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糊蜈蚣风筝、夏天刻西瓜灯……致敬世间那些可爱的、懂孩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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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又一个父亲节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字，致敬世间那些可爱的，懂孩子的父亲们，同时轻轻地提醒：游戏之美不分贵贱，陪伴之乐造福子孙。
春天糊蜈蚣风筝，夏天刻西瓜灯，秋天给金铃子做玻璃盒，元宵扎灯笼……汪曾祺的父亲会做各种好玩的东西，只图让孩子们高兴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不久前读到汪老写他父亲的文章，文中绝口不提成年后与父亲因经济问题而起的罅隙，而只提父亲的种种好。这种选择性的写作，我想并非出于虚饰家庭关系的意图，而是出自什么都往好处想，只愿记住好事情的心态。
而这心态，正是得益于他的父亲。
一个人若幼时得到了充分的父爱，并且父亲又是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兴致勃勃过日子的人，那么成年后，这个人即使遭遇坎坷风浪，生命意志也不会轻易毁废，甚至还能发展出一种渊静自守，从容自得的生命态度。
汪曾祺的父亲名菊生，字淡如，家中排行老三，乃旧制中学毕业生，也算是那个时代的功名之一了。
汪家是旧式地主家庭，还开着药铺，在当时的高邮可归为工商乡绅阶层。因此汪菊生手里有些钱，又有闲，又爱玩，几乎没有一天不从日子里找乐子的。但菊生并非是那种旧家族的颓废公子，终日无所事事，玩物丧志。
我读汪曾祺《我的父亲》一文，深感汪父其人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不拘世俗常规，兼具慷慨侠义与细心柔肠，是彼时开明乡绅的风骨和做派。他传承祖传的医道，中西融合，以给人治眼病为职业，常有出奇制胜之招；平常又热心公益，周济穷人，惠及乡里。时年高邮发大水，汪菊生不顾自己安危，撑了竹篙，四处救人……这些都让人心生敬佩。
而我更羡慕，更为留意的，是汪菊生对待日子的游戏精神和诗意气质。可以说，汪菊生是一个“游戏大王”，也是一个“生活艺术家”，凭借着天赋的灵性和热情悠游于岁月之中。
在汪曾祺笔下，他父亲对于文艺体育，几乎无所不爱，无所不通。他首先是一名运动达人：踢足球，练武术，刀枪拳击骑马驯马游泳，样样拿得起，且样样出色，撑杆跳居然还得过当年江苏省运动会第一名。
汪菊生又玩过一阵子乐器，西洋的，民族的，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摒挡丝竹之后，他又投身画画刻章藏石，与玩音乐一样，也无师承，却颇有几分心得。
遥想当年，高邮汪氏老三家的宅门可谓“有琴有书，载弹载咏”，一派清新活泼气象。
汪菊生性格随和没有架子，交友又不拘，常与各路友生切磋琢磨，互赠作品。他在文艺领域的玩法，不仅有一股传统士绅的清雅，更有种新派人士的洒脱。
比如他巴巴地将自己的一把好琵琶去换理发师的“又脏又旧，油里咕叽”的琵琶，只因“这面琵琶声音好！”
又比如他再婚时，新房里挂了一幅画，是他的一位和尚朋友画的，他并不理会迷信禁忌。
而且这个大男人，也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玩，宁做“孩子头”，不摆家长威风。他会做各种好看好玩的东西，不惜功夫，只图汪曾祺姐弟俩高兴。
春天他给孩子糊蜈蚣风筝，夏天镂刻西瓜灯，秋天制作养金铃子的玻璃盒子，到了元宵，就扎元宵灯笼，手艺之精妙，羡煞一众邻里：
“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元宵节，他用通草（我们家开药店，可以选出很大片的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西洋红很贵，齐白石作画，有一个时期，如用西洋红，是要加价的）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
汪曾祺的画作
每年到了春天，汪菊生用绢糊风筝，用胡琴的老弦做风筝线，制成之后，被孩子们簇拥着，放飞于田野，怎一个快活热闹了得！
“这时麦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风和畅，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其乐如何？”
至于说到汪曾祺的“美食家”品位，若没有他父亲亲手做的饭菜的滋养，说不定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一回收到家信，打开来有一小包玻璃纸包着的“虾松”，那是他父亲做的美味小食：“河虾剁成米粒大小，掺以酱瓜小丁，入温油炸透”。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世间父子家书史上最富有创意和温情的举动！这个男人不仅洒脱磊落，亦有情深心细的一面，无论对妻子，还是对儿女。
汪曾祺还提到这么一节，有一年父亲陪他外地考中学，小旅馆里臭虫多，他父亲用蜡烛油滴臭虫，竟忙了一夜，“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都说汪曾祺的散文清润质朴无矫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总比旁人多几层，记性又超群（好的作家哪个不是有过人的记忆力呢？）。他写他父亲，亦是如此文风。细节从记忆之河里汩汩流出，丰润了文骨文气，哪里还用得着刻意修饰？然而我读《我的父亲》一文，却感觉到文字下被压抑的情感热流，似要时时燃起那恬淡的笔风。
写此文时，汪曾祺72岁，按照他的话说，已是“皤然一老了”，他会写下“我的父亲很喜欢我”这样的话，还不止一次发出“我想念我的父亲”和“我经常做梦梦见他”这样孩子般的呼唤。
即使是平静的叙事，字里行间也恰似秋天的银桂花瓣，传递清凉的苦甜。
我想，他是深谙了人间的乐趣，万物的情意，却也充分领教了人世的兴衰轮替、亲情的疏离龃龉之后，铺纸展开这场“童年之旅”的。回望父亲那早已依稀的身影，他的笔端流淌出八个字的总结：“我的童年是很美的。”这八个字，是庆幸，是感激，是无尽的思念。
确实，能拥有一个做着“好玩”的事情，发明种种游戏和美食的父亲，是何等的幸运！谁不希望有一个大玩伴一样的父亲呢？汪菊生广博的兴趣，开明的作风，给年幼的汪曾祺带去了新鲜的刺激，唤起他对世间种种事物的好奇；他细腻温厚的父爱，也影响了儿子日后的文章与做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汪菊生给予了一个父亲能给儿子的最宝贵的礼物。
罗伯托·贝尼尼自导自演的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讲述一位父亲用游戏和想象在纳粹的阴霾下守护孩子的快乐纯真
歌德的父亲尊重儿子的天性爱好，高兴地关注着儿子文学创作上的进步，把他认为的成功之作装订成册；相比之下，里尔克和卡夫卡就没有这么幸运
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读汉语文学，总会联想到德语世界里的人物。说起汪菊生汪曾祺这对父子，脑子里便跳出歌德父子、卡夫卡父子、里尔克父子……各种正面的反面的亲子教育例子。
比如歌德，虽说他的文艺天性和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大多遗传自他的母亲，而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严肃谨慎的一面。但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绝不是个老古板，这位法学博士对待生活，亦不乏游戏精神。
有趣的是，约翰·卡斯帕尔是以那种钻研学问的坚定劲头投身于业余爱好的。他热爱旅行，并热衷记录，一本意大利游记竟写了整整十年！这么看来，儿子日后花60年时间完成《浮士德》，也就不足为怪了。
约翰·卡斯帕尔还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他仕途不旺，捐了个皇家顾问的官，其实是个虚职；他本人却并不在意，反正家里有的是让他忙的事情：
“他赋闲在家，管理财产，撰写游记，收集书籍，画像，养蝉，教育孩子，特别关照大有希望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 （引自《歌德——生命的杰作》，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卫茂平译）
歌德的父亲并不一味望子成龙，他能推己及人，尊重儿子的天性爱好。他送儿子去读法律，希望子承父业，但也“高兴地关注儿子文学创作上的进步，把他认为的成功之作，仔细装订成册。”
他把古七弦琴这个缪斯和艺术象征作为家庭纹章，不经意间为儿子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他也舍得时间培养儿子的学问，高薪聘请了家庭教师，却也喜欢亲自上阵，教授一双儿女文史地理法律，教得是雄心勃勃，不亦乐乎。他还带着儿子一起读他写的游记，熟悉他收藏的书画。歌德父子形同师徒，又似同道友人。在法兰克福的旧书店里，做父亲的“站在书架旁，仔细端详古老的图画、文件和旧书”，做儿子的陪在一侧，也寻觅着心爱之书，父子俩总是各有收获。
歌德父亲和那位在布拉格经营着妇女用品商店，也送儿子去读法律的赫尔曼·卡夫卡（卡夫卡的父亲）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后者是一个勤勉的实干家，和妻子日复一日地在店里忙碌，疏于照顾和陪伴孩子，只把孩子托给保姆照看。对于度假休养之类的事情，老卡夫卡是能免就免，能拖就拖。
“每逢节假日或者外出疗养，商店不得不休业时，他们就会浑身不自在。对他们而言，并不是生意忙碌导致劳累过度而需要疗养，而是疗养能使他们更精力充沛地经营生意。盛夏时节，一家人租了布拉格附近的周末度假屋，赫尔曼·卡夫卡会独自留在店里再工作几小时，之后才赶去和家人度周末。” （引自《卡夫卡传——关键岁月》，莱纳·斯塔赫著，黄雪媛译)
在父亲赫尔曼眼里，儿子关在房间里与朋友高谈阔论文学小说，是不务正业，“尽搞些花天酒地，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可怜的卡夫卡只敢在夜深人静，父母睡着之后，才摊开他的笔记本，乱写一气。奉行素食主义的他，还得忍受肉食主义者父亲从餐桌另一头投来的不屑目光。
同样出生于布拉格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和他父亲的关系，比卡夫卡父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卡夫卡三度订婚，最终没结成婚；里尔克虽然结过婚，育有一女，却早早从家庭和育儿的责任中逃逸了，从此居无定所，游荡人间。这两位各自成就了小说和诗歌的志业，在世俗生活上却充当了一名逃兵。归根结底，是少时家庭的阴影使得他们在面临婚姻与家庭的义务时顾虑重重，怯于承担。
卡夫卡的父亲粗暴强悍，还喜欢唠叨抱怨，诸如自己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才扯起这份家业，儿子却不懂感恩等等；里尔克的父亲任职铁路局督察，个性平庸，思想僵化，他不顾儿子的艺术天性和羸弱体质，在里尔克十岁时，就送他去读军事学校，接受多年严酷教育，这段经历造成了里尔克噩梦般的回忆。
卡夫卡和里尔克的个性命运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优柔寡断，敏感多疑。尤其卡夫卡，成年后也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父亲面前瑟缩如老鼠，压抑如甲虫。我难免想到，做父亲的整天板着脸孔，只知训诫和期望，而不懂玩乐之美，亲子之乐，那么就很难期望儿子成年后身心平衡，乐观豁达了。
虽说家境的差异，会造成父亲们不同的生存压力和处世心态。但对于日常消遣与游戏，相似家境的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我想起哈姆雷特那句“因此顾虑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那么逃避“玩乐”，能不能算懦夫呢？若身为父母，面对天性需求都扭捏踌躇，甚至愧疚，要想法设法地驱赶、消灭它，怎能指望他对待孩子宽容，并赋予孩子玩乐的自由呢？
苛待自己的人，多少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苛待他人，甚至苛待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对生活麻木，缺乏趣味的人，会把陪伴孩子视作负担，不能从中获得满足。因此，在父亲节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字，致敬世间那些可爱的，懂孩子的父亲们，同时轻轻地提醒：游戏之美不分贵贱，陪伴之乐造福子孙。
作者：黄雪媛（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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