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剧作家眼里女儿的作业：就语文而言，这些苦难的孩子并没有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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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场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主题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参加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讨论之热烈，研究之深刻，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大，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直接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上刊登的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一位大学文科教师的三篇文章。《女儿的作业》即是其中之一。

身为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的邹静之在文中写道：学生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去分析字（部首、笔画、读音、义项），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教师要求练习答案不能与标准答案有丝毫出入，否则就算错；学生作文很多都是儿童八股，充斥着假话、假感想、假故事。

十年过去，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这一切，是否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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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静之：女儿的作业

放假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那天写到凌晨3点。女儿六年级。

昨日看到一幅画，题目是《陪读》。儿子深夜在写作业，父亲在叠高的椅子上，发悬于梁，满地烟蒂，苦熬等孩子作业写完，是个好父亲。

现在一些老师的能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听一朋友说，家中电视从不敢看，曾遭到孩子老师批评，说孩子苦学，家长看电视，不是为父之道。这样的老师大概能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苦读的氛围中。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

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

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

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有一天，她问我“灰溜溜”怎么解释。我想了一会儿，问干吗解释这个词。她说是作业。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她说会，很快造了句子。我说这就可以了，关键是会用。

解释“灰溜溜”这种词毫无必要，就像解释“馒头”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

女儿不屑，她认为我从没有学好过语文，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词是否都有再用语言来解释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该放孩子们出去玩玩。

我想小到“灰溜溜”这类词，也要用书面语去说它一遍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我们确实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临考试，回家的作业，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长，女儿她们称其为“哈达卷”，挺准确，像一条长长的哈达，从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饭就俯在上边写，一条“哈达”写完了还有—条。

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象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惠特曼。我的感觉是—个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厌烦的活。

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厌其烦，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部：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清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他们其实非常灵动．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机敏得多，但我觉得那种教学好像就是非要压制住他们的活跃。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

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

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

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

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

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

这真让人吃惊，我不知道“齐”与“同”在这儿有什么区别。按新华字典“齐”宇第三个义项就是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并举例用了“同心”一词。该用“同心协力”时，用“齐心协力”谁能说这是错了。

女儿说：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其它当然就错。

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

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就会有一个答案呢。

那第二条，我觉得题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

“妙”和“肖”与“如生”比，哪一个更与“逼真”这个词接近呢。

关键争执还不在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是害人了。还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

实际也这样，我反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女儿也不信，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

女儿把她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收起来了。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的说话。

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

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算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

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

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

把一个词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她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别人的想象外没一点儿好处；古语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谁学会为“推敲”而推敲呢，诗人大概也不会再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话了。

最奇怪的是，语文到这程度，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

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

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

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

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准是傻子”。

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

女儿说她们班的同学，写作文常找来相应的一篇，改个名字抄上去，就成了。这类的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占了有几张柜台，买者踊跃。那些父母并不知道真写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这些书看的。

那天，我同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柜台上认真地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问她为什么不买回家去读。她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样的书怎么可以买回家呢。

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

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而我发现很多上学的儿童他们极想失学，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他们厌恶把他们当做傻子来教。

他们不想学那种只对考试一时有用，一辈子却没用的东西，他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他们讨厌作业，讨厌考试，他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他们厌学。

我也讨厌这样的学习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小学生，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我真是对她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深恶痛绝。我已经多次地怂恿她不写那些东西，就是不写，那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污辱。

这是我在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

我家住在六楼，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我曾经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

很多有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跟我说过，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

但就是这样，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就语文而言，我相信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并没有学到什么。

我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外甥女，就基本没有写作能力，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重点学校，她写作文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她的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心里话。

很多人已经把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

【本文作者为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品有《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少年行》等，现任《诗刊》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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