不改，没事就装大尾巴狼，万历忍无可忍，终于打了他的屁股。有人说这哥们是正直的人吗，根本不是，他完全就是在犯贱，为了骂皇帝而骂，把皇帝骂急了打了他，于是他就出名了。甚至青史留名，他要的就是这种百世流芳，但至于骂皇帝骂的对不对，他不管。这些人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的信仰。

今天我们说是要讲申时行，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病态的官场，如申时行这样的老好人太多，大家都是当时官场制度下的奴隶，特别是当申时行看到了张居正的悲剧之后，他太清楚了，张扬过度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本能的便会从张居正的那种状态往回收，回到一个更加典型传统的官吏的位置上。而张居正当年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也全部付诸东流，既然往右走不行，必然回到极左的方向上。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就要求各地府县必须把税收交齐了，但其实这事根本交不齐，当时全国各地土地比较混乱，有的耕地根本就没那么多了，还按照原来的数字收，找谁要税去，即使能找到人的地方，大家也经常拒绝全额交税，经常组织在一起暴力抗法，县官没办法只能减免，或者抓一些人回来打，但一些地主会雇佣一些乞丐替自己挨打了事。打也打了关也关了，粮食还是收不上来。另外，一般收上来的粮食各地方官还要截胡一部分，否自自己的俸禄根本不够花，所以最后交到中央的少之又少。有人批评张居正，国家已经够富了，不应该再压榨农民，而官商也是勾结在一起的，商人地主们要多赚钱，就要少交税，那么官员就是他们的保护伞，这个联盟一直很稳固。所以往往都是勾结在一起，掏空国家。张居正显然挡了他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要对抗，还是拿起了道德的武器。说张居正违背了圣贤的宗旨急功近利。

而说句实话，张居正的改革效率也并不高，毕竟信息太落后，中央集权要管理这么大的国家，效率很低。所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通过一个申时行还是在说整个的大明官场，明天我们讲继续这个话题，看看张居正的改革为何会失败，他又为何会成为全民公敌。咱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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