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却立刻引发质疑和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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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11月26日报道，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报道刊出后，引发轩然大波，质疑接踵而至。
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专家Kiran Musunuru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不合理的。”
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Translational Institute)所长、基因组学家Eric Topol认为，“这还为时过早。”
美联社报道中则称，许多主流科学家认为这太不安全，其中一些甚至谴责这项研究为“人体试验”。
基因编辑婴儿，是指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这个技术以前也有很多研究者做过，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极早期就中止。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
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 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
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 基因，而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
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贺建奎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做胚胎注射
贺建奎还将在峰会现场展示他领导的项目组在小鼠、猴和人类胚胎的实验数据。
在50枚人类胚胎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未发现脱靶现象；而所有人类正常胚胎里面，有超过44% 的胚胎编辑有效。
贺建奎还展示此次基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并未发现脱靶现象。他表示，结果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与检验，因此准备了长达18年的随访计划。
CRISPR/Cas9 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因简单、高效备受瞩目，吸引全球各地科学家在医学、动植物育种、药物筛选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贺建奎强调：“对于少数家庭来说，基因手术是治愈遗传性疾病和预防严重疾病的新希望。”
但是贺建奎的这项研究，可能违反了我国卫生部的相关规定。
卫生部在2003年发表《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其中附件一中第三条第九款明确表示，“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
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下午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刚刚了解相关情况，正在核实中。
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今天也做出回应：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校方将展开深入调查。
这项技术“过于不成熟”
25日，美联社称就已经采访到了贺建奎。对方表示，这对双保胎中，只有一名婴儿是“整对特定基因（both copies of the intended gene）组进行了编辑”，而另一名只是“编辑单个特定基因（just one altered）”。
报道称，贺建奎承认，对于后一种情况，“还是可能会感染HIV病毒”，“仅有个别研究显示，这种情况下感染HIV病毒的人，健康状况恶化速度会变得相对缓慢。”
美联社把这项报告拿给美国相关的专家看。不少人认为这项技术“过于不成熟”、“不道德”。
专家认为，即便CCR5 基因遭到了修改、去除，经过基因改造的人体可能也会更容易感染其他病毒。
人民网在原文中援引了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的一句话：“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基因。”
实际上，他本人也对这台试验持质疑看法：“只对单个特定基因进行编辑的做法，等于没有对基因做出任何改动。”“这台试验更像是在测试基因改造，而不是在尝试让婴儿免疫艾滋病。”
谁批准的这项实验？
据新京报报道，深圳市卫生计生委伦理专家委员会并未收到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告。网上能够查到一份来自“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
这是一家莆田系医院。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目前该医院发声否认与这个实验有关。
这一实验也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进行了注册，但是在实验开展很久之后的补注册。
给家长的知情通知书上写的是这是一个“艾滋病疫苗”实验。整个过程都有缺乏监管和透明度的嫌疑。
目前，深圳卫生部门介入核实“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 新京报报道截图
无论如何，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人们极大的担忧。
这让人瞬间联想到霍金所预言的超级人类。
据悉，霍金先生在去世前3个月，曾写下一系列的文章，而在近期，这些文章都被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面，由此激起千层浪。
在文中，霍金暗示，富人不久可以选择编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DNA，让自己和孩子变成拥有更强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人”。
霍金写道：“法律可能会禁止对人类做基因改造，但是一些人可能抵挡不住改善记忆、抗病力、寿命等人类特征的诱惑。”他预计人类本世纪就能发现通过改造基因提高智力的技术。
霍金表示，遗传学技术的突破将使人们努力提高自己，这对“未改进的人类”具有吸引力。
他指出，“（各国）可能会通过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法律，但人类无法抗拒改善自己特征的诱惑”。而一旦这样的“超人”被创造出来，人类社会将面临重大政治问题——“超人”将以更快的速度继续进化，而其他人类则无法与之抗衡，“他们‘被’死去或丧失社会存在意义”。
霍金的以上观点发表后，就有人担忧，由于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基因技术也会被用来制造“阶级分化”。但也有专家认为，在人类真正实现“自我编辑”之前，社会规则和伦理的建立或许会阻止这一过程所制造的负面问题。
种种困惑之下，那对叫做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的健康，更令人担忧。有122位科学家甚至共同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强烈谴责。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指出，这一实验从科学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两个孩子作为试验品，这些未知风险将会伴随他们的成长。
刘颖说，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既非HIV研究者，也非基因编辑领域专家，项目实施时其测序公司和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实在铤而走险。该项目的实施可预见的会使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也会使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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