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几个上海男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像上海男人”成了一句夸人的话。
做个上海男人，其实不大容易。
我在草原做客。夜晚星光漫天，篝火熊熊，马奶酒下肚，马头琴拉起，血液撞击着胸腔，男人们开始载歌载舞。
一位蒙古族朋友拉着我见他的伙伴们，“别看他人高马大，酒喝得比我还猛，人可是上海男人。”
一叠声的，“啧啧，真不像上海男人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像上海男人”成了一句夸人的话。
多年的春晚小品，让上海小男人和广东暴发户一同成为经典丑角，更不用提影视剧中铺天盖地的“妻管严”“小白脸”“经适男”等“沪生”形象。睿智深刻如龙应台，也曾感慨一声，啊，上海男人。
做个上海男人，其实不大容易。
喝杯卡布基诺就是老克勒？头势清爽就是模子？去百乐门跳场舞就叫有腔调？会做个红烧肉就深谙上海味道？看一场清口就懂得了海派文化？说句“拿伊做特”就能混上海滩？
朋友，帮帮忙。
今天，写几个上海男人。
不说姚明刘翔，不说余纯顺孔繁森，我只说平常人。
1、
1969年，舅舅初中毕业，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奔赴江西某军垦农场，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说是战士，主要还是干农活。兵团在鄱阳湖边围湖造田，战士们农忙时插秧割稻，农闲时挖土修堤坝，天天一身泥巴一身臭汗，十分辛苦。
舅舅说，辛苦不怕，难受的是洗不了澡。连队一个月才安排集体洗一回澡。夏天还好，天天下湖游泳。到了冬天，汗水捂在衣服里，裤腰上一圈白花花的盐，肉都发咸了。加点蒜薹、干辣椒，下锅一炒就是一盘好菜。
舅舅向连长提意见，被连长一顿臭骂——你们这些上海男人，穷讲究。不洗澡咋了，老子几个月不洗，老婆也不嫌弃。
某天夜里，连长起来小解，迷迷糊糊正想回房，瞅见厨房有火光。
连长猛然清醒，一个箭步冲进厨房，只见灶膛里柴火熊熊，火上架着一口大锅。锅里还飘出歌声，是《铁道游击队》的插曲：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舅舅一边哼着歌一边坐在锅里洗澡。好家伙，也不怕把自己给煮熟了。
第二天清早，舅舅出列。“啪”的一声，连长把一整块肥皂丢在地上——给老子刷锅去，不把这块肥皂擦完不许停。奶奶的，全连这么多人，都吃你的洗澡水不成？
据我所知，这是“丢肥皂”典故的最早由来。
农场附近有个上海知青点。赶集时大家凑一块，说几句上海话，分几口烟抽，闹腾闹腾，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有个叫巧玲的女知青，时不时塞把香瓜子花生米给舅舅。有一回还抢过舅舅的手帕，说洗完了还给他。周围的男知青都不怀好意地起哄，舅舅红着脸，赶紧一把夺回来。
我说，人家那是对你有意思吧。舅舅哈哈大笑，舅妈怒目横眉。
有一回，巧玲红着眼眶来找大家。原来别的公社想调巧玲过去当耕读教师，巧玲很高兴，可大队书记不肯放人。巧玲找书记理论，书记关了门，出言污秽，还企图动手动脚。
男知青们气炸了。有的嚷嚷着要去公社告状。可无凭无据的，公社凭啥信你？有的提议写信给知青办，揭发这个“破坏上山下乡分子”。可要等知青办派人下来查，耕读教师的事早黄了。大家吵成一锅粥，谁也拿不出个办法。
舅舅抽着烟，一声不吭。
那天半夜，舅舅悄悄起床，摸黑走了三十里地，找到大队书记家。书记养了条狗，舅舅扔了块骨头过去，狗呜呜地摇着尾巴，叼着骨头跑了。
不知等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开了，书记披了件衣服出来。舅舅从背后绕过去，一把剔骨刀架在他脖子上。
书记腿都软了，一泡尿全撒在裤子里。好汉……同志……饶命啊……
奶奶的，谁是你同志！舅舅压低嗓音，敢欺负女知青，老子放你的血。
不敢了……不敢了……
舅舅松开手，书记一屁股瘫软在地上。舅舅撒腿狂奔，一口气跑出十里地。停下来，喘着粗气，对着晨曦初露的旷野，纵声大笑。
爬飞车那个搞机枪
闯火车那个炸桥梁
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
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几天后，巧玲来找舅舅告别。是忧伤还是欢喜，舅舅没说。
我问舅舅，那件事告诉她了吗？
嗨，说出来蛮傻的，就不讲了。
2、
舅舅有一帮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1979年回城后，更是整天厮混在一起。其中有个叫毛豆的，我管他叫毛豆阿舅。
毛豆阿舅相貌堂堂，舞跳得超级棒，绰号“西宫霹雳舞王子”（沪西工人文化宫）。据说曾经一晚上从霹雳舞跳到太空舞，从机器人舞跳到踢踏舞，一个人演了台舞林大会。
毛豆阿舅要结婚了，新娘是公认的厂花。舅舅他们过去帮忙。
一帮光屁股玩到大的兄弟，偷偷开着厂里的重型卡车，到郊区农场拉来砖头和木料；自己锯木头，打家具，上油漆；自己砌墙，铺地板，搭阁楼。
毛豆没钱谢大家，每天完工后烧一桌子菜，再搬来一箱啤酒。一帮男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讲黄段子，那是最快活的时光。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制，毛豆阿舅和舅妈双双下岗。为了养家，毛豆贩过香烟，倒过面包券，也在饭馆帮过厨，菜场卖过菜。
毛豆的女儿那时上小学，小提琴拉得极好。毛豆请来音乐学院的老师辅导，一上午就是两粒米（两百块）。
家里很快见底了，还欠了一屁股债。那年春节，舅舅他们有的下岗，有的一个月工资就两三百，给毛豆女儿的红包都是一两千。
第二天，毛豆带着女儿登门回访，换了个红包，钱原封不动还回来。
毛豆思前想后，决意去日本打黑工。伙伴们在黄河路的小酒馆为毛豆饯行，酒酣耳热，醉眼矇眬，大家齐声合唱，从《拉兹之歌》唱到《啊朋友再见》，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北京的金山上》，一起用力地“巴扎嘿”。
仿佛拥有过一个这样的夜，可以抵抗此后的好多年。
这一去就是八年。八年里，很少听到毛豆的消息。只知道毛豆女儿的小提琴课从未停过。后来她考上了音乐附中，又考取了欧洲的音乐名校，漂洋过海深造去了。
再见到毛豆是在他母亲的追悼会上。
老太太有严重的糖尿病，一直不让毛豆舅妈告诉毛豆，直到病危电报拍到日本。毛豆一番折腾好不容易回国，还是没能赶上见老太太最后一面。
灵堂里，毛豆出现的那一刻，许多人惊呆了。当年的霹雳舞王子瘦成了一把柴，脸色死灰，头发掉得不剩几根。毛豆长跪不起，痛哭流涕，一声声唤着“姆妈”。姆妈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知道，毛豆在中餐馆当厨师，在地下赌场做保安，当钟点工，扫大街，抬尸体，什么活都干，一天打三四份工，还得整天提心吊胆，被老板克扣工资也不敢声张。
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吃的是残羹冷炙。由于长期生活不规律，毛豆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
回来没两年，毛豆舅妈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愈发严重了。毛豆辞了工作，专心陪伴舅妈。
昔日的厂花完全变了个人，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摔烂了，还动不动寻死觅活。有时在街上走着好好的，突然对着毛豆又咬又打。有路人好心来拉，毛豆说，让她打。
多少朋友劝他，离婚吧，法院会支持。毛豆淡淡一笑，她生病多半也是因为我。这些年我亏欠她的，要还。
过年的时候，当年的小伙伴们聚会，好不容易叫出了毛豆。坐了没一会，毛豆急着要回家，说不放心。大家劝他多喝几杯，晚点再走。毛豆说，算了，早晚要面对的。
毛豆穿好大衣，推开门，走入漫天风雪。这个曾经风流倜傥的男人，消失在街角尽头。
3、
母亲读初中时，班上有个男同学，诨号皮蛋，特别捣蛋。母亲是班干部，有时批评他两句，皮蛋便学着《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作慷慨就义状——“向我开炮”，要不就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全班哄堂大笑。
1969年，皮蛋去云南畹町插队，整日在漫山遍野的橡胶林中挥汗如雨。那时的革命青年，虽然吃不饱肚子，然而胸怀是宽广的，志向是远大的，是以“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为己任的。
一个风高月黑之夜，皮蛋和大春，另一个上海知青，偷偷涉过孟古河，投奔缅共游击队，“支援世界革命”去了。随身带的，除了牙刷毛巾，只有《毛主席语录》和一本翻烂的《格瓦拉日记》手抄本。
他们被编入缅共人民军“知青旅”。每天早晨，皮蛋和他的知青战友们面向北京的方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祝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缅甸共产党主席德钦辛身体健康”。
有多少中国的知青越境参战？有人说两千，有人说五千。他们勇猛、忠诚、狂热、无畏，牺牲前高呼“毛主席万岁”。每次打仗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战果最大，伤亡最惨。
皮蛋说，战争片看多了，什么《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满脑子战斗英雄形象，打起冲锋根本不用学。
那时知青们打仗都是挺着胸脯的，无论是射击，冲锋，还是撤退——这让他们被嘲笑为世界战争史上仅有的一支挺着胸脯打仗的队伍。
几乎没怎么训练，他们就投入了战斗，热带雨林成了血腥残酷的杀场。大春被手榴弹炸瞎了眼，抽搐着死在皮蛋的怀里。
皮蛋九死一生回到国内，像是变了一个人。从前那样活泼开朗，现在沉默地像座山。
皮蛋找到大春的家，朝大春的母亲跪下去，咚咚咚三个响头，抬起脸泪流满面。皮蛋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妈，我给你养老送终。
皮蛋又说，我和大春是兄弟，我俩说好了，谁光荣了，另一个人要照顾他的爹妈。
此后寒来暑往，风里雨里，皮蛋给老太太做饭、洗被子，送老太太旅游，陪着老太太看病，比待亲妈还好。前年老太太去世，掐指一算，整整三十八年。
皮蛋痛哭一场。像一个最后告别阵地的老兵。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如今的皮蛋，关心股市、动迁政策、晚市的鸡毛菜几钿一斤。女儿眼看快三十，一直找不到对象，让他愁白了头。
每天早起晨练一个小时，回家给老婆女儿做好早饭。五点半下班，骑着自行车去菜场，车把上挂条带鱼回家。
不再轰轰烈烈，只有柴米油盐。
他绝口不提那场战争，女儿对此一无所知。所有的战火与硝烟仿佛埋葬在昨天。我请他喝酒，喝大了，才愿意聊上一段。说到大春，泪光闪烁。
酒醒了，打电话过来嘱咐，不要写我名字，就写皮蛋好了。
4、
上海男人告急，这倒是真的。
我有些小伙伴——也是知青子女，从小会讲三种语言：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当地话，回家说上海话。
父母自己回不了上海，就盼着子女能回去，回去有个上海人的样子。有个男生在家吃饭时不小心漏了句当地土话，他爹举起巴掌，二话不说，打！
狠狠打，叫你忘了自己是上海人。
而如今，不少“根正苗红”的上海子弟，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从小跟着幼儿园阿姨讲普通话，上海话一句不会讲。硬逼着说两句，也是类似“寒肉（咸肉）菜饭”，“花仁（虾仁）馄饨”之类的夹生上海话。
三年前，我在徒步独龙江的时候，结识了几位上海男生。个个一身顶级户外装备，武装到牙齿。
我们在泥泞的道路中艰难前行，忍受着蚂蟥的叮咬，提防着泥石流和滑坡。
走到第三天，男生们叫苦不迭，怨声载道，有的四处寻找马匹和背夫，有的干脆打起了退堂鼓。
同行一位六十三岁上海大叔，穿着解放鞋，背着大包，一直默默地走在最前面开路。
我明白，他们已属于男生中的佼佼者。比起流连于酒吧夜店，或在网游中寻求刺激的同龄人，有勇气站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一种胜利。
新一代的上海男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聪明、精致、会赚钱、懂得取悦自己。他们不知道，或许也无意去知道，带鱼的四种烧法，经典的慢三步法，如何打一张床，如何刷一面墙。
他们能理解他们的父辈吗？
那是被嘲笑、被歪曲的一代上海男人，可他们何曾将这些嘲笑和歪曲放在心上。笑一笑，把剩下的日子过过好。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有一天我老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小男孩，傻傻地看着我，偷偷地想：这是我以后的模样。
那是对男人的最高褒奖。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