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月是故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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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士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年轻时即是胡适的忘年小友，梁实秋的畅谈夥伴。
陈之藩兼具科学家及文人两种身份，作品风格一方面有科学家不同角度的看法、说理透彻的剖析，另一方面呈现出文人清新淡雅的诗意。他用独特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笔，记述着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多篇作品选入台湾和香港的中学教科书。
在撰文纪念胡适先生时，他这样写道：“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月是故乡明》
陈之藩
我到松山机场时，有个朋友早在那里等着，他开头即向我说：“我送过不少朋友去美国，差不多全是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
我苦笑了一下，答复他说：“并没有人逼我去，我何必发愁。我没有什么不高兴，但也没有什么高兴，心中有点阴影确是真的。十年以前，我从北平至大后方抗战，走的那天，天气与今天一样，那时候才十九岁，也曾拿起笔来强写哀愁。我曾说，送行的人是道旁的石碑与清晨含泪的草。今天，十年这样快就过去了，送行的人这样多，而我才真正感觉到十年前所写的句子的意义。我去的是美国，不是祖国，这是与十年前的远行完全不同的。”
话还没有讲完，该登机了。我很像个木头人，什么都感觉不出。如姊隔着木栅握手时，塞给我一把钱；傅老师托人送给我一把钱；梁先生塞给我一把我从来还没有见过的大票。不知他们是为赚我的眼泪，还是可怜我太穷。
我头也不回，即登上飞机了。在机上忽然想起两句诗“鹤以青松为世界，鸥将白水作家乡。”我既然记得这两句诗，当然是欣赏这种境界，那么，又为什么到高楼巨厦里去找白水青松呢。
飞机很快冲入云里，我的思想也很快冲入云里，一切事都应该有个为什么，我究竟为什么来美国。
还小时在天井纳凉，听祖母讲牛郎织女故事时，就听说有留学这个名词，那时的观念，所谓留学生大概就是状元的变名。当然“十年寒窗苦”，应该以“题名天下知”为目标的。祖母如果要问一下，你以后干什么呢？我一定立时可以答出：留学。
年纪长了，留学的意义在我脑筋中起了变化。我读过历史，知道有所谓庚款，那是我国老百姓每人要负担白银一两，赔给侵侮我们的外国的。美国不要这笔钱，立了奖学金，才有清华学校。清华学校的学生，一批一批地到美国来，他们手里所把握的钱，表面是庚款，实在可以换作“血泪”两个字。
这些批清华学生，对国家贡献是有的，但不多；当买办的居不少，当洋奴的居不少，还有当不足以言语形容的人物的，而最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忘了他们留学的公费是怎么来的了。
我这种情感越来越重，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对留学看得很淡。也许有人说：“这葡萄是酸的，我根本不想吃。”
那么，就在国内多念书，多做事吧。这个想法往好处说，可以说天真；往坏处说，可以说幼稚。
在国内是念不成书，做不成事的。大学的课程表，还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标准上，把外国学校的说明书与我们的大学的课程一比即可看出。而大学，在国内还是最进步的。其余的学术文化机关，据我所知，比大学还不如。在新书没有、新教授没有的情况下，想深山著述，闭门读书，生在今天哪有这回事。
做事呢，近乎可笑了。我是在编译机关做事，那种印书的效率简直慢得可怕。我举一个例，四年前在杂志广告上看到一本讲“氢原子弹”的拟想的新书，那时候还没有氢原子弹，我立时订购来，马上译了出来，到处找出版的地方，找不到。二年后才碰上一个机关肯印，这一印，又是快半年尚无消息，而氢原子弹早已问世，我这本书仍渺然。这本书出版后，只有易名为“明日黄花录”矣。
环境无助，许多努力都变为徒然。慢慢会感觉自己在无措，在落伍。我向来不怪环境的，最后还是向环境拜服。我每拿起人家一本杂志，或一本新书，手无一次不颤栗，十几岁的小孩可以有发明，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可以做台柱教授。而我们自己呢，在闹简荐委，在给官儿送月饼，孩子们在当太保太妹。
我还是应该留学的，不看看人家，永远不明白自己。文天样有句话我读后不能忘的：“父母之病，纵不可医，亦无不用药之理。”我们这个社会，但愿它还未到不可医的程度，我们要寻求救国的方法。
头感觉晕，思想也感觉晕，向窗外看看，是一片云海，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些羽化登仙的句子，我都不感觉美，御风而行的境界，我也不太体验得出来，飞离祖国越远，思潮越起伏，月光越暗淡，我模糊中还看到一群朋友微笑的影子与祝福的泪光。
人家都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好，我不知为什么想起老杜被人遗忘了的句子：“月是故乡明”。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于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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