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封之后，我们想要回生活
特约撰稿丨连清川
这个春天，对于上海人来说，过于艰难。
在春天刚刚开始的三月，浦东浦西先后进入了静止模式；而现在，5月已经开始，夏天的阳光已经逐渐热烈了起来，全面解封却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在百度看到一条视频《我和隔离中的他们打通了电话》，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阵悲戚。作为和他们同在一个处境中的人，我能深刻地感知到他们的苦难与挣扎。
在封城之中，人的生存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时，所有人日常与生活的困境，都全部被放大，其间的灾难，就显得更加难以承受。
病毒的生存本能就是繁衍，它们没有任何的情感与理智。奥密克戎的种种变异，就是病毒的生存方式。于是，尽管它的致死率不断下降，传播率则不断上升。
但是人的进化速度却并不像病毒那样迅速快捷方便，我们依然被困在可怜的沉重的躯壳之中，无以逃避困囿在我们身上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穿衣吃饭，稼穑行路。
而这个春天，对所有上海人而言，最残酷的事情反而是这样一些平凡得再不能平法的日常，其中所造就的悲剧与残忍，令人难以承受。
5月5日，在我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个名字，童薇菁，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香消玉殒。我并不熟悉她。
关于她离世原因有多种版本，在微信群里的信息中，一开始说因抑郁自决120也叫不到，后有与她相熟的同事透露，“封闭时间太久，女孩前些天心脏不好，似乎也抑郁……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她的父母崩溃了……”疫情之下，真相难知。
我大约见过她一两次，照片中是姣好的面容，一付腼腆乖巧的样子。如果生命能够延续下去，她大约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吧。
我在通讯录中调出她，却手足无措。在MSN时代里，有一句极其悲伤的话：我看着他的头像，永远暗淡下去。微信没有这个功能，可是我们都知道，她的头像永远都不会再明亮起来。我该如何对待这个头像？删除她是一种残忍；可是留着她，却像永远无法消除曾经经历的苦难。
△图/网络
4月13日，小提琴家陈顺平在家里突然腹痛，叫来了120。但是去了两家医院，却没有一家进得去。他和家属，只能回到家中，祈求能够平安渡过。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的儿子在楼下看到了他扭曲的身体。是自杀，他留下了遗书，“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胰腺炎的痛苦。”
他才71岁。作为一个艺术家，并不算高龄，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但是一场寻常的疾病，却就结束了这一切的可能性。
他的孩子在电话中说，在解封之后，他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打工人，就应该打工。
长歌当哭，无非如此。不公平的命运降临到我们普通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以何面对？
90多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被推到一栋居民楼前，里面躺着她因病去世的女儿。但是她却无法进去看她最后一眼，因为那栋楼封了。
我的学生们被封在他们的宿舍里，4个人或者6个人一间狭小的空间。我不知道他们平时能做什么。这么蓬勃的岁数，这么充溢的青春，本当奔跑冲刺挥汗消耗的荷尔蒙，却逐渐积攒着阴郁。
而对于更多的中年人来说，这一个月，这两年，对他们来说，何止度日如年。他们要养房子，养孩子，养家糊口。中小企业日益凋敝，而岗位职位逐渐缩减。这样看不见结局的封控，坐吃山空的日子，心急如煎的心情，如何消解？
无论多么宏大的叙事与目标，多么正义的说辞与理想，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来说，都无法取代我们的生活和日常：穿衣吃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稼穑行路。这是我们几千年来视为天地的事情。
解封之后，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100个人有100个答案，一亿人有一亿个答案。但所有的答案，或许到最后都是同一个：我们想要回生活。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能大得过生活呢？
对于封控的政策，无论如何辩解与争论，只有一个前提是正当的：让所有的人都拥有生活。任何一个时代，这都是无可反驳的根本。
（原文首发于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