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24点后不是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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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诸位（ID：so-zhuwei）
这是我在三个星期时间里听到的真正的麦当劳里人们的故事，他们跟我说的每句话，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对生活真实的倾诉。
518家，这是北京现有麦当劳店的数量。
这个数字，相当于每隔5公里，你基本就可以轻松找到一家麦当劳的店。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麦当劳是一家还算不错的快餐店。当然，它也有另一个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全国最大的连锁公厕。
而这，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
在北京这样忙碌而庞大的城市里，一天24小时，你会发现外面的马路总是车水马龙，街道上总是人头攒动，没有片刻冷清。
在北京，人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黑夜对于北京的人们来说，更代表的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当午夜12点的时钟敲出最后一下嘀嗒声，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已不再是麦当劳。它换了一个角色，开始成为一个归所。它更像是中国的深夜食堂，只不过是没人会跟店家倾诉的深夜食堂。
12点后，吃已经不再是重要的目的，人们在这里，除用餐之外，正在给自己找个片刻安息的地方。
24点后在麦当劳里睡觉的人
就像你见过地铁上有人哭一样，你也一定见过麦当劳里有人擦干眼泪，有人疲惫地趴着睡觉，有人独自一个人默默地吃着薯条，有人伏在餐桌上看书做着作业。
24点后在麦当劳里温习的学生
麦当劳作为一个公众场所，每天从这里经留的人各式各样，但有些人，在这里不只是纯粹的吃饭、经留、离开。这里上演着他们对生活最真实的态度。
当我半夜在麦当劳用餐的时候，总能发现一些人，在这里长时间地逗留，他们桌子上甚至没有吃的，他们只是在这里坐着，走动，或者是趴着休息。
流浪汉，居无定所的人，暂时不想回家的人，深夜赶作业的人，这些人，让午夜的麦当劳，成了所谓的归所。
24点后在麦当劳里携带行李休息的旅人
这段时间，我总会趁着半夜去外面的麦当劳转转，有时候是三里屯附近的，有时候是北师大门口的，有时候则漫无目的，路过街边的麦当劳就进去。三个星期，我转悠了十几家麦当劳，跟各色各样的人聊到凌晨两三点，为的就是将12点后麦当劳的故事讲给你听。
流浪汉们的潜规则
直到现在，我也不太确定称呼他们为流浪汉是否真的贴切，因为有些人虽然衣服破旧，但总会整理得很平整，至少看起来不像是饱经生活折磨脏兮兮的样子。
不是所有人都衣衫褴褛，满脸灰尘，有些人，让自己在流浪汉的圈子里活得很“精致”。
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流浪汉，但是麦当劳，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收容所。不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在麦当劳看到几个流浪汉，在火车站附近的麦当劳，这样的现象更是明显。
不知道你是否细心观察过，当你在麦当劳用餐时，总能看到一些非工作人员着装的人在收拾餐桌，这些人穿着并不是很整洁，有时候脸上手上甚至还带有污渍。这些人，多数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在麦当劳，似乎有一种人们默认的规则，它就像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让麦当劳的员工和流浪汉形成了一个温和的相处现状。
在麦当劳，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不会驱赶流浪汉，至少在他们没有严重影响到顾客就餐的前提下，他们也算是店里的顾客。因此，很多流浪汉会通过为麦当劳收拾餐桌来换取更好的信任和对待，避免被撵出去。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现状，就是用餐结束后基本没人会主动收拾自己的餐盘，不像是国外的快餐店，基本没人会在用餐后不收拾自己的桌子。也正因此，流浪汉们有了很好的为店里付出的机会。当然，流浪汉们可以先通过餐桌上剩下的食物来填饱肚子，然后再收拾桌子，这样也不用挨饿了。
流浪的“绅士风度”
我在西直门一家麦当劳遇到了一个正在扫地的流浪汉。
那晚店里顾客还算少，二层还开着。听到楼下一位妈妈跟儿子说“楼上有个流浪汉，就别上去了”，于是我就上了二楼，转一圈果然发现有个流浪汉模样的人。
我承认麦当劳里的空调给的很足，但在北京这样的大热天，看到他身穿一件羽绒服，我还是产生了“这人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的判断。毕竟以前在大街上遇到一些穿着破破烂烂的流浪汉，尤其是大热天穿着什么棉袄棉裤的人，他们给人的感觉总是神情诡异，举止怪诞。
我先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准备观察一下后，再决定要不要上前跟他聊两句。
我看他先是把几个桌子上顾客剩下的餐盘给收拾了起来，见到餐盘里有没吃完的汉堡或者薯条什么的，他就简单包了包塞进羽绒服口袋里，有什么没喝完的饮料他就干脆把他们统一倒在一个杯子里，也不管什么可乐雪碧还是果汁，总之先弄满一杯再说，之后他把果汁往一个很角落的桌子上一放，在回收餐盘的地方拿了一把扫帚扫起了地来。
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他基本把二层的地扫了一圈，然后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那个位置离楼上用餐的几个顾客都很远，我看他接下来没什么打算了，就准备上前找他聊两句，因为观察下来我已经觉得他应该精神没什么问题。
我先到楼下买了两杯可乐，毕竟一想到他混的那杯饮料我就实在看不下去。
我拿着两杯饮料坐在了他面前，他先是茫然了一下，我赶紧开口表明来意，因为看到他之前这样帮顾客收拾桌子，很好奇，他见我也不像是什么有危险的人，就接过了我手里的可乐，然后说了声“谢谢”喝了起来。
他并不是那种表述很流畅的人，聊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在听他慢吞吞地组织语言。
他说自己10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那时候30多岁，身体壮实，就在工地打工，工资算下来过的也不错。后来就是因为一次事故，干活时头部被钢架撞到，伤到了神经，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他跟我说老天不公平，这一伤，他失去了一切。这一切不是什么爱人朋友，而是好好活着的机会。
这是他本来一直每天追求的要求最低的事情。
说这些的时候，他还是没忍住，擦了一下眼角。
之后再听他说的时候，就是受伤以后面临的重重阻碍：
工地给的那点补偿也就顶多让他活着出院，根本不够以后的维持。
经过这么一通折磨，康复后工作更是难找，也是那时候，他的口齿开始慢慢变得不清楚了，工作越来越难找，再之后自己一点钱都没有了。
这么几年过去，他终成了一个流浪汉，身份证早就过了该更换的年限，可连回老家更新身份证的路费也没有，毕竟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十分巨大的开销。
就这样，他成了北京成千上万个流浪汉里的一员。
他说这么多年了，他没去乞讨过一次，因为心里过不了那道坎，他始终觉得自己只要还能活下去，就没理由去让别人施舍。
于是这些年，北京大大小小的桥底下他都睡过，各区的麦当劳他都呆过，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一家待着，他说一家麦当劳不是只有一个流浪汉，有时候两三个一来，店里的就餐环境难免会受到影响，毕竟吃饭的人看着一帮邋里邋遢的人在周围转悠肯定难受啊。这时候他就会把地方让给别人，然后自己再找别的地方。
他跟我说，吃饭要比找住的地方容易多了。北京大雨那年，好多地方都淹了，想找个桥洞睡觉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次他基本都是在麦当劳睡的，但是因为他不愿意在麦当劳躺在连排凳子上睡，觉得很不合适，所以大雨那几天他就趴在桌子上睡，雨一停，就赶紧找了个桥洞连睡了一周。
之后我们断断续续聊了很多，听他讲身边的一个流浪汉因为喝醉冻死在路边的事，听他讲自己有次实在太饿了，在捡到一个钱包后私自留下了里面钱的事，听他讲因为风湿，只能在麦当劳穿羽绒服的事……最后当我离开麦当劳的时候，他是跟我一起走出去的。
当我坐上车回头看时，他正坐在麦当劳门口靠边的位置吃着之前收拾餐桌捡到的汉堡和薯条。然后终于拉开了羽绒服的扣子，敞出了里面一件看着像白色的衬衫。
我不知道北京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但是心里突然对于麦当劳有种感激，感激他们收留了这些“居无定所的人”。
“卧底身份”的失意群演
当我开始接触“黄粱”的时候，就觉得他的眼神里有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脑子里想起他的时候就出现了“黄粱一梦”这句话，所以姑且就叫他“黄粱”吧。
遇见他是在北师大东门的麦当劳里，依旧是晚上12点以后，他正在店里收拾其他顾客桌上的餐盘，然后一个个送到回收柜前。
期间他进出过店里几次，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我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没有空餐盘能让他清理了，于是，他就坐到离我隔一桌的位子上，开始环顾四周。我就去点了杯咖啡，送到他面前。
他的穿着显然不像前一位大哥那样怪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亚麻面料的紧腿裤，显得有些随意，除了一双像是走了很多路的黑色帆布鞋，磨的有些不成样子，其他方面，他跟我之前见过的流浪汗都不一样，或者说，我根本没法称呼他为流浪汉。或许他只是一个善良的顾客，喜欢帮助店员收拾桌子罢了。
攀谈下来，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身份简单”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至少拥有三重身份：卧底、群演、销售员。
黄粱说自己的主要职业是卧底，这被他称之为事业，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职业。
他跟我说，北京最早报出的一起震惊全国的某饭店回收地沟油做菜的新闻事件，就是他在饭店卧底了好几个月才收集到证据，最后递交给媒体电视台才把这家饭店公之于众绳之以法的。
对于卧底的事他说的很少，只是一直强调这是他的事业，他不图能得到什么回报，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公益的事，他会无偿做下去，他像是一位英雄。
我好奇他怎么知道这么多，黄粱说因为自己跟湖南卫视有关系，曾经联合拍摄了《新还珠格格》。接着他跟我讲，自己93年出生，09年来北京，来北京第一份职业就是做群演，所以知道很多娱乐圈的事。当初12年在怀柔群演基地，他还曝光了杨宋6个群演基地的诈骗黑幕，这也是他所说的公益事业。
他说当时群演这个市场都有正规剧组招募群演，但是他们却打着交了钱就能有角色出演的幌子，开始狂收群演的报名费，当大家交完钱后却不能履行起初承诺过的角色给大家演，最后能给到的角色都只是非常小的角色。当他把这些黑幕证据提供给电视台时，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十分正义且惊天地泣鬼神的事。
“我救了一群做着演员梦的白痴”，他说道。
之后我们聊得更多的是他的演艺事业，他先是跟我聊了一些明星八卦，诸如……等等等等，我实在不知道他这些八卦到底是听来的还是编出来的，这信息量远比我一个没事就刷微博的人知道的还多。
在提到自己做群演的经历时，他的脸上显出一丝疲惫，好像那是一段十分痛苦的回忆。黄粱说当时做群演，凌晨3点起床，4点到片场，7点化妆，第二天凌晨1点才下戏，这样一个月才能拿到900元工资。干了一个月他就坚持不住了，没跟剧组打招呼，跑了。
提到潜规则，他说蒋欣曾跟他说过三句话，一下子点醒了他。说着这些时明显能感受到对于“认识蒋欣”这件事他有着无比自豪的优越感，所有的虚荣都写在了脸上。
他说蒋欣告诉他，在娱乐圈混，要么有实力，要么有财力，要么有智力。对于这么精辟的总结，我不知道到底是蒋欣真的跟他说过，还是他自己从某些网上的心灵鸡汤里总结出来的。但这样的观点，还真是让人挑不出毛病。
他又提到了关于一些演员在片场很作的现象，其中提到了郑爽逃戏和微博奇怪言论的经历。他严肃地跟我说，有些演员在演了很多戏之后，能入戏，但是不容易出戏，郑爽就是其中之一。
我再三追问下，他才表示自己的经济收入源自另一份工作“健身卡销售员”。
“一天能有70-100块的收入，也可能一天一分钱也没有。知道么？我做多的时候一天赚了700块提成，别看就是拉路人办会员卡，但是你要是没点实力，很难拿下这些路人，还好我有演员功底，可以更容易地让他们相信我，然后愿意在我这里办卡。”
说到这里黄粱很是骄傲，他告诉我拉一个客户办卡提成是10元，也就是说他最多的那次记录，一天拉了70个人办了会员卡，从我平时观察的那些拉人办健身卡的业务员的拉单成功率来看，粗略算了一下，赚700块的那天，黄粱可能总共跟2000+的人推销了健身卡。
后来黄粱和我们聊的关于他自己的事越来越魔幻，可能他也已经分不清现实和戏里的世界了吧。比起他口中的那些从戏里出不来的演员，他自己更像是一个入了戏，却没有走出来的人。只是这戏远比电视剧中要来得复杂和精彩。
颈椎断了3根骨头的看货人
传媒大学门口的麦当劳因为周围施工，已经失去了越来越多的顾客，那晚去到这家店时，店里只有两个店员。在门口，我遇见了李叔，唯一的“顾客”。
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用手机看《琅琊榜》，从他的专注度能看出来，这集一定很精彩，以至于起初我的第一次搭讪被他完全无视。
我见他没反应，就先坐在了他的身边，趁他看了我一眼的时候我又说了几句，这才将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大叔，这么晚了您在这干什么呢？”
“等着卸货呢！”
我说这哪来的货呀，周围连个车都没有，大叔一脸不耐烦，回了一句：没看见在路边呢吗？
我连声说哦哦哦，生怕大叔不耐烦了再把我撵走。
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不进去等的时候，他终于收起了手机，看着我。他说里面空调太凉，自己进去下半身会疼，不是因为风湿，而是因为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脊椎3根骨头断了，导致他下半身差点彻底瘫痪。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骑摩托撞向那辆货车时的画面，每一帧都能感受到绝望。他不断地用一只手揉搓着另一只手，这是事故之后落下的后遗症，下半身会经常发麻，手的位置尤其明显。
我问这种麻的滋味是不是很不好受，他笑了笑说，不麻才真正不好受呢，麻至少还说明身体有知觉，等到不麻了，也就是神经彻底坏了的时候了。
颈椎伤了三块骨头，手术的时候大夫都快觉得没希望了，最后是他命好，下半身还能有知觉，他说，断了这三根骨头，也断了他的生活，以前身体力壮，什么都能干，现在也就是半个废人了，力气活根本干不了，再加上上了年纪，没多少人爱用，自己天凉不行，用力不行，谁爱雇这样的人呢，所有对生活的无奈都写在了脸上，先前看电视剧时的投入和享受早就没了踪影。
我递给大叔一支烟，点完一起抽了起来。
只见他拿烟的那只手还在没节奏地抖着，根本控制不住，“以前只是手麻，天凉了无非是疼点，现在倒好，头几年在地里干活，就是被铁丝刮了一下，自己没在意，等到最后伤口腐烂了才发现问题大了，最后去医院一查，才知道伤口里有铁渣，早就长在肉里把肉给腐烂了。最后好不容易取了出来，却也彻底伤了神经，再也好不了了。”
“多少次我们都是因为一点小事情没在意，最后酿成了大错！”大叔抽着烟一再提醒我，“年轻人别对自己身体不爱惜，有点毛病就赶紧去医院，别总以为没事没事，真到了有事的时候早晚了”。
我跟大叔在麦当劳门口接连又抽了两根烟，我们边抽边聊，听他说每天凌晨3点在这里等人卸货，因为身体不行，也就只能担任看货的任务，这差事倒是不累，可是心里还是要提防着，防止有小偷。这样日复一日，天天看到凌晨3点，等人来，卸完货都快5点了，然后再回去休息。生物钟每天这样不正常的运转着，年龄越大，越开始觉得身体熬不动了。
看货期间，他只能通过手机来打发时间，冬天还好，可以在麦当劳里呆着，暖和，夏天身体受不了冷气，只能在门口呆着。
我走的时候又递给大叔一支烟，希望接下来的时间，他能不无聊。
受伤的二代
就算坐在那里，我也能看出来李宇豪是个大个子，简直某个篮球俱乐部的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他一个人坐在麦当劳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吃着手里的汉堡，胡子拉碴，看上去有些疲惫。我走过去问他能坐在对面聊几句吗，他没有拒绝。
果然，李宇豪说自己是一名体育生，不过是学足球的，位置是中卫。唐山人，一个人来北京散心。在他正式介绍自己之前，我真的很难看出来他还是个18岁的学生。
“我属于特别有天赋的那种，我们市去年刚开始招足球体育生，我练了三个月，考了全市第二。”李宇豪说起足球，眼里的疲惫消失了一些。“走上了这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只是训练挺乏味的。”
一个爱好一旦变成职业，往往都会变得单调乏味。这种单调尤其在转变过程中显得尤为痛苦，而且还是在他这样对未来充满想象的年纪。
我安慰他加把劲：“上了大学就好了，踢得好好有机会进入俱乐部青训。”
“我这次来北京就是去看大学的，我可能会去北大。”李宇豪说出“北大”这两个字时，语气和音量没有任何变化，仿佛就是唐山市一所普普通通的市级中学一样。
“啊？那不太好考吧？”
李宇豪解释说自己奶奶就是北大毕业的，他从小就很佩服奶奶，所以自己也想去北大。我粗略算了一下，她奶奶估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应该是相当厉害的人。
之后，李宇豪含糊其词像是有所隐瞒地告诉我，如果不出意外，进北大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父亲那边很有可能会帮他运作一下。我想，对他而言这无所谓对错，毕竟孩子能有一个好前途，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如果有机会，他们当然会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实现。哪怕对别人不公也好，哪怕被人所不齿也好。
我问他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回家。李宇豪说自己住在王府井的一个酒店，晚上心烦就出来散心，一路溜达着来到了这里。
“烦什么啊？”我问。
“我不想去北大。”李宇豪厌恶地摆摆手“我不想按我爸的想法去安排自己未来的路，但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还失恋了。”李宇豪重重地喝了一口气泡水。
听着李宇豪诉说他的烦恼，我能感觉到这个少年的忧愁我和17岁时并无太大区别。然而他现在极力想摆脱的一切，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两个星期后我们再次在微信上聊起来，我得知，他的爸爸是某市的副市长。
进京求医的姐妹
这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两位大姐，她们大概45岁上下，穿着朴素的老年印花短袖，走在大街上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一条毯子正盖在两人身上，看样子是准备在这里过夜。白衣服大姐一脸愁眉不展的样子，穿着蓝衣服的大姐一直环抱着白衣服大姐的肩膀，像是在劝说或者安慰她什么。
其实开始做这件事情并且总结了几次经验后，我会有意识地找一些落单的人聊天，因为他们更有倾诉的欲望，对话更不容易遭到拒绝。
但是这天晚上，似乎只有这两位大姐打算在这里过夜。我硬着头皮上去攀谈起来。两位大姐没有拒绝，还好心地从包里拿出许多零食。
原来白大姐是蓝大姐的亲姐姐，她们来自山西的一座小城。白大姐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因此前来北京就诊。医院的床位紧张，两位大姐舍不得花钱住宾馆，就找到了医院附近的麦当劳过夜。
“这里有空调，比医院舒服多了。”蓝大姐跟我说。
白大姐儿子被确诊为“紫癜“，是一种皮下出血疾病。医生说因为接受治疗时间耽搁，目前病症比较严重。白大姐自责没有早一点带儿子来北京治疗，蓝大姐一直安慰她。
“这个病，医生说不难治，就是花时间，娃儿最多多遭几天罪。”蓝大姐还在安慰白大姐。“等病好了，带娃儿一起去天安门转转，之前一直说去也没机会。”
蓝大姐一直和我聊着家乡的事，当地政府新修的路，邻居家的狗，自己外甥的学习成绩。白大姐则一直沉默不语，偶尔拿出手机翻看，我买了三杯饮料后，她执意要将老家的一包特产送给我。
这是一个略显平淡的故事，可每个人的生活不正如此吗？
重获自由的人
夜晚来到麦当劳的人，自觉形成了一种默契，小声的走路，小声的点餐，从打开这扇门起，便不会去打扰到任何人。
我猜测，这种默契可能是来自于氛围的感染。当你进门后看到里面的人都在休息，沉默地吃着饭或是低头玩着手机，你的安静便会成为下意识的反应。
在朝阳门的一家麦当劳里，一个坐在我斜对面靠窗的青年小伙子和别人很不同，年纪大约28、29岁，头发很短，身上的衣服很干净。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既没有吃饭玩手机，也没有睡觉，而是盯着来往的每个人看，似乎在等人，通过眼神看得出他很无聊。
在跟他说话之前，我有些胆怯，因为他长的实在不属于面善的人。
观察了十几分钟，我杯子里的可乐都快要喝完了，他还在随意地看着窗里窗外来往的行人。我假装随意地转过头问了句：哥们你在等人吗？他笑了下，说：没有，自己呆一会。我说那聊会呀，他没犹豫，说好。
听他口音是北京人，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他说刚从哥哥家里出来，想在这呆一晚上，明天回爸妈家。我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回去要等到明天？他说，我还没做好准备。
我没好意思继续追问，能感觉到他对我的警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信任。为了拉近关系，我叫他出门口一起抽了根烟，回来后我去买了两杯咖啡，重新坐下又闲扯了很多事情后，他才开始给我讲述他的故事。
他叫雷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而今天是他从监狱中放出来的第一天。
5年前，一个发小介绍他去北京一家KTV上班，职位是保安，其实就是俗称的看场子，维持秩序。
“我小时候也没好好上学，整天瞎混，念个大专就毕业了，家里就总想让我去学个技术找个正经工作，我那会是真不想学，本来就不是学习的料，学什么能学好呢，”他说。
因为工作这事跟家里一直关系不太好，那会觉得在KTV上班也不错。“我的叛逆期有点长，进去之前那几年，还一直和我爸关系不好，见面就吵架。”
在KTV上班期间，有一次一波客人喝的很多，出来结账的时候说账单写多了，也可能就是想赖账，跟前台大吵大闹。“经理当时过去解决事，还没怎么说话呢就让对面一人踹了一脚，我当时也是想在经理前面表现自己，上去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我也不记得当时都怎么打了，对面人也不少，都三四十岁的人，后来地上有血，我也没当回事。没多一会儿警察就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他们那边有人受伤，有几个女的又哭又叫，我以为是鼻子或者什么地方打流血了，而且这种打架也不可能动刀，能有什么大事啊。”
“后来才知道，有个人的眼睛给打坏了，警察看了监控确认是我拿甩棍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那人左眼看不见了，失明了。公司这边给赔了点钱，判了五年。要是不拿钱，肯定得更长。”
他讲这些的时候轻描淡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我问他，为了个工作把自己搭进去了，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他说，“我小时候就挺混蛋的，整天瞎混，也是该着了吧，早晚得遇着点挫折。这五年我爸就去看过我一次，说我活该，说早就知道我有这么一天。我觉得也挺逗的，他要什么都早知道，当初生我干嘛呀。不过这事确实是让他们受打击了，尤其是我妈跟我哥，他俩从小就在我爸跟前护着我，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小时候是不听话，但我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人。”
我问他，这五年过得怎么样，他说除了第一年特别难熬，后边也就习惯了，一天一天过。最后这一年过得还挺快的，转眼今儿这不都出来了。
我说那为什么今天没住在你哥家呢？他低着头，思考了一会后告诉我，“今儿我哥去接的我，我妈岁数越来越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哥没让她来，怕她折腾。我哥就住旁边豆瓣胡同，嫂子我就见过一次，他俩结婚后带着她过去看过我一次，今儿到我哥这，本来准备明儿跟我哥一块回我爸妈那呢，他们住大兴那边。嫂子下班回来说要出去给我开个房”，他低着头说这些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眉头紧锁，语速也很慢。
“我知道我嫂子是对我有偏见，估计是怕我带坏他家孩子，要么就是怕邻居对他们家有看法。他俩因为这事吵起来了，我能理解嫂子的想法，我也不想刚出来就给我哥找麻烦，我跟我哥说先去朋友那住，就跑出来了。”说完后他又呵呵笑了一下，接着说，哪还有什么朋友啊，都不知道这会他们都干嘛呢。
“我这会也没手机，没什么人能联系，我哥估计也找我呢，先不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哥也不容易，他比我老实，他对谁都挺好。”
听他说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五年的牢狱生涯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可能一般人很难感同身受。我也为他担心，重获自由后，与社会脱节五年后，未来的路能否走的顺利。而摆脱掉人们对“服刑人员”的偏见，需要多久？
临走的时候，我说你睡会吧，明天回家精神点。他说，现在根本不困，“在这待会儿挺好的，没人认识我，也没人担心我是个刚放出来的怎么看我，其实比在家里还自在。”
我问他，未来怎么打算呢？
“过了今天再说吧”，他说。
这几个星期里，我在麦当劳兜兜转转，一直不愿用停留太久的目光去观察每个人，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在这个顾客快速流动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短暂的停留。
我曾看到一个姑娘趴在麦当劳的桌子上哭，最终没有鼓起勇气上前安慰一句。离开的时候，仿佛隔着玻璃屏幕还能听到她刻意压制的哭声，她是如此的伤心。
我曾看到一个孩子跟妈妈在麦当劳里捡桌上剩下的食物，那位妈妈把汉堡里的肉一块块挑出来喂到孩子嘴边，那个孩子用嘴直接咬住妈妈的手指把肉吃到嘴里，不忘虢虢她的手指。她们整完就在那里，那一晚我躲在一个角落看着她们，妈妈用一根绳子拴住自己的手和宝宝的腰，整晚她有好几次被儿子拽醒，每一次都充满机警，那一晚，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流下眼泪。
我曾看到一位老人在麦当劳里落寞而眉头紧锁地坐着，半个小时候后我鼓起勇气去搭讪，想跟他聊聊，可当我问能不能坐下来跟他聊聊的时候，他干脆地瞪了我一眼，厉声回到：不能！
我悻悻离开，连个转身的勇气都没有，我甚至不敢用余光看周围人，我怕看到他们的嘲笑，即使是凌晨1点，店里人数稀少，我也觉得像是所有人都在看我出丑一样。
那晚我在门口坐了很久，我赌气，赌气这位大爷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对人一点都不友善，怎么可以有这么尖酸刻薄，不懂人情的人，那一晚，我看到了一对夫妇在麦当劳里对一位老人道歉，他们的身子甚至已经弯到了桌子下面。
这就是麦当劳，24点后它不是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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