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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的童年还有未来吗？豆瓣9.2分倾情记录：“会写诗的孩子，不会砸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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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下方“新读写”关注来源：精英说（微信ID：elitestalk）作者：Cheryl
“种子 被埋在大雪下 安静发芽 老枯树在夜里长出一支新枝芽 而我 在爸爸妈妈看不到的地方 偷偷长大” ——龙祥小学 佳玉 《偷偷长大》
你可能听说过“留守儿童”，但却不一定了解目前中国每5位孩子，就有一位面临这样的命运。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孩子来说，“长大”是在父母的陪伴和见证下进行的，但对于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他们没有完整的亲情、没有父母的照顾，一生中，或许只有千分之一的时间能与父母相见。
他们在小小年纪开始“一个人”的生活，30%的留守儿童无法跟爸妈打上一通电话，一半以上觉得自己没人关心。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来说，长大，是在爸妈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进行的。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担心起这些孩子的命运，而在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长大》系列中，我们却在内心的不安情绪中找到了一丝希望。
就是这份如同钻石一般珍贵的信念，在这个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在《人生第一次·长大》中，记录了一群云南省漭水镇的留守孩子，他们通过学校的“诗歌”必修课，为自己的情绪找到出口。人们发现，这些孩子即使生活在贫瘠的土地，内心依旧盛放着最纯净灿烂的花朵。
诗歌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我们不得而知，但以教育的方式给予彼此精神上长久的关爱，将会是人类战胜一切的动力。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留守儿童，从小被迫和家人分离，过早地长大，过早地懂事，不哭不闹，也不太会表达。
漭水中学的于校长说：“这里的孩子，太安静。”
但就是这样一个亟待应试教育的地方，这所中学却尝试将诗歌作为一门必修课引进课堂。
毕竟诗歌既于高考无益，更无法改善这些孩子们贫困的生活，与其谈论这些风花雪月，不如给些实际的物质帮助。
但于校长不这么认为，从4年前开始，他就一直支持着一个叫“四季诗歌行动”的校园诗歌课程。课程推行一年后，于校长告诉“是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以前不服管教的小孩自从学会了写诗，就很少去砸玻璃了。
于是，又在一年后，这家公益机构把“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作为自己的口号。他们相信，即使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这些孩子的内心依旧盛放着最纯净灿烂的花。
从此，诗歌就成为了孩子们情绪的一个宣泄口，以及他们回应脚下这片土地的另外一种方式。
施应锁，今年12岁，他是班级里个头最小的孩子，性格腼腆，总是沉默寡言。
对于小锁而言，校园的集体生活是无比陌生的，总是一个人放牛的他，比起和同学们的相处，他更习惯和家里的那头牛待在一起。
一天，老师带着他们去校外采风，作为第一次诗歌的启蒙。感受迎面吹来的风和阳光的温柔，这群孩子静下心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很多同学都在那堂课上都分享了自己写下的第一首诗歌，但直到这堂课结束，小锁也没能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
只是，等到小锁周末回家的时候，看着眼前熟悉的大山，僻静的小道，层层叠叠的树影，和潺潺流动的溪水，小锁觉得，眼前的大山，哪里有点不一样了。
那天的午后，听着阳光洒落的声音，小锁完成了他的第一首诗歌：
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绿色的风，它抚绿了山林树木，烫金了我的小牛，亲吻了家里的白墙，染黄了阿爹的苞谷，但，我不会把风变色的秘密告诉你。
那是小锁第一次用心的表达，但他没有读给父亲听。
因为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在外地打工，诗歌对大人们来说，都是有些遥远到飘渺的东西。
穆庆云，12岁，小锁的同班同学，两年前她就一个人生活了。父亲因故去世，母亲为了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只能远赴广东打工，过年也不能回来。
在庆云的心里，远在他乡的妈妈，是既思念又委屈的存在。她明白生活的不易，却无法停止对家人陪伴的渴望，和所有留守儿童一样，她内心最期待的，不是富裕的生活，而是爱和陪伴。
夜幕降临，老师将孩子们召集在篝火面前，要求大家一起讨论：十年之后的你，会成为什么样的爸爸或者妈妈？你想要教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庆云说：“我想做一个自私的妈妈。我会教我的孩子，把自己的爱留给自己的孩子。”
隔了两天，在书桌前做功课的庆云接通了和妈妈的视频，相隔千里，几句寒暄，小女孩说话的声音不自觉地哽咽。
她忍了忍眼角的酸涩，对妈妈露出一个微笑，说：“妈妈，我给你朗诵一首诗，我写的第一首诗。”
电话那端妈妈良久不说话：“女儿，真的对不起。你原谅妈妈吧。”
庆云笑了，她和妈妈约定，以后每个礼拜都给妈妈读一首诗。
你看，原本安静的孩子，通过诗歌，找到了情感表达的密码。
乡村里的诗歌实验还在继续，未来会有更多的孩子加入其中。地域、贫困、孤单...这些远不能阻隔孩子们内心最真挚而诗意的光芒。
诗歌就像是一个翻译器，当这些孩子有感情的时候，就能够通过诗歌表达出来。也正是它，让远在大山之外的我们，看到了这群闪闪发光的孩子。
在他们的眼里，黑夜像爱一样覆盖一切。
仲夏有着自己的小情绪。
长大发生的默默无声的每一刻。
在电影《死亡诗社》里，当文学老师约翰·基汀带领学生们在校史楼内聆听死亡的声音，反思生的意义 ；让男生们在绿茵场上宣读自己的理想；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上，用新的视角俯瞰世界......他们由此获得了另一种打开世界的方式。
文字蕴含着改变的力量，教会他们思考与求索，勇敢地追问人生的路途，是这股力量唤醒了他们对于梦想的渴望，这份渴望带领他们寻求改变。
诗歌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但它可能改变一个人。
大山里的孩子，或许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出去，实现人生的迁跃，但他们在诗歌里找到了看待人生、解读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这一切，已经足够有价值。
如果我们近一步探寻诗歌的意义，它或许这是通往孩子内心真实世界的钥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留守儿童的印象和概念，几乎是统一而固化的。他们的形象多半沉重而又沉默：他们在主流之外，亦在话语权之外，更多时候，他们不想说、不会说、也不敢说。
没有言语，所以缺少理解。
这些早早经历人生苦难的孩子们，一般会被看成是缺乏关爱的、缺少管理的、容易产生问题的群体。就连我们注视他们的方式，通常也是“隔离”的、片面的、充满距离感的。
大家还记得芒果台播出的综艺节目《变形计》吗？
这档连载超过十年的节目，打造了叛逆富二代和乖巧穷孩子 “互换人生” 的节目模式，希望能让不同家境中成长的孩子体验不同的人生，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但在节目播出之前，观众们似乎预先留给了这些孩子们一些设定和期待，比如：城市的孩子就该娇气任性、叛逆乖张；而农村的孩子总是懂事早熟、性格孤僻脆弱，像野草一样生长。
在此前十几季节目中，《变形计》的主人公都是走的“城市问题少年+农村贫困乖小孩”的人设，直到一个小女孩的出现，打破了这道标签。
农村孩子的妈妈三年没有回家，留下哥哥张水富独挑大梁，照顾7岁的妹妹张水丽，两个人相依为命。
当哥哥去到城市时，独自一人迎来“新哥哥”陈新颖的张水丽情绪崩溃了。她大哭大闹、嘶吼赌气，不时用言语刺激陈新颖，一言不合就抡起棍子要打人，面对一个外来者，张水丽积极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抗拒，“彪悍行径”让围观群众送上一句尊称：“社会丽姐”！
如此“反套路”的人物形象完全不符合大家对于一个农村孩子应有的“期待”，它展现了留守儿童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却迎来了很多人的嘲笑戏谑，被放置于娱乐化浪潮的中心。
哥哥张水富曾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你永远都别回来了，我都长大了。”但哭过之后，还是拉起妹妹的手，继续艰难的生活。
而作为留守儿童的张水丽，缺少父爱母爱，更缺少正确的三观引导，不懂得自我表达，更不会合理地宣泄情绪。那些“嚣张跋扈”的举动，隐藏着浓重的不安全感。
在电视节目中，这些内心的曲折都被弱化、乃至忽视了，不论是短暂见到大城市的哥哥，还是被迫迎接新成员的妹妹，节目里交换的留守儿童就像是被精准设定的商品，寄托着围观者一点无谓的怜悯，被剥夺安静的生活、丢进繁华的城市、再拖回不变的现实。
节目中的“感动桥段”看上去更像是对农村孩子苦难生活的一种变相消费。毕竟和城市孩子短暂“忆苦”比起来，农村孩子长久“思甜”所要承受的心理落差和冲击要大得多。
类似的短期公益节目，形式主义的靠近，对于留守儿童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伤害。
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曾安排节目嘉宾接触留守儿童，通过短暂的陪伴，尝试让他们打开心扉，吐露心声。
但摄制组浩浩荡荡地来，又轰轰烈烈地去，嘉宾们在获取孩子的信任之后抽身离开，只留下孩子不无遗憾的一句：“一天很快。”
得到又失去的孩子重归现实，内心依然孤独，未来依旧无解。
作家袁凌说：“与儿童有关的各种社会课题，往往停留在观念层次上。少有人真正去接近和倾听这群孩子，了解他们现实和内心的缺失在哪。”
在生存面前，这些孩子的心理需求被一再忽视和压缩。只是，在“留守儿童”这个标签之前，他们首先是一群纯真可爱的孩子，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可能更需要精神上长久的关爱。
我们或许可以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但站在空旷房间里的，依旧是那只孤单的身影，还有那颗尘封、不敢言说的内心。
没有一个孩子理应是寂静的。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走进他们，就能听到生命喧腾的声息，感知无处不在的湿润。
诗歌，正是我们倾听这些孩子内心世界的一道桥梁。“只有当一个孩子观察这个世界的内在视角改变，未来才会有更大的力量去改变外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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