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樱花的背后,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旷世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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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武汉大学的樱花俨然成了一处风景名胜。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来自“樱花之乡”日本的樱花,为什么会在武大的校园中开放得如此热烈。这一簇簇樱花背后,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旷世绝恋。
草长莺飞,
春光正好,
吸引了无数游人踏青赏花。
“看樱花,到武大”
武汉大学春季繁茂的樱花,
俨然成为了一个人人皆知的旅游景点。
每年三四月间,
武汉大学无边无际的樱花
总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一睹芳容,
有些游客甚至不远千里
从全国各地赶来,
只为一睹那玉树琼花、
彩云堆雪的容颜。
春季来武大赏樱花,是许多人与朋友、爱人每年三月的一个浪漫约定
这是最美人间四月天,
这是一片浪漫的粉色海洋。
微风拂来,
细密的樱花轻轻摇曳,
每一个花开的地方,
都成为了藏在眼底风景。
百年学府的深厚底蕴,
富有古朴风味的建筑,
2000多株樱花迎风绽放,
更添一丝世外桃源的风情。
一片片满是粉白的花瓣映照着阳光,
不负这一场盛世春光。
提到樱花,
许多人都会联想到日本,
可为什么原本盛开在“樱花之乡”——
日本的樱花,
能在武汉大学盛开得如此绚烂?
在这一株株盛放的樱花背后,
是一个70多年来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它不仅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
一段传奇历史,
更上演了一场凄美绝伦的跨国爱恋。
01、
“武大樱花”背后的故事,
要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那时国立武汉大学才刚建校不久,
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
武大高薪聘请起了一批名师来任教,
并投入巨资修建宏伟的校舍。
短短几年时间,
就成了国际知名大学,
也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进步的标志。
这批由美国设计师凯尔斯设计的
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
古朴典雅,巍峨壮观。
特别是珞珈山上
依山傍水修建的十八栋别墅群,
通水通电通电话,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显得奢华无比。
20世纪30年代初期武汉大学校园全景图
青年学生汤商皓
从一踏进武大小区的那一刻起,
便被它的美丽与规模震撼了。
那时他便暗自下决心,
今后一定要留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
汤商皓想直接留校工作,
光凭武大的本科学历含金量还不够,
必须继续深造。
但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非常缺乏,
只能去国外读书。
于是,
汤商皓便开始了他的日本求学之旅,
而那一段凄美又传奇的爱情故事
也由此展开。
汤商皓在武汉大学的毕业照
在日本留学期间,
汤商皓寄宿在一个日本人家中。
这家人有一个养女名叫铃木光子,
出落得亭亭玉立。
两个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
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朝夕相处让两个年轻人渐渐心生情愫,
不久便在日本结婚了。
次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小两口的日子过算幸福美满。
汤商皓、铃木光子与两个孩子的合影
虽说“有子万事足”,
但汤商皓丝毫没有因为美满的生活
而忘记来日本的初衷。
他先是在
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部进修,
后又转修入东京商科大学
(现东京一桥大学,享有“日本的哈佛”之称)
研究部,
学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
1937年夏天,
正当他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
“七七”事变发生,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汤商皓无法再继续学业,
只好拿着硕士学位准备回国。
“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为汤商皓开的学历证明及其子的出生证明
这时,
铃木光子刚刚为汤商皓生下第二个孩子,
因为丈夫要回国,
铃木光子只能放弃她在日本的一切,
带着两个孩子和汤商皓一起回到中国。
在中日交战其间,
很多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
不仅以丈夫的家庭为重,
更以丈夫的国家和民族为重,
像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
蒋百里的妻子蒋佐梅、
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等。
但铃木光子和她们既相同却也不同,
因为丈夫,
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
但同时她也改变了丈夫和孩子的命运,
甚至间接地改变了武汉大学的历史。
02、
回国后,
汤商皓以校友的身份回母校
拜访了王星拱校长和杨端六教授。
这是他准备多年的见面,
因为留日期间,
他常以学生身份将研究报告
寄给杨端六教授指教。
这次会见非常顺利,
结果也是他一直期待的——
王校长当即聘他做武大的讲师。
1938年,
由于国土不断沦陷,
武大停止了从建校起一直持续的
校舍建设,
决定西迁乐山。
武大坐落于武汉市武昌中部,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到武汉领导抗战时,
也选择了珞珈山作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区。
蒋介石、周恩来等一批国共领袖
都曾在珞珈山十八栋别墅区居住过,
期间组织进行了多种抗战活动。
为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瑰宝的校舍,
王星拱校长临去四川之前
安排了4个校工留守;
同时恳请汤商皓留守武汉,
保护学校。
汤商皓一开始是拒绝的,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
更重要的是他带着妻子孩子留校,
绝不是带着他们去当亡国奴的。
但国难之时,
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的校舍
就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宝贵的元气,
汤商皓义不容辞。
王校长给汤商皓留下手令:
“纵武汉沦陷,
以保全校舍为目的,
不择任何手段。”
从那一刻起,
他不再作为一个普通的讲师,
而是作为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
留在了武大的校史中。
1938年9月2日,武大撤离前发布的续聘汤商皓公文,现存于武大档案馆
在日军的搜查中,汤商皓和同事们全部被日本宪兵逮捕。汤商皓连忙用日语说明自己除了守校,没有别的任务。可惜面对的是日本宪兵,
自然是说什么都没用。
在以后艰难的留守岁月中,铃木光子如同女神一般保护着丈夫和孩子,以及丈夫的同事和他们守护的武大校园。
营救事件以后,受法租界和日军的委托,夫妇两人与红十字会一起协助法日两方将十余万难民疏散完毕。南京的悲剧没有在武汉出现,受难的同胞们对他们深表感激。
一个月以后,
武汉的交通和秩序恢复了,
而武大也成了日军的司令部。
汤商皓在妻子铃木光子的多方联络帮助下,
冒着风险,
经过重重关卡,
得以从汉口前往珞珈山巡视校园。
当汤商皓回到武大时,
校舍基本变成了日军的大兵营,
但一路上看到武大邮局成了马厩、
黎元洪体育馆成了日军俱乐部时,
还是令他心痛不已,
恨不得立刻将日军“请”出去。
在日本宪兵的带领下,汤商皓见到了联队长荒原大佐。面对日军的高级指挥官,汤商皓毫不怯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能将驻扎在校园内的千余名日军调往城外,以便保留学校原貌。
日军占领武大的新闻图片,形容“武大豪华至极”
汤商皓充分运用了他在武大期间学到的法学知识,舌战荒原大佐。
顺着日本美化侵华战争的荒唐说辞,
他直接抛出经典的三段论,
大意如下:
你们说日本人
是来保护我们中国人和文物的,
我们武大就是中国的文物,
你们应该保护我们武大;
为了保护武大,
你们换地方住吧,
别待在武大了。
几个月以后,
汤商皓听说珞珈山的驻军换防了,
便再次来到武大。
接见汤商皓的是军衔更高的高桥少将,高桥少将说,武大和日本的箱根一样都是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
因为樱花是日本国花,梅花才是当时的中国国花,汤商皓机智应答:“可同时栽种梅花,因为中国人甚爱梅也!”然而,高桥最终却以“樱苗易得,梅种难求”为由,拒绝了汤商皓的请求。最终,绽放在武大校园里的是来自日本的樱花。
武大老斋舍前盛开的樱花
03、
1939年冬天,
武大留给汤商皓的经费用完了。
汤商皓一直联系不上迁到乐山的武大,
而武大也没法把钱汇过来。
国民政府急需日语人才与日本洽谈,因此他受邀去了台湾。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与妻子的永别。
1946年,也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铃木光子作为日侨被独自遣返回日本。
铃木光子似乎已经预感到这将成为永别,便把头发剪了一绺,泣不成声地嘱咐小儿子汤少皓:“皓儿,你回老家后要是想妈妈了,就把头发取出来看看。”
1947年3月,在一个樱花盛开又凋零的日子,回到日本后不到一年的铃木光子忧郁而终,年仅34岁。直到30年后,兄弟俩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
1947年,也就是在铃木光子逝世的那个3月,武大迎来了复校后的第一个春天。
当校园里的草木开始迎接春天,
师生们惊讶地发现,
老斋舍前面多了28株日本樱花,
还开出了淡淡的白色花朵。
对于这些侵略者遗留下的东西,
不少人主张砍掉。
但在曾经留学日本的
生物系主任张珽的坚持下,
这批樱花被作为
日本侵华历史见证
和中国抗战胜利的战利品
保留了下来。
从此,
这批因战争遗留在武大的日本樱花,
像珍珠的种子般留在了
这座有深厚人文底蕴的百年学府中。
如今的武大校园中,
处处盛开着美丽的樱花。
这些樱花
是当年武大第一批樱花的子孙,
它们生长在和平年代里,
让一批又一批武大的学生,
沐浴在如梦般美丽的校园里。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无论是汤商皓、铃木光子,
还是无数和他们一样
为守卫中华文明付出了青春
乃至终生的人,
都随着那个特殊的年代
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
但他们的足迹、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精神,
却与武大校园里的樱花一同,
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编辑:艾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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