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46年开学致辞：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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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新校长对新北大提出了许多希望，“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

今天新学期开学，特别分享这篇关于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的通讯报导，原文在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日、2曰、3曰连载。

“我送诸君八个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三十五年双十节的上午，国会街北大第四院里面聚集了二千多学生，有些在看北大复员学生所贴的标语和《复员通讯·开学特刊》，像《拥护胡校长发扬北大传统精神一一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不分临大与联大，北大同学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宣泄千年以来积压在统治阶级下的苦情与怨恨》《纪念双十节要加倍努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

      《开学特刊》是贴在六张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的柳荫下。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这新的日子》，对学风问题有深刻的讨论，《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中国的黎明》，《欢迎胡校长》，《双十节感言》。

      读者之中以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北大的同学最多。他们以期望的心情读着民主战士的墙报。他们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上说：“我们等待着你们，……严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们带着温暖来了，你们更带着勇敢，带着坚毅，带着自由的精神来了。……是你们给这古城的垂危心脏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你们使它年青，使它的脉搏活跃，……现在我们谨以青年人的热情和正直欢迎你们，追随你们……”

      九点五十五分钟，记者随着铃声进入礼堂。那是旧众议院的会议厅。讲台上已经坐有胡适校长和法学院长周炳琳，白发苍苍的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训导长陈雪屏，教务长郑华炽，长胡子的越乃搏先生（经济系主任），杨振声教授，闻家驷教授等三十多位。正厅，楼厅和楼厢上坐满了二千多位同学。

      胡先生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全丝眼镜。他对着扩音机说：“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一一开学简单。”

      这时先生关了扩音机说：“如果听不见再用上吧！”于是继续着说：

      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戍到民国五年，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文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

      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时期是革新时期，自蔡先生民国五年来北大，到国民革命时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蔡先生的言论诗文，你们都已读过。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带情感的，不善于说话和呐喊，写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长章。我们和他同事过，知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致力为学术的目标。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

      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作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民国五年到十六年，包括五四时代、文学运动、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誉。

      但是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在蔡先生领导之下，人才并不够多。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我们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学生，以教育家的资格来长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军人的猜忌，常以蒋先生的帮助，渡过很大的难关。北大从此被确认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中心，然而，当事者亦感觉人才不够，到国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职员学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线，牺牲在军阀之下的颇有人在。

      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时有志整顿北大，但是政客们不容许这样做，他们想将北大掌握过去，将北大作为政治的工具。结果北大从十七年起等于没有了，变成北平大学区中的一个学院。

      旧同学奔走呼号恢复北大，那时我们在上海。我说学校不能够永远不死，一个学校的名字虽然没有了，然而既有一段历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历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样。一定要恢复的话，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时候的复校运动并不对学校负责人感到兴趣。这是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差不多没有了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北大的中兴时期，蒋先生辞去了教育部长来任北大校长。我那时正因办编译委员会的事情北上，在浦口听到蒋先生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学者朋友都觉得应该请先生回来，大家协力助整北京大学。

      那时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

      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

      蒋先生来了，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大，利用中华教育基全，设廿二研究讲座，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这不能不说是蒋先生的伟大领导。

      不知者不能了解，当事者知道北大的中兴时期是蒋先生和现任文法各院长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

      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种，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不要忘记前校长在中兴时期的伟大贡献和伟大领导。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候起到七七事变的民国二十六年，这七年是北大的中兴期，也是北大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在座诸位旧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热河、长城，离北平朝阳门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机关纷纷将东西南迁。

      蒋校长坚决地主张北大不应该搬，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不然北大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不搬而得偷来时间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时候省下钱来，盖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质馆、新宿舍、新图书馆，但并没有向政府增一钱的预算。

      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们以为蒋先生一定是有内线的，非但不迁而且添盖房子，大概局势是不要紧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蒋先生给的时间，因此北大进步得很快。

      第五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局面变化得太大，北大放弃了北平，在南京筹备第一个临时大学，这可说是流亡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成立联合临时大学。起初迁长沙，一年以后要迁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一时期，在座许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学从昆明来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一时期，我从外面看去觉得至少有两点伟大值得提的。

      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极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国外听到教授洗马桶、抱孩子、煮饭，甚至于教授太太摆小摊卖东西以补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现实，不配来谈这段北大重要的历史。

      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

      蒋先生说合作是不容易的，要办只有北大老大哥让清华南开去出锋头。所以选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对外就是联大校长。八年抗战和二年的复员，凡是可以出锋头的地方，都是让他们去的，这种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凭着这，我相信能够建立新的基础。

      我们现在不敢说“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为抗战时期北大已经消纳于联大中，除了在精神上还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北大人。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七百五十九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九十二人，全国七区招收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医学院试读生七人，总计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

      工学院南京区新生、涛旸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读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记者纷纷上前摄影）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

      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今天我们觉得困难还很多，可是我们的财产，精神的财产，物质的财产都不少。

      精神上有蔡蒋二位先生的传统，三十年来蔡先生的仪风，自由讲争独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战八年之中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们更不要忘记教员在沦陷期间的奋斗，如军事教官白雄给敌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挠，敌人亦无可如何，的确是北大精神的表现。我现在代表北大来谢谢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声中坐下）。

      还有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画像回来说，他在多年困难中收藏了这张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泪。

      还有一位秘书冒极大的危险将研究所有的古物带到上海、香港，转运美国。又如沈兼士在辅仁大学作地下工作，后来隐藏不住冒险到内地。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

      至于物质遗产，北大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之中是最有点基础的。这里第四院的十一万册图书，一本都没有损失，北大图书馆五十万卷国书亦未毁坏。仪器方面，虽毁去一些，但大体上还很有基础。

      农学院是新设的，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贡献吾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梦想。

      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

       一、提倡学术研究：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Orig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

      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

      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这“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

      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

      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

      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

      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

      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

      五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

      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到。人家说我作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它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

      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掌声四起）

      胡先生请台上各位师长发言，大家都辞谢了，这时先生已经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因向同学道歉，并宣告开学典礼告成。（掌声）

      大家在礼堂外面，排成圆形摄影留念。

      于是各位教授乘着汽车出了北大四院的铁门，临大补习班的同学也纷纷在取脚踏车，有些聚集在柳荫下读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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