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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我的母亲

新读写 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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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对于胡适的成长可谓至关重要。无论是做人、做学问,没有其母,也就没有今天的胡适。


      胡适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临终之际要求冯氏督促胡适读书。冯氏“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九年如一日,未尝以独子有所溺爱也。”


      当时垫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了事。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要求儿子好读书而必求甚解。


      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她每年都私下多给垫师数目可观的学费。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


      母亲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没有冯氏的九年如一日的督促,也就难以成就一生有三十八个博士头衔和懂得多国语言的胡适!


      冯顺弟对儿子的管教充满了慈爱、严格和理性。胡适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冯顺弟从不在他人面前教训儿子,以维护胡适的自尊心。但是,她每天清晨都要对胡适私下进行严厉的“晨训”,清算小胡适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决不姑息和溺爱。但当胡适生了眼病的时候,她便用自己的舌头去舔儿子的眼睛以求痊愈。


      照常理,冯顺弟年轻守寡,只有胡适一个亲生的儿子,必当将其紧紧地护在身边,不准远游。但她既不囿于圣人的说教,也不盲从于母子的感情,在胡适13岁的时候,冯顺弟认为儿子已读完了私塾,应继续深造,她那深沉的母爱能上升为新的理性,让儿子远游上海,去接受“新学”的教育了。


      临别前,她强忍泪水,做出了欢欣的样子,送儿子上路,“三年始令一归省”。后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在美留学7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1913年冯顺弟患了重病,她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因此特意照了一张相,收藏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儿子在美国读书,她嘱咐家人说:“我若一病不起,不可将此事告诉我的儿子,仍要请人按月写信给他,做出我还活着的样子。待他学成回国时,把我的这张照片给他看,就如同见到我本人一样。”


      胡适在其日记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家中经济很窘迫,母亲以典当首饰的钱才能过年,但当她听说有人以八十元的价格出售一部胡适需要的《图书集成》时,便毫不犹豫地借钱买了下来。对此,他发出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胡适1917年7月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因普及白话文和主张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胡适的成功,也是他母亲的成功。


      令人叹息的是,胡适回国后第2年的11月,这位劳碌一生可敬可叹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年仅46岁。悲痛欲绝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呀。”


      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甚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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