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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武汉人的活法,是把艰难和烦恼变成生命劲歌

易中天 新读写 2020-09-10
独具人气的语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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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火!这两天,一位武汉嫂子的汉骂视频在武汉各大微信群火了!人们看了都说痛快。于是想起了易中天老师在《读城记》中描写的武汉人,一并分享给大家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

      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的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

      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

      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叫“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了。

读城记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03

      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

      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

      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

      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老照片里的武汉“麻木的士”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视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了。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

      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啫、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

      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老照片里在室外纳凉的武汉人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

      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

      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啊!”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了。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坏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

      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因《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

      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

      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武汉街头的竹床阵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啫,到你自己屋里啫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

      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

      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呢?

电影《万箭穿心》中艰难坎坷而又倔强坚韧的武汉女人李宝莉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

      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呢?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

      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

      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1986年的武汉公交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

      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

      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怂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

      不过,“瘫腔”与“怂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抗战中的武汉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

      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

      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

      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了。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

      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横渡长江的武汉人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吗?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吗?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

      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了。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思”;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了。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吗?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着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

      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

      “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了。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

      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

      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

      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咵天”。

      咵,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叽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咵天”。武汉人咵呀咵呀,咵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了。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唦,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

      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

      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奓了起来的好斗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

      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

      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

      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

      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

      醒,有“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了。“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帮、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吗?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了。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

      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

      所以,武汉人说某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活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

一张1994年的老照片,汉口万松园路,一位司机试图让翘起的垃圾车“低头”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最后来看看武汉嫂子的这段视频——


编辑:青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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