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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剧作家眼里女儿的作业:就语文而言,这些苦难的孩子并没有学到什么

2017-05-22 邹静之 新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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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场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主题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参加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讨论之热烈,研究之深刻,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大,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直接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上刊登的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一位大学文科教师的三篇文章。《女儿的作业》即是其中之一。


身为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的邹静之在文中写道:学生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去分析字(部首、笔画、读音、义项),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教师要求练习答案不能与标准答案有丝毫出入,否则就算错;学生作文很多都是儿童八股,充斥着假话、假感想、假故事。


十年过去,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这一切,是否有所改变?

◇ ◇ ◇


邹静之:女儿的作业


放假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那天写到凌晨3点。女儿六年级。


昨日看到一幅画,题目是《陪读》。儿子深夜在写作业,父亲在叠高的椅子上,发悬于梁,满地烟蒂,苦熬等孩子作业写完,是个好父亲。


现在一些老师的能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听一朋友说,家中电视从不敢看,曾遭到孩子老师批评,说孩子苦学,家长看电视,不是为父之道。这样的老师大概能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苦读的氛围中。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


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


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

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有一天,她问我“灰溜溜”怎么解释。我想了一会儿,问干吗解释这个词。她说是作业。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她说会,很快造了句子。我说这就可以了,关键是会用。


解释“灰溜溜”这种词毫无必要,就像解释“馒头”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


女儿不屑,她认为我从没有学好过语文,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词是否都有再用语言来解释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该放孩子们出去玩玩。


我想小到“灰溜溜”这类词,也要用书面语去说它一遍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我们确实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临考试,回家的作业,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长,女儿她们称其为“哈达卷”,挺准确,像一条长长的哈达,从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饭就俯在上边写,一条“哈达”写完了还有—条。


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象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惠特曼。我的感觉是—个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厌烦的活。


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厌其烦,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部: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清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他们其实非常灵动.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机敏得多,但我觉得那种教学好像就是非要压制住他们的活跃。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


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


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


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


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


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


这真让人吃惊,我不知道“齐”与“同”在这儿有什么区别。按新华字典“齐”宇第三个义项就是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并举例用了“同心”一词。该用“同心协力”时,用“齐心协力”谁能说这是错了。


女儿说: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其它当然就错。


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


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就会有一个答案呢。


那第二条,我觉得题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


“妙”和“肖”与“如生”比,哪一个更与“逼真”这个词接近呢。


关键争执还不在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是害人了。还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


实际也这样,我反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女儿也不信,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


女儿把她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收起来了。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的说话。


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


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算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


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


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


把一个词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她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别人的想象外没一点儿好处;古语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谁学会为“推敲”而推敲呢,诗人大概也不会再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话了。


最奇怪的是,语文到这程度,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


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


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


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


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准是傻子”。


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


女儿说她们班的同学,写作文常找来相应的一篇,改个名字抄上去,就成了。这类的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占了有几张柜台,买者踊跃。那些父母并不知道真写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这些书看的。


那天,我同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柜台上认真地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问她为什么不买回家去读。她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样的书怎么可以买回家呢。


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


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而我发现很多上学的儿童他们极想失学,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他们厌恶把他们当做傻子来教。


他们不想学那种只对考试一时有用,一辈子却没用的东西,他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他们讨厌作业,讨厌考试,他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他们厌学。


我也讨厌这样的学习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小学生,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我真是对她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深恶痛绝。我已经多次地怂恿她不写那些东西,就是不写,那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污辱。


这是我在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


我家住在六楼,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我曾经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


很多有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跟我说过,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


但就是这样,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就语文而言,我相信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并没有学到什么。


我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外甥女,就基本没有写作能力,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重点学校,她写作文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她的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心里话。


很多人已经把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


【本文作者为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品有《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少年行》等,现任《诗刊》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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