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中国文明阴暗面的那些人哪来的?考古学跟历史学打架了,至今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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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席(ID:yixiclub)
从考古的材料里,考古学者得到了一个让我们吃惊的时代,一个我们绕不开的时代,一个杀人的时代。这是中国文明的阴暗面,是我们也不能回避的历史。那就是商朝。《的确,它是中国文明的阴暗面,但它确实存在过》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国家在杀人和不杀人的这一点上,是在西周时候发生明显变化的,西周以前经常杀人,西周以后很少杀人。那么商朝人到底是哪来的?
唐际根: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原殷墟考古队队长。
商王朝存在了500多年,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还有甲骨文。但是,商朝人长什么样子?考古学家也想知道。
01 、商朝人长什么样?
最早安阳出土的甲骨带到学术界的时候,很多人想问:这些甲骨是什么样的人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到了安阳,把人骨头挖出来,大家想,喔,甲骨搞不好是他们刻的。
但是这些人骨头不带皮肉,就是一堆骷髅,你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所以就要研究。
这张图片反映了早期的学者想象中的商朝人的模样。
这是商朝的开国之王商汤,商汤的形象是戴一个这样的皇帝的帽子。但是这是后人的想象,有点可笑。真正的商朝人的长相,需要靠考古发掘。
还是回到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商王朝的最后一个都城——河南安阳。
这个地方出土了大量的商代的人骨头,一部分就是王陵区,这里头有王陵。如果我们有幸挖出一座王陵,然后把王陵里头的人骨头挖出来进行分析、进行测量,就能知道商朝国王的样子,那是最好不过的。
▲ 河南安阳
可是倒霉的是,这些王陵全都被盗了,一座都没有幸免。
▲ 安阳殷墟王陵区墓葬分布图
剩下的这些祭祀坑做出来,又不是商朝人的,它是羌族的,或者是其他族的。商朝人长什么样还是不知道啊。
怎么办呢?商朝人的家族墓地。
在安阳有很多这样的墓地,像我们在安阳发掘一片玉米地,把玉米拔掉,挑开30公分、40公分,一铲开,地下就是一个个长方形的痕迹,那些痕迹都是商人的墓葬。
这些墓地有一个特点,它是一组一组地分布,是商朝人的家族埋到这个地方了,这些人就代表着真正的商朝人。
比如说这座,虽然挖开以后,人骨头腐烂不堪,但是经常性的它的一部分骨头是保存好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头部,有些东西压住它,还保存着,他的腿骨还在。
这一件是一个商代士兵的头颅,他也代表商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骨头,如果我们对它进行测量、进行复原,我们大概能知道商朝人长什么样。
但是,最直观的关于商朝人长相的东西,我认为反倒还真不是骨头,是商朝人做的一些器物——反映商朝人长相的一些陶器或者玉器等等。
▲ 妇好墓出土人物雕刻
比如说这一件。
2003年我们在安阳发掘的时候,在一个地层里头就挖了这么一个小疙瘩,就核桃那么大小。
清洗了一看,一个完整的人的头像,这个就不是骷髅了。像这样的头像,它应该是商朝人对自己很熟悉的人的刻画,或者叫对自己很熟悉的一种人种的刻画。
我曾经量过很多商墓的脚后跟,而且是分性别量的,结果发现商代人的身高比今天要低。而且商朝人实际上死亡年龄也早,活得不长。
我们做过很多统计,男性、女性大概平均死亡年龄也就是35岁左右。这个统计里头不包括小孩,因为有的小孩很小就被杀掉了。
02、商朝人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对商朝的人有了个了解:身高多在160cm左右,女的比男的矮,死亡年龄很早,35岁左右。这批人创造了甲骨文,铸造了很好看的青铜器。那在中国这个大地上,他们最初从哪里起源的呢?这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商朝人对自己的起源其实有一个描述,《诗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人是玄鸟所赐身的,有了玄鸟,才有商人,这是《诗经》里头说的。
过去我们都认为《诗经》里头这个话是后人附会的,因为《诗经》是从西周到春秋这几百年之间积累起来的东西,有些篇章是西周的,有些篇章是春秋时候的,最早是西周时候的。我们就可以推测,是不是西周的人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其实这是个误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概念是在商朝人脑子里的。大家看这几个字,这都是从商朝文字里头辑出来的。
第一个字的下面个部分和第二个、第三个字的这个部分是类似的,这是“亥”字,一旦出现这个“亥”字,上面就出现一个“鸟”。这四个字都是这样。
甲骨文告诉我们,“亥”是商王朝的祖先,商王朝的祖先一出现就有一个鸟。最右边那四个字,左边是“亥”字上面一个鸟,右边三个字是“高祖王”,合起来就是“高祖王亥”。
这些字都是商朝人的文字,商朝人认为王亥一出来,上面就需要一只鸟,所以搞不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概念并不是西周以后附会出来的,而是商朝人自己脑子里就有的。这是商朝人对自己起源的这么一个推想。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它不反映问题,它只是一个传说。到底商朝人哪来的,我们现在说不清,玄鸟到处飞,不知道它在哪个地域。
商朝人从哪里来呢?考古学家做了很多年的研究。
考古学有一个理论是这样的,发掘出来的东西除了人骨头之外,还有很多文物,这些文物组合在一起,我们把它叫文化。文化的来源跟人的来源其实是相关的。比如说我挖出来一堆东西,肯定是某个群体的,这些东西它代表着某个群体。
所以在考古研究中,这是研究商族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没有人骨头的情况下,或者人骨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文化的来源来推人的来源,或者推族的来源。
实际上在用这个方法研究商族人起源之前,历史学家就用查文献的办法来查商人的起源,我们把它叫文献法。
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就提到过商族在哪里,它的来源大部分是出自《左传》,比如说《左传·昭公元年》提到“后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阏伯:商人的远祖)。地名出现了:商丘。
《左传·襄公九年传》里头也提到“阏伯居商丘”。《昭公十七年传》也提到“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
杜预说得更清楚——杜预是西晋时候的一个学者,他说“以商丘为梁国睢阳,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
这些文献都指向了商丘。如果按照文献法,商族起源肯定在河南东部,商丘地区,所以王国维就说“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
他的意思就是说宋——这里需要一个历史背景,宋国是怎么来的?西周灭了商以后曾经进行分封,分封的时候曾经把商朝的子民迁到河南的东部封为宋。王国维就讲了,如果根据文献记载,宋国就在商丘,为什么迁到商丘,因为这是他的故土。
这样一来文献上就考献比较清楚,商丘地区那是商朝人的故乡。在这儿,红点这个位置。
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商人起源于商丘这个观点,文献上似乎说得很清楚的观点,考古学不支持,因为考古学用的是所谓的文化法。
文化法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安阳殷墟不是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吗,所有出自于殷墟的文物就是商朝文化的代表。在这个基础上往前推,推到比它更早的商朝——商朝迁到安阳殷墟之前,它还在另一个地方,比方说在郑州,那殷墟文化就继承了郑州的商文化。
这个时候,把这套文化归纳出来再去追溯的时候,居然没把这套文化追到商丘,而是追到了河北的南部。好了,这就跟文献矛盾了。
河北南部有个地方叫磁县,磁县有个遗址叫下七垣,那个地方挖了一堆文物,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概念:下七垣文化。它跟商文化是接着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商人的东西,或者叫商人祖先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商朝建国以后的考古学文化叫商文化,建国之前的文化就可以叫先商文化。也就是说,下七垣文化代表的是先商文化,先商文化不在商丘,而在河北南部,这就矛盾了。
所以商朝人的故居在哪里,商族人的起源在哪里?到现在为止无解,考古学跟历史学打架了。
考古学从考古学材料出发,安阳殷墟的材料、郑州早期商城的考古学材料——郑州是殷墟的前一个阶段,它是商朝的早期,他们筑了城。
我们从陶器排队编年,最后提出来早于郑州的商文化或者叫先商文化是在河北南部。
我们知道商人长什么样、多高、死亡年龄多少,但是不知道商族起源在哪里,这就是考古研究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有没有希望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将来的方法应该是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办法一块做,其实还有一个,人骨头要重视,人骨头是有机会的。
03、豫东计划与宋国都城的发现
为了把文献的方法和考古的方法结合起来,张光直组建了一个考古队。张光直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考古学家,他在台湾出生,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
张光直认为文献上说的商朝人的族源在商丘一带是对的,他有这个信念,他要做的就是找出考古学的证据来。如果在商丘地区能找出文物来,能证明商丘文化跟安阳和郑州接起来,那他就成功了。
所以,张光直在90年代初组建了一个考古队,我们俗称商丘考古队,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商族的族源。这是考古队的基本成员,中间是张光直先生。
我们的考古队从9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后期,每年都在河南东部商丘一带做工作,就为了找商族的族源。
那个地区历史上因为有大量的淤积,宋朝以后历年大水,包括北宋末年、明代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水,整个把豫东地区淹下去。所以豫东地区你找那个时候早期的陶器不好找啊。
张光直那个时候已经得了帕金森氏综合征了,颤颤巍巍地到北京来,然后到商丘去。严格地说,他已经做不了田野考古工作了,在野外拿一把手铲,颤颤巍巍地刮刮地层——过一下瘾而已啊老先生。
这个豫东计划做了十年,其中考古发掘就做了三个季度。经过考古发掘,我们拉出了一个豫东地区的文化序列,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建立的序列。
仰韶文化(马庄遗址)
龙山文化(李庄遗址)
岳石文化(延续至早商时期)
中、晚商文化
最早是仰韶文化,我们挖了个遗址,叫马庄遗址。仰韶文化消失后,接下来的是龙山文化,那个地方也有很厚的龙山文化堆积,我们挖了一个遗址,叫李庄遗址。
再往下,我们期盼着是相当于夏文化时期的文化堆积——假定张光直认为商丘是商族祖先的起源地的话,它应该出现相当于夏代时期的先商文化,应该是这样吧?没有。
龙山文化之后接下来叫岳石文化。岳石文化跟刚才我们从安阳开始到郑州商城所总结出来的那个文化是完全不同的,陶器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说没有证明这套文化来源于商丘。
那么是不是这个项目完全失败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项目有一个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成果。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东周时候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我看那些春秋战国大国的都城都发现了,郑国的故城在新郑,易县是燕国的燕下都,赵国的都城在邯郸,齐国的的都城在临淄,鲁国的故城在曲阜,唯独有个大国的都城没发现——宋国。
宋国跟商是有关的。文献上说周人把商朝打下来以后,实际是把商朝人的后裔封到了宋,所谓的“续商祀”,就是留火种的意思。也就是说把商朝的人放到豫东地区去留火种,因为那是它的祖源地。
续商祀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找到宋国的遗迹。宋国是个国家,它是有城的。结果就没想到我们这个豫东计划居然把宋国的故都找到了。
宋国很厉害的,按照其中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打仗很有一套,所谓的“不擒二毛,不重伤”。什么意思?我打仗要讲仁义,敌人渡河过来了,没排好队,我不跟你打,没摆好阵势我不跟你打,打了我不仗义,虽然最后打败了,但是他是仁义之师。
宋襄公当年就应该在商丘一带。那么这个城在哪里呢?这个城是不是真的是周初分封时候的呢?这个很关键。
商丘地区被淤了,不好找。
淤到什么程度?你看这张图,3000年前的地面是在地底下。左边是一条长长的剖面,从上到下多少米呢,一般情况下十米。也就是说,十米的堆积,这以上全是后来的。我们在十米的地方还能挖得到明代跟清代的瓷片,真正商朝的东西是埋在十米以下的。
十米以下你是找不到的,一个这么大的城在十米以下,你怎么找?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实际上城是一个很大的面,比方说多少平方公里。但是城墙是一个很大的物体,几十米宽十几米高,那就有可能城在地底下埋着,城墙如果不倒的话,就杵到今天地面了。
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个机会,我们有可能先发现城墙,然后十几米以下的城里头的东西我们再说,所以城墙有可能找得到。
但是找城墙也不那么容易,在野外,茫茫一片,怎么去找呢?
后来还真找到了。这就是那个城墙的平面图,这有几个方块,你要看准了,是那个平行四边形的那个,那个是宋的都城,很可能就是微子封宋的那个都城,就是西周初年把商朝的后人微子封到这个地方(微子:商纣王的长兄)。
这个城怎么找到的呢?其实很偶然。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古队员,他叫荆志淳。荆志淳有地质学的背景,后来改学考古。
他知道古人在地面上营建城墙的时候,是挖的当年的土,就是10米以下的土,挖完以后把它筑起城墙来,后来只是说水把淤泥从上游带下来,把它给掩盖了。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水流带的土壤是分层的,它要么就是沙,要么就是泥,而原来人工挖出来筑起来的那个城墙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个土里头可能会有特殊的东西,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它经常会包含一种叫料礓石的东西。料礓石就是土壤里头的一种钙,通过凝力作用积攒到某一个地方,形成一个硬疙瘩。
所以荆志淳就跟他带的几个助手说,我们找别的可能不行了,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找老土,老的土有一个特点,很可能会有料礓石,你们找到料礓石立马告诉我。他的考古队员就记住了这句话。
有一天他们正在工作着,跟这个图一样,在麦子地或者树林里。有一个技工说不行,我肚子不舒服,我得上个厕所去。附近没有茅房,他就跑到一个麦子地里上厕所。
结果一看,没带纸。那个时候农民的习惯,随便拿个土疙瘩就可以擦屁股,一摸以后,擦,土疙瘩,再一擦,怎么这么硌,一看,一块料礓石。他立马把裤子一穿,一吼:荆博士,荆博士,找到料礓石了。
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现象,找到了料礓石,就意味着找到了古土壤,找到了古土壤就意味着有机会找到那个时候重要的考古现象。
果不其然,就在他上厕所的那个地方打钻。“啪”打下去,土铲一提上来,老土,再打再打,跟边上的土完全不一样,结果后来证实,这是一堵城墙。
其实城墙是有规律的,跟着这个起始点一钻探,就把整个城墙钻探出来了。这是当年城墙发掘出来的一个剖面图。
这个就是城墙的夯土块。手拿着的是一个砸得很密实的老土,很硬,完全不像水流冲刷的地层堆积,这样就把这个城发现了。
那么这个城是什么时代的呢?经过发掘证实,这个城是经过几次修整的,东周时候修整过,汉代还修整过,但是最底下那一层还真是西周时候的,也就是说搞不好就是宋国的。
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城是宋国的,再跟文献上一对,有希望了吧?商丘是商朝人的族源地就有可能成立了。
但是呢,乖乖,陶器对不上啊——你这里出的是岳石文化的,那边才是先商文化那套东西。对不上怎么办?于是只能做一个解释,这是张光直的解释:
他说商朝的人有两批人,一批是贵族,所谓的征服者,这一些人可能是岳石文化的人。而那些陶器,坛坛罐罐那一些,那是被统治的人的,他们可能是从河北南部过去的,所以这是两批人。所以整个商族起源的问题,经过这么考古发掘以后,得了这么一个结论。
04、人骨头这个事情还真是露出了曙光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其实还要做一些工作,还是要把人骨头考虑起来。
我们既然知道安阳殷墟有商朝人的骨头,知道郑州早期商城是商代的早期,也有骨头。其实同一个人种,它总有一些特性是相像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DNA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古病理的办法来追溯这些人骨头的各种痕迹。
除了人骨头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陶器法。但实际上器物的形态像其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比方说某个地方的人,他可以学那个地方的人的样子来造一个器物,不见得说你这个文化就是那来的。
所以还要结合一些别的方法,比如陶器切片法,就是把陶器从形态上分完类之后,还要看它里头的结构,还要看它器物里头那个土是不是本地的。
假定说它的土也不是本地的,是别的地方来的,它可能真是那个地方的人带来的了。因为古代不像现在有高铁,他要挪动一下是很难的,他是带着坛坛罐罐的,陶器得跟着他走,所以陶器是有可能带过来的。
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把郑州商城所能见到的陶器也好,其他文物也好,以及人骨头,包括安阳的人骨头、郑州的人骨头,全都结合起来,做一个综合的研究,打一个包,搞不好有希望。
这是郑州商城城墙早年的一个照片,这段城墙现在在地面上还在 。
而其中有意思的是,人骨头这个事情还真是露出了曙光。因为在河南的鹤壁,由于南水北调,要把丹江口的水调到北京来让咱们喝,这个渠道经过鹤壁的时候流经一片麦子地,这个麦子地里发现了一批墓葬。
▲ 鹤壁刘庄墓所在位置示意图
这片墓葬出土了这么一件鬲(左),这就是典型的商文化的东西。然后又出土了这么一件钺,这是一件石钺,刚好是相当于我们说的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文化这个阶段的东西。
这就证明这些东西的年代跟夏王朝的年代差不多,也就是说刚好它的年代比商王朝要早。
所以从考古学文化上讲,这一批材料,这一批陶器、石器是刚好相当于先商那个阶段,而且跟商文化是接起来的。
而且它又有人骨头,出土了一个墓葬,墓葬里头是有人的,这些骨头都取回家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组织一个课题,做一个科研攻关,搞不好就会知道商朝人是哪里来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工作还没做,还要继续,所以我今天讲的这是一个进行了很多年——几乎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或者几个世纪的这么一个课题,今天还没有真相。
那么问题来了,商这个王朝,又是怎么崩溃的呢?
以下内容摘编自《进击的智人》,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出版,原标题为《殷商的杀殉》,作者河森堡为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王朝的谢幕
河森堡/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商朝定都殷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气候非常湿润、暖和,竺可桢先生认为,殷墟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相仿。
彼时的中原大地还是一片亚热带雨林,今天已经在河南绝迹的犀牛和大象,当年却在殷商王朝的疆域内四处驰骋。在殷墟曾经出土了一副小象的骨骸,脖颈处还挂着一个铜铃,说明那是一只被人类驯养的小象,足见当时的商朝人和大象相处密切。
此外,在甲骨文中,“大有作为”的“为”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手在牵着一头大象,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中,农作物往往会有更好的收成,更多的粮食储备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规模的军队,在殷商中后期的历史中,王朝迅猛扩张,骏马拉着两轮战车四处驰骋,一批又一批俘虏被抓回首都斩首祭神。我相信当时整个王朝一定信心满满,昂扬向上,坚信自己所献祭的鬼神会永远保佑自己。
然而,公元前11世纪左右,中国再一次迎来气候的转冷,与寒冷相伴的干燥也随之而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表示,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后期一些卜辞中,“烄”字出现的频率明显多了起来。
“烄”字在甲骨文里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人被置于火焰上炙烤,其含义为“焚人”,是活人祭祀的一种,主要目的在于求雨。而商朝后期越来越多的焚人记录,意味着当时气候已经整体转向干旱,焦虑的商朝人不断地将人烧死以祈求降雨,可以想象,寒冷和干旱给古代农业生产带来的威胁有多大。
粮食减产会造成食物的匮乏,食物匮乏会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涣散,军队后勤崩溃,同时,被饥饿逼入绝境的各地方国和诸侯也会铤而走险,试图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在古代社会,饥饿和造反常常相伴相随,殷商军队在王朝末期四处镇压,然而,他们数百年来一直崇拜的鬼神终究要抛弃他们了。
就在商朝忙于应对各方战事之际,居住在陕西周原一代的周族认为时机已到,在周武王姬发的带领下,早已对殷商心怀不满的各路诸侯聚集起来,在牧野讨伐商军。由于主力部队尚在东南激战,无法及时回援,殷商末代君主纣王不得不将奴隶仓促地武装起来投入战场,以应对士气高昂且同样装备了先进战车的周朝联军。
然而,商纣王忘记自己是如何对待那些奴隶的了,他忘了那些奴隶被斩首和肢解之前绝望的哭喊,忘了商朝人怎样虔诚地将奴隶们的血肉献祭给鬼神。周朝联军大兵压境之际,虚无缥缈的鬼神没有出来保佑残暴的殷商和同样残暴的纣王,那些被鬼神“吃肉喝血”的万千生灵又怎么会为殷商而战?
奴隶们临阵倒戈,殷商王朝灰飞烟灭,绝望之下的纣王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无尽的河山,将自己焚于熊熊烈火。在某种程度上,殷商君主成了这个王朝灭亡之前,最后一个被献祭给神明的人。
不过,周朝之后的一些历史文献,比如汉代的《史记》,对牧野之战的记载非常可疑。司马迁写道,牧野之战中,是周朝4万联军击溃了殷商70万奴隶军,并最终倾覆了整个商王朝,双方参战总人数足足有74万。
一些研究商周文化的考古工作者表示,这个数字太过离谱。20世纪中叶的解放战争中曾经有著名的三大战役,其中淮海战役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次决战性战役,要知道,即便是在20世纪中叶的生产力水平下、4亿人口基数的国家里,国民政府都没能动员74万人参战,何况是3000多年前的河南省郊区?
由于这个数字太过夸张,以至于有学者表示,很可能历史中根本没有牧野之战,这很可能是后来周朝政府的政治宣传,是为其政权增加合法性的故事。
然而,1976年,青铜利簋(guǐ)出土了,其内壁的铭文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了牧野之战确实发生过(铭文中并没有记载具体参战人数)。青铜利簋见证了延绵5个半世纪的殷商王朝的覆灭,也见证了将近800年的周王朝的开辟,它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将中国数千载的历史清晰地划分为前后两段。
如果大家走到国家博物馆青铜利簋的展柜前,就可以在展柜上方看到一块展板,上面是利簋内壁铭文的拓片。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右数第二列的第一个字,看起来很像一只猫,有一个大脑袋,上面有两只耳朵,下面伸着四条腿,但那个字并不是“猫”,而是“鼎”。
第二列第一个字和第一列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念“岁鼎”。“岁”是指木星,由于木星公转一周大约是12年,因此被称为岁星;而“鼎”字意为“正当中天”,“岁鼎”两字合起来就是指“木星运行到天空中最高位置”。
整个青铜器的第一段话是“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翻译成白话就是“周武王征讨商朝的那个甲子日清晨,木星运行到了天空中最高的位置”。这对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天体的运行是有其自然规律的,用数学模型不停地回溯,就有可能知道“岁鼎”这一天文现象出现的具体时间。
考古学者先用碳-14对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做了定年,把商周交界的时间大体框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10年的范围内,然后天文学家再对这一时间段内的天象进行回溯和分析,综合“甲子”和其他文献线索之后,将牧野之战指向了一个时间,即公元前1046年的某一天。
也就是说,公元前1046年的一个清晨,东征讨伐商纣王的周朝联军在悠远无垠的天际之中,看到了木星正当中天的景象。
华夏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时间线索,竟然闪烁在苍穹星海之中,之后又被我们的祖先用金属的文字铭刻在一件青铜礼器之上,就这样,“宇宙”“上古”“灭国”“铭文”几个词汇,被一件文物串联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渺远时代的宏大与浪漫。
环境的巨变带来了极大范围的匮乏,而匮乏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埋葬了殷商。也许在上古时代的华夏大地,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灵,只不过它们再也无法护佑殷商了,所以刻意拨转了星辰,为这个王朝安排了一场意味深长的葬礼。
殷商覆灭之后,周朝人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前那些残暴血腥的恐怖回忆都和商朝的王都一起被彻底地埋葬了。
从周朝开始,中国人渐渐摆脱了对鬼神的疯狂崇拜,转而用道德和礼制来构建整个社会,此后数千年,中国社会中的世俗力量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主宰地位,华夏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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