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退潮，船搁浅了，我们找到了普吉事故中遇难的最后一个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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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ID：lifeweek）
“中午退潮，船搁浅了，我们找到了在普吉事故中遇难的最后一个同胞。冥冥之中，如有安排。”
打捞出最后一具普吉沉船同胞遗体，民间公益救援组织浙江公羊队总队长徐立军眼神低垂，久久才续上话头。他讲述了自7月5日事故后，他们如何去搜寻那些令泪眼涟涟的父母、丈夫、妻子魂牵梦萦的遇难者，如今终于可以“带同胞回家”。
2018年7月5日17时45分，泰国安达曼海，多艘游船在返航普吉岛途中突遇特大暴风雨，其中两艘发生倾覆事故。
两艘船上共有122个中国公民。截至7月11日18时，事故已造成47人遇难，其中43名遇难者已完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
事故中的死亡和仍失踪人员，全部来自“凤凰号”，当时船上有105人；“艾莎公主号”上42人全部获救。
7月7号上午，距离事发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我们坐军舰来到沉船海域时，只有泰方的一艘打捞船在为潜水员做潜水的准备，浮在海面上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一天内就已被当地的救援人员带了回来，海面上干干净净。
我们潜到水下，只有“凤凰号”的船体孤零零地立在海里，船翻时跌出的遗体和散落的遗物，若不是飘起来被捞走，已被海浪冲得不见踪影。真遗憾，我们来晚了。
但似乎也没有办法。我们7月6号一早才看到消息，当时正协助杭州消防局做消防演练。之前也想来泰北帮着救助溶洞里的小孩，看到这么多国人遇难，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之后，当即决定要来普吉岛帮忙，当晚就上了飞机。
我们去了是要协助寻找当时通报的50多名失踪游客，而海那么大，谁也不知道被冲走的游客会漂到哪里。但我们给自己定下目标，既然出了国，就无所谓民间，只代表中方的救援力量，必须找到每位同胞的遗体，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回家”。这个目标在接下来的一周，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力。
所幸，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创立的公羊队参与过各类灾难的救援，包括去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海外救援，知道该怎么办。
准备和调度工作从做出决定的一刻就开始了。海域救援首先要确定沉船位置，了解当时的洋流情况，测绘、分析洋流的走向，然后是实地的潜水打捞。从海南赶过去两位潜水员，而我带着海洋二所和水域救援专家等四名队员，拉着设备，从杭州辗转到普吉岛。
7月11日，遇难者“头七”，下午在查龙码头，华人志愿者自发组织悼念。几乎同时，最后一具普吉沉船同胞遗体在皮皮岛被发现。（刘畅 摄）
我们赶到查龙码头时，在场的救援队员已经打捞出近20名遇难者的遗体。当天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本来，我想着沉船地点离码头不远，我们坐着一艘船直接到就好。但因为当时军舰已出海作业，先由快艇把我们拉到码头外的一艘运输舰上，到了事发海域附近，才又转到打捞船上。
也就是那天天好，要是大风浪里，搬着上百公斤的设备在两艘军舰之间走，危险可想而知。
当天在舰上主要是勘察水文和地形，为之后几天制定搜救计划做准备。当时我想，上个军舰便如此周折，之后的困难一定小不了，事后证明，果不其然。
到达现场后，我们加入到整体的救援团队中，听从中泰两方的调度。现场有许多工作组，针对遇难者，分为遗体辨认和处置遗体两个组，还有负责接待遇难者家属的工作组，而我们属于救援组。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出海，大约工作12个小时，天黑后回到岸上，在驻地等待大使馆告知第二天派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再据此制定第二天的计划。
我当时想，我们带了先进雷达和潜水设备，得想方设法发挥它们的作用，绝不能成为给人家送水的。当时海面已被军方封锁，不能有私人船只进入，而我们的测绘装备，又不便在泰方的军舰上使用。通过大使馆的交涉，泰国政府才允许我们自己租船搜寻。
当地的华人潜水公司帮忙，先把船借来，还有当地江苏商会捐款，凑够了油费。而那些华人潜水教练自愿成为志愿者，再加上从国内加派的四个深潜的队员，逐渐组成了20人左右的团队。
7号勘探完，我们与泰国海军、其他的搜救队一起，从“凤凰”号沉船内部打捞出8具遗体，当日仍有13人失联。8号我们决定要兵分两路，一个小组参与沉船附近的打捞工作，一个小组负责周边的搜寻。
沉船中，经过泰国海军和广州打捞局不断在船舱里面搜查，遇难人员已被确认出来，我们的潜水队员配合他们在40多米的深水里打捞。
我不负责深潜，但我起初很担心队中潜水教练的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平时下潜，周围见到的可能是鱼，这一回头却可能漂来一具尸体。
而在水深40多米的地方，能见度只有一米多，人呼一口气的耗氧量相当于陆地上的五口，氧气瓶里的氧气掉得非常快，一个人只能工作几分钟，一点儿操作上的错误都可能酿成灾难。
所以，我们让有经验的队员提前讲解可能遇到的情况，要求潜水员高度集中精力，把注意力全放在搜救遗体的每个细节上，忽略其他的想法。
潜水员从那么深的地方上来，得在不同的深度停留，逐渐适应压力，回到水面上需要76分钟，他们就用接力的办法，把船舱中的遗体传上来。舱里的遗体有些穿了救生衣，有些没穿，已开始膨胀，有的遗体在水下时还完好无损，随着上浮时压力改变，血从七窍里流出来。
搜寻到最后一具遗体后，皮皮岛上的搜救队员们。
我从2004年开始参与救援，惨烈的情况见得多，能够在工作中保持冷静。
首先想到的，是要确认身份。但对于我的队员，除了平时在训练时就会提醒，遇到打捞起来的遗体，我不会正面跟队员们说遇难者本身，而是尽量把情感和工作隔开，把尸体的变化当成自然现象来解释，比如，一段时间之后，尸体会膨胀、变色，告诉他们打捞上来遗体后，每一步要如何处置，把面对遇难者的时刻拆分成事务性工作的每一步。
而遗体的处置有专门的小组负责，打捞回的遗体放在军舰上，运到军港，我们也不会与家属接触到，能专心工作。在那样紧张的环境里，救援时队员的状态都还行，但晚上回去后，会有队员表现得有些沉默。
泰国海军在7月8日发现了船舱中的最后一具遗体。遗体几乎与驾驶室垂直，被压在船下的沙土里，露出一只脚。当时大家考虑挖一部分船下的沙子，把遇难者掏出来，但水下的受力环境复杂，不动下面的结构还好，如果动了沙土，在打捞的过程中船体晃动、倾斜，把潜水员压住，那就更麻烦了。
7月9日时，泰方考虑把沉船打捞上来，然后再打捞尸体。我们便从国内运来水下机器人，帮助检测沉船周围的海洋环境，但海上风浪大作，而且打捞沉船不但涉及事故原因认定的问题，一旦船被拉起，搅动海底的沙子，海水浑浊，若水流再将遗体冲走，就不知所踪了。如今，遇难者的遗体还在水下。
而海中的遇难者遗体，留给搜救队的时间只有一周左右。因为遗体在两天左右会因为膨胀而上浮，再过两三天，皮脂脱落，浮力消失，会再次下沉，那时便难以再搜寻。
沉船里打捞的同时，我们在更广阔的海域寻找飘走的尸体。但天公不作美，7月9日和10日，海上风浪大作，四五米高的浪就像事发当天一样，我们被颠得七荤八素，在船上吃不下饭，除了上船前吃些早饭，下了船才会吃东西。
然而，截止7月10日上午时，虽然泰国救援人员在渔民帮助下又发现了两具遗体，但仍有4人失踪，时间越来越紧迫。
我们测绘洋流后发现，洋流自北向南流动，在沉船的珊瑚岛海域下游，有口袋形状的岛屿是洋流的收纳点，遗体最有可能漂到那里。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45公里外的大小皮皮岛。
因为风浪大，原本安排我们7月11日再随军舰前去，但那样又会耽误半天，我们决定10号下午就上军舰，晚上在大皮皮岛连夜寻找。我定了5个搜寻点，而皮皮岛本身也是旅游的岛屿，当地人不愿我们寻找，我们仍靠当地华人帮忙寻找目击者，在可能的区域地毯式排查，但一无所获。
当时，军舰停在皮皮岛的中部，之前的搜寻没有结果，第二天我们准备去南边的小皮皮岛，结果军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然而那时开始退潮，军舰搁浅了。
舰上的泰国海军很不好意思，让我们坐在船舱里，他们呼叫来另一艘军舰，想用大绳子把搁浅的军舰拉出来。结果，另一艘也搁浅了。海军呼叫来第三艘体量更大的炮舰，又根本不能到近海来，只能停在外海遥遥相望。那时，只有最后一名遇难者没有找到了。
一筹莫展的时候，舰上的人透过望远镜发现有尸体起起伏伏，但海上颠簸很大，尸体的影子若隐若现，我们和海军去附近海域寻找。等到下午3点多，退去的潮水慢慢重新涨起来，遗体出现在了搁浅的军舰旁边。他自己漂到了我们面前。
所有人都看到了，全部赶过去。遗体腐烂严重，而之前刚刚在皮皮岛发现了两名落水的当地渔民，还不敢确认身份，直到在死者兜里发现了1000多块钱人民币和晕船药，我们才敢确认。
大海捞针，哪里去找？竟然真的让我们找着了。我当时眼泪止不住得往下流，我觉得船不是搁浅，我们本不会再回去，是被硬留下来的，一定是同胞在呼唤我们，让我们带他走。
因为风浪和搁浅，回到舰上很困难，我们轮流抬着他上了船，晚上才回到码头。我们在最后的窗口期，找到了最后一具遇难同胞的遗体。
最后发现的遗体身上的人民币，沉船遇难者的身份由此基本确认。（图片来自公羊队）
这场灾难，其实并非来得毫无征兆。让我们通过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来还原一下“凤凰号”的危途。
不少幸存者记得，5日白天出海时，天气还很晴朗。
是否允许出海，当地人的经验是，看码头悬挂旗帜的颜色：绿色代表正常出海，黄色代表小船不能出海、大船谨慎出海，红色代表禁止所有船只出海。
在普吉岛当潜水教练的华人木焱发来一张5日傍晚拍摄的视频截图，显示查龙码头旗杆上挂的是绿旗。她说，不只事故船只，当天“基本上所有船公司都出海了”。
泰国当局则坚称发出过预警。“我问他们（船员）为什么（无视警告）坚持出海，他们称，出海时并没有强风。”据泰国英文报纸《THE NATION》（民族报）报道，泰国副总理巴维·翁素万表示，“但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出预警，不要在7月4日至6日间离岸出海，他们没有听。”
南方周末记者从泰国海军海道测量部门查询到，该部门于7月4日、5日分别发出关于安达曼海和泰国湾的强风预警通知，4日发布的通知提醒5日最好不要出海，但将本是星期四的5日错写成星期三；7月5日，该部门重发通知，提醒船只5日至11日谨慎出海。
“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政府提前发了预警，其实不是，它只是一个在相关时段内要注意天气的提示。”专营普吉岛旅游业务的阿杰说，船能否离开码头，政府有话语权，“政府或海事部门可以在恶劣的天气禁航，但它没有这样讲”。
“在雨季，因为暴雨预警无法出海，（政府）是直接会在码头插红旗、封码头的。一般会提前一天告知各大潜店和船公司，公司再告知教练和顾客。”木焱也认为，不存在已有风暴预警而违规出海的情况。她说，当天，没有任何潜水教练收到相关通知。
对此，泰方发言人在7月10日的发布会上予以回应：由于天气变化较快，船长是否安排船只出海并不仅仅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挂绿旗也不代表船只出海没有任何风险。还确认，涉事船长收到了天气预警。
据介绍，负责挂旗的部门是海事部门。7月11日的发布会对海事部门的挂旗规则做了进一步解释：要看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状况，并结合当地船主、船员及相关部门意见，再确定是否发布禁止出海令。
发布会还提到，由于泰国所处区域天气变化莫测，在预测上难以做到中国或日本的准确度。因此，在接到相关天气预报、预警后，船长有责任妥善安排行船并保证相关乘客的安全。
泰国军方舰艇在事发海域参与搜救。（翁洹/图）
暴风雨袭来之际，官方曾发出另一道预警。
7月5日下午4时，泰国气象部门发布紧急通知称，7月5日至12日有降雨，西部季风已蔓延到安达曼海，普吉岛等风险地区的人应保持谨慎。
这份紧急通知明确指出，“对于在海上出现超过3米的浪的区域，普吉岛附近的船只和小船，不应在公告时间中出海。”
但在那时，许多船只早已行驶在安达曼海上。“凤凰号”很快被一片乌云笼罩。
普吉导游工会负责人李飞扬原本觉得，“天气预报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所以在政府第一次公布预警时，他没当回事，照旧出海。
他告诉《北京时间》记者，在安达曼海，以往每年的6月到8月都狂风暴雨，但也不如这次严重，“这一次来得太恐怖了，来得太突然了”。
7月9日，普吉岛东南角的查龙码头上依然竖着绿旗。又有一批中国游客穿上了救生衣，准备登船游览。有游客说，沉船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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