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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

2017-03-20 倪萍 新读写

看到倪萍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念《姥姥语录》片段,忽然就想起了姥姥的那些质朴的语录。


  • 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 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 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 心眼不好的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甜什么是香,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满什么是足,就像吃了一把盐老得喝水,肚子里胀的全是气,气多了人能好受吗?坏人都是傻子,一辈子活得不快乐!

  • 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你。

  • 好事来了她还预先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咣当一下就砸你头上了,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能人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倪萍笔下一则则姥姥的故事,生动、朴实,看上去尽是日常之琐事,读起来却很难不为之动容。


姥姥的一生注定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的小脚老太太,一个家家都有的老人,但正是这样的日常,足以触动现代人本以为麻木已久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角,甚至为之潸然泪下。


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写本《姥姥语录》是姥姥生前我俩就说定了的。 


记得第一次跟姥姥说这事的时候,她那个只剩下一颗牙的嘴笑得都流出了哈喇子:“人家毛主席说的话才能叫语录,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子说的些没用的话还敢叫语录,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躺在姥姥床上的我也笑翻了。你想嘛,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我跟姥姥商量:“是现在写,还是……”姥姥接话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写吧,反正丢人我也不知道了。光着腚推磨,转着圈丢人,你自己丢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


“你可别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姥姥眼睛一亮。


想起十四年前写《日子》那会儿,姥姥陪在我身边,我坐着写,她站着翻,我写一张她翻一页,可怜的姥姥翻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写了些啥,偶尔给她念一段,她还常常制止:“别为我耽误那些工夫了。起早贪黑地写能挣多少钱?”


“一本书二十二块。”


“那还真不上算,写这么些个字才二十二块,连个工夫钱都挣不回。不上算、不上算……”


呜,姥姥以为我一共才挣二十二块呢!


只剩一颗牙的姥姥忧伤地望着窗外:“咳,俺这阵儿要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喽,俺那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


姥姥知道自己要走了。前年,活了九十九岁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所差无几。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两杆,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都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让她秤过《姥姥语录》,姥姥说:“上大秤称也就二两吧,咱家的秤能称个十两八两的。”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


姥姥说得真准,现如今图书市场那么繁荣,好书有的是,一本小画书真的也就二两吧。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列出三十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上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姥姥说:“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随着姥姥的远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还用找吗?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我开始和姥姥说话了。


神是什么?姥姥说,神是你自己,你信她就有,你不信她就没有。


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


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知道你了,不用上坟。”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


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


儿子用手比划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知道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还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


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


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


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


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姥姥说天天有太阳的日子也不好过,不信你就试试。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的奶奶、姥姥?”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


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个人。


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


是安慰还是信念?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


太阳搂着姥姥睡了一天,月亮陪着姥姥又睡了一晚


眼看着姥姥老了。


老了的姥姥盘腿儿坐在床上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宽大的落地窗下,太阳一照就是一整天。下班回来,我经常逗姥姥:“又搂着太阳睡了一天吧?”姥姥的脑子没老:“是它搂着我睡了一天,不是我搂着它。”


“人家太阳那么大的官儿会主动搂着你这么个普通百姓?”


“这就是太阳的好哇,管谁都赶不上它公平,不偏不向,不歪不斜,对谁都一样,给你多少就给他多少。”


担心月亮出来姥姥不困了,结果姥姥又陪月亮结结实实睡了一晚上。


五十年了,心跟着姥姥一起走。小时候是她扯着我,长大了是我扯着她。多少个艰难的时刻,都是姥姥用她那大白话点拨着我,支撑着我;多少个想不开的问题,都是姥姥一个个鸡毛蒜皮的比喻让我豁然开朗。


姥姥的宽容、姥姥的良善,不断地修正着我的缺点,改正着我的错误,姥姥的智慧、姥姥的光亮始终照耀着我,温暖着我。


可是姥姥要走了,这一切她会带走吗?即使都会留下,我怎么还是那么无助、那么害怕呀?

秋天是姥姥最喜欢的日子,丰收的喜悦永远挂在姥姥那好看的脸上。


当年给生产队剥花生种子的时候,聪明的人家常把自己家的瘪花生偷偷地换给生产队,留下的是公家的好花生。姥姥从不做这种“聪明”事。


长大了我问姥姥:“你是咋想的?”


姥姥说:“大花生、小花生吃到肚子里都得嚼碎了,种在地里可就不一样了。好种子结好花生,孬种子结小花生。孩子也是这样,你们都在跟前看着。我要是做那‘聪明’事儿,你们长大了就不聪明了。种下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果。”


我被姥姥震撼了。她想到了从道德上去影响我们,去规范我们。“不坑公家,不占便宜”是姥姥的家法。


姥姥爱干净也爱美,更爱勤俭。穿在里边的秋衣秋裤两大抽屉,姥姥洗了又洗,改了又改,常年不穿的都有两箱子,你要想让她扔掉是件很困难的事。


那年开政协会碰到梁从诫先生(梁思成的儿子),他是环保倡导者。他说其实家里最大的污染源是不穿的旧衣服、不用的旧物。


回来我就跟姥姥商量把不穿的旧衣服都扔了,我带头。姥姥说啥也不同意。是啊,过了一辈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姥姥怎么能和梁先生在一个水平线之上啊?


啊,我又想了一招。


“姥姥,我们单位回收旧衣服,无论大小、厚薄、男女,一件回收返还你一百元。你看看你有没有不穿的旧衣服?”


姥姥真是贪财呀(也真是老了,糊涂了。一百块买新的也买了,什么单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呀),一口气收拾了二十三件她的旧衣服交给我。


两千三,第二天我就从“我们单位”拿回钱来交到姥姥手里。


三天过去了,我的表妹玲玲打电话告诉我,姥姥去城南她的家里帮她收拾了五十七件不穿的旧衣服,要拿给我们单位回收。


天哪,五千七百块我收回这一堆破衣服!我表妹知道这又是一幕戏,电话里大笑不止。玲玲说,姥姥一边叠着她那些旧衣服一边说:“像你姐这样的单位哪儿找去?多收拾点。”


另一个表妹凌云的电话也来了(这些表妹都是姥姥带大的她的亲孙女),姥姥把我们单位回收旧衣服这件事在她的亲戚里传遍了,好在谁也不信。


但姥姥这两千三拿到手了,她是真信了,她是捡着便宜了,她是高兴了。我们也高兴啊,我们的目的都达到了,双赢啊!


我说:“姥姥,我们单位这事你别到处说,单位照顾,收不了那么多。”我是担心她再把村里那些亲戚的旧衣服收来,我就惨了。


姥姥说:“有好事想着别人,别人就老想着你。你有了好事不想着别人,只顾着自己,最后你就剩一个人了,一个人就没有来往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好事是有限的,使完就完了,人多好事就多。”


想起我第一次挣到最多的钱是一万块,我就悄悄跟姥姥说了,也拿给她看了。


姥姥说:“钱这个东西,越看越多。我看了就等于你挣了两万,再给你妈看就等于三万了,再给你哥看就是四万了,欢喜成了四倍了。”姥姥的欢喜都是乘法,忧伤都是除法。

姥姥说,花的颜色在你的心里,明白的人啥颜色都有。

好心加好心,就是搅人心


我真觉得姥姥是我身边的一块宝。姥姥最后的几年,几次来北京又几次回山东。姥姥每次走时心里都浸着泪水,每次都说:“再来就得下辈子啦!”


我更是无可奈何,我妈、舅姨们都太强硬了。


“好心加好心,就是搅人心。”姥姥说。


姥姥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已经九十七岁了,那一年为了孩子上学,我们从城西搬到城东,就住孩子学校门口。当时买房子也就剩最后一套了,十楼,这是姥姥一生里住过的最高的楼了。


姥姥住的是家里最朝阳的一间屋,楼前就是刘罗锅的四合院大宅子,不远处是王府饭店,再往前看就是北京火车站,没有任何高出我们楼的建筑物。姥姥很喜欢,每天倚窗看景,等着我儿子放学回来。


姥姥最后一次离开北京我现在想起来都心酸,她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可她的五个儿女都已经形成决定了。毕竟是他们的妈,我们第三代、第四代只能是顺从了。


妈妈也是快八十的人了,也不能强她之意。爱姥姥,也爱妈妈、爱舅、爱姨,其实真没有轻重,只是觉得孝顺姥姥的日子不多了,妈妈他们还有的是日子给我们孝顺。


怕太伤姥姥就过渡一下,让小姨陪着姥姥先搬到北京城南的小表妹玲玲家,说是我要出差了,家里没人,照顾不了姥姥,等我出差回来再搬她回来。姥姥也真是老了,我出差,全家都出差呀?我永远出差呀?


二十分钟的路程,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去看了姥姥三回。


在玲玲家的姥姥头也不梳,穿着毛裤坐在床上剥瓜子。


想着在我家的时候,姥姥每天都一丝不苟地把头梳得利利落落,还照着镜子用清水把散落的头发收拢,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问她为啥,姥姥说:“玲玲家也没外人来,不像你家总有客人,都是些能人、高人,不穿整齐了给你丢人。”


姥姥的确在我家见过很多她从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人,念念不忘的是赵老师吃包子的事。


“赵忠祥这个人儿啊跟电视上不一样,我给他数着呢,一口气吃了七个包子,头都不抬。”姥姥不是心疼那七个包子,她是觉得荣耀,一个成天在电视上说话的“干部”,吃了七个她亲手包的包子,她多欢喜呀!


“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忠厚的人,也是个挨过饿的人。”姥姥这样评价赵老师。


如今在玲玲家,姥姥虽然还上着班剥着瓜子,可已经没有心气儿了。她常常倚在窗户前眺望远方,远方是北京的更南边,她不知道我就在她的身后,北京的北边。


姥姥在北京是分不出东西南北的,她不断地问:“这是哪儿啊?”


我那个心疼呀!


每次去看姥姥,我都和表妹拉上一车吃的。明明知道姥姥吃不了什么了,可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只能花钱吧,买最好的、最贵的。


玲玲家住三楼,没有电梯,我们一箱子一箱子地往上搬,姥姥就站在楼梯口看着。我头也不敢抬,嘴更不敢张,生怕一说话嗓子就热了。


每次去,小姨和姥姥都为我们包上小时候最爱吃的山菜包子,吃饭的时候我拼命往肚子里填,可包子能把泪水堵住吗?堵不住,上洗手间待一会儿……出来姥姥又递上一个包子,接过来吃了吧,今生今世还能再吃几回姥姥包的包子?

福是什么?姥姥说,知道福是什么就是福。


跟了姥姥五十年,从前大把的时间怎么不知道金贵呢?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你和深爱的这个人彼此都知道离别开始倒计时,尤其是姥姥这样的人,她清醒地知道生命的结束是无力回天的,这是生命的悲哀。


曾经那么热爱活着的日子,那么知足地生活的姥姥啊!心中的悲伤从来没说出过。


“行啊,都活这么大岁数了,知足了。”姥姥不是说有些话要反着听吗?


年龄大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


姥姥最后的几年,我明显地感受到她对将要离开人世、离开亲人的哀伤,家里的一切人和事对她都是如此的重要。


每年过春节,我们都像打扮小孩子一样给姥姥穿上新衣服。春夏秋冬,我们不断地给她买好看的能让她欢喜的东西。她总是说:“快死的人了,别费那个钱了。”她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叠了又叠,时刻准备着。


冬天姥姥咳嗽得一宿一宿地坐着睡,坐累了就跪着睡,跪着睡的样子像是在给老天磕头。姥姥的枕头边上总是放着一个小苹果,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咬上一口压一压。压什么?不知道。是怕咳嗽声吵醒我们?那姥爷的呼噜声比姥姥的咳嗽声吵人多了。


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水缸高,就知道半夜起来从缸里舀一瓢凉水给姥姥放在炕头。水缸前的石头片姥姥垫上两块又取下一块,怕垫高了我一头栽进缸里,垫薄了又怕我够不着水。


那时的我就想,为什么姥爷不管姥姥?“咳嗽声把房盖儿掀了,他也不会醒。”真实的夫妻可能就是这样,咳嗽半辈子了,这还算个事儿?


咳嗽这事还真折磨了姥姥半辈子,天一凉姥姥就变成另一个姥姥了。有点儿烟就呛得慌,见点儿风就咳嗽,好像总是半口气儿半口气儿地喘,有时喘着喘着气儿就上不来了。在炕上暖和的地方围着被坐着还好点,只要一下地、一见风,姥姥就不停地捯气儿。


懂事的我冬天里把姥姥的活能干的全干了,不能干的也全干了。喂猪啊,给鸡拌食啊,烧火熥饭啊,什么都会做,什么都敢做。姥姥说五六岁的我干起这些活儿就像个大人,有模有样。


妈妈从青岛给姥姥捎来的桃酥点心,我每天都用热水给姥姥泡上一碗。每次姥姥都喝半碗剩半碗,“吃不下了”,是留给我的。懂事儿的我也总说:“吃了恶心。”留着剩下的这半碗等夜里姥姥咳嗽时我再从暖瓶里倒点水兑上让姥姥喝了。


如今在商店里看见了那没人买的老桃酥还倍感亲切,姥姥在的时候我还时不时地买上一斤拿回家,和姥姥一人一块儿地品尝着它特有的香甜,我说这叫“重温”。


我怕姥姥死。很多个冬天,姥姥都说这一冬她过不去了,所以春天一来我和姥姥都心花怒放。


什么是春?姥姥房檐上的冰柱子化了,水缸里的冰块开始不成形了,门不费劲儿地推开了,这就是春啊!


我和姥姥的春比别人的早,盼得急呀!


春天一来姥姥就不咳嗽了。


可姥姥依然打怵过冬天,这个冬是姥姥生命中的冬。


好日子开始的时候,姥姥已经七十岁了,这是她生命中的冬天。眷恋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才怕死。


姥姥说:“人就是贪心啊,年轻的时候就想能活够七十那就算大福了,可七十来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啊?”


我问姥姥:“假如现在地球静止了,一切都不变了,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年龄定格,再也不变了,你选择多大?现在这样还是年轻的时候?”


姥姥说:“二十来岁。”


“那时候有什么好啊?穷得叮当响,你应该选现在啊姥姥,什么都有,富富裕裕的一个老太太。”


“孩子,不管多么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啊。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穷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


我想写部电影剧本叫《姥姥》,让姥姥演主角,让姥姥获奖


家中的东西,姥姥觉得最金贵的就是我那些奖杯,光荣与梦想始终是姥姥的精神所望,她觉得没有比受人尊敬是更高的拥有了。


一大堆的奖杯放在箱子里,姥姥一个一个地摆出来,我再一个一个地装回去。只有我知道这些荣誉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个人的付出和价值,无论电视还是电影,都是集体的力量,把它们摆在家里实在是让我惭愧。


不是虚伪也不是造作,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能分清哪些是属于我的,哪些是不属于我的。我从没有因为获奖而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也从不认为别人说我不好我就真的不好。


我经常站在秤上,几斤几两,骨头多少、肉多少、血多少,我心里有数。


姥姥不这么看。“光荣花为什么都是红的?你啥时候见人戴着绿光荣花、黄光荣花?红的就是最好看的那一朵儿,就是最光荣的那一朵儿!”


获“华表奖”最佳女演员的那一天,我是和八十五岁高龄的黄素影老师并列获奖的。黄老师是因为在张洁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演母亲而获奖的。


因为给姥姥念过这本书,所以我回来跟她说:“今天见着张洁的妈了啊!”“啊?张洁的妈不是早死了吗?”


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张洁的妈在电影里永生了。我给姥姥看照片,是我和黄素影老师在台上相互祝福的那张,《北京青年报》卢北峰拍的,拍得很精彩。


姥姥无比羡慕地用手摸着照片,“你看,这路的人活多大岁数都有用,还能获奖,这个老婆儿没白活”!


“姥姥,你好好活着,赶明儿我也写个电影剧本,就叫《姥姥》,请你主演,也让你获奖。”


姥姥笑得前仰后合,“主演不行了,当个猪眼都没人要,老了,天快黑了”。


请姥姥拍个电影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在姥姥心中还是升腾起了一丝的期望,已经许久不提了的白内障手术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多会儿去三〇一做手术?先去检查检查吧”。新衣服拿出来又放回去,“等有个大事儿再穿吧”。姥姥说的大事儿就是拍电影。


姥姥走了我也常后悔,许给姥姥那么多虚无的光荣与梦想到底是帮了姥姥还是害了姥姥?心中的旗帜一面面地升起,鲜花一团团地怒放,姥姥的冬天真的温暖些了吗?


许多好日子还没过,许多梦想还没实现,姥姥她愿意走吗?


最后,来看看倪萍念叨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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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简单越朴实的文字,越能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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