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履途：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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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如何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写出了《洛丽塔》？
在牛津，刘易斯·卡罗尔如何创作出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爱丽丝·门罗与温哥华这座城市之间，有着怎样深层的联系？
博尔赫斯在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留下了哪些痕迹，这座城市又如何塑造了他？
《纽约时报》“文学履途”专栏集结，收录了38篇与伟大作家有关的旅行地的游记。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这二者常是并举的“标配”。因为读书，人们难免生出追思或纪念的念想。共享遗迹，重访地标，可以实现与过往名人的对话。《纽约时报》有个“文学履途”专栏，很有意味：不仅实地寻访文学大师生活的现场，还考究他们虚构故事里描摹过的地点的原型。

      《文学履途：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一书，正是专栏的结集精选。它有超越一般游记的可贵——不强行夹带出行攻略，也没患上对历史滥情的毛病，却单纯并实在地把作家、地理坐标与故事之间的关联写成了读者愿意看的文字。

《文学履途：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纽约时报》主编

      给旅途加上文学注释，也是一门生活艺术。

      在夏威夷，游人常常流露潦草的幸福感，缺少复杂的灵魂。如果你只能看到沙滩、啤酒、泳装少女，那么，这段旅行必然缺少层次。因为你的脑袋里缺乏故事，想象不足，审美乏味而疲劳。

      相比之下，马克·吐温关于夏威夷的通信，就像一面魔镜：浮现出船长、捕鲸人、传教士、猫和花丛。他有庞大的故事库，热带奇境和疾病肆虐，历史演变与肮脏血腥，甚至文化殖民和传统退却……

      好奇，是马克·吐温理解夏威夷的动力，他要“踏遍这片土地”。风景只有在体验中才有隽永的余味，就像有故事的男人，皱纹里也带着戏码。他租马上路，骑到大腿生疮；穿过古战场上散落的人骨，站在火山口边缘观望岩浆；出海冲浪，被打得挺惨；和原住民裸泳，吓跑了一群妇女。

      马克·吐温的信件，也许就从火山小木屋里寄出。当你还在迷恋海景房的时候，作家当年已然在欣赏冒泡沸腾的熔岩湖中找到了乐趣。没有他的好腿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可能索然无趣。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装满田野、森林和城市广场的遗物箱，这些景致曾引领我们中的佼佼者创造出流芳百世之作。触摸着这些遗物，我们这些旅行者变成了信徒，会思考他人是如何成为他人，又是怎么创造出那些作品的。”

      当旧金山在转型剧变中洗刷掉过去世界的肮脏，你只能靠哈米特来辨认它的底色：黑色惊悚、暧昧微醺，带着冷峻的孤独魅力。硬汉小说、私家侦探、黑色电影，成了旧金山上世纪20年代的文化符号。

      侦探小说家哈米特和推理小说家钱德勒有相同癖好——都对空间细节的迷恋，小说完全可以精确还原城市地理。堕落的浪漫如今还在脏乱街区残存，那里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

      “我们会四处打量，并情不自禁地思索，这座小山和清晨的雾气是否给过他一丝火花？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灵感源泉还是偶然路过？”文学并未要你记下多少故事。它是要给你留下诸多幻境、情绪、光线和气味的……

      雾气是“稀薄、湿冷、沁入骨髓的”，哈米特强调那是个冬天的故事，“所有细节都是有深意的”。

      落基山脉西麓风光也让纳博科夫回想起了青涩的俄国时光。这个流亡作家，终身的怀乡者，就像他追逐的蝴蝶一样，从新泽西州蹁跹到落基山脉。《洛丽塔》里那个中年老男人和性感少女的疯狂旅程，也是纳博科夫和薇拉一路向西的捕蝶之旅。他走的都是私人化的隐秘小路，没什么州际公路，昆虫和山野的呼唤促成了那部伟大而恼人的小说。

      风格即人本身，而作品与个性、地理环境的联系，又是理解作家的秘境。缪斯女神，有时是从偶然地点闯入作家头脑的。

      诗人兰波有段很少提及的、与埃塞俄比亚有关的经历；小说家凯鲁亚克在孤凉峰瞭望台当过63天的林火瞭望员；裸露山脊的小白房、孤独的日与夜，如何成了作家心中的永恒律动，让他成了垮掉的灵魂歌者；《孤独天使》《孤独旅者》《达摩流浪者》全是行吟诗人的“自发散文体”……

      至于《在路上》，这部旅行圣经的故事发生时，作者还没怎么亲近自然，他还在货车、酒吧和荒野里游荡。

      《在路上》代表着一个高峰，也是“他走向终结的开端”。因为“在山中度过的时光里，他的文字和修辞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他追求真理的最后一次冒险之旅”。

      猜测和考据，是属于读者的特权。小说里的人物不是“无土栽培”的结果，故事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偶然。作家的环境描写，需要写实细节，脑子就肯定离不开现实地域搭建的框架。

      也正是因为这样，《文学履途：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的每篇专栏作品，都自带浓厚的考古兴趣。只有凭借文学与地理学的眼光，才能发现故事空间和地理坐标之间的某种密约。

      事实上，大多伟大作家都有文学的“根据地”。它就像写作的势力范围，在这个焦点上，作家的熟稔才犹如造物主，知道每片叶子的经脉，并因此无所不能。

书摘（节选）

血、沙、雪莉酒：海明威的马德里

大卫·法利

David Farley

      在马德里的黎牙实比（Legazpi），曼萨纳雷斯河畔，坐落着一座修建于20世纪的大型砖石建筑群——马德里屠宰场（Matadero Madrid)。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光里，它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屠宰场，其强大的恶臭可以渗透周围高耸的石墙，沁入周围工薪阶层的聚居区。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末，一名着迷于斗牛的年轻美国作家并没有被这股恶臭吓退，他在这座城市居住的时间里，频繁出入这座屠宰场。

      “一大早，老女人们会早早来到这里，喝下刚宰杀的牛的鲜血，据说很有营养，”后来他这样告诉他的传记作者A.E.霍奇纳，“于是，我常常天蒙蒙亮时就起床，来到这里观赏见习斗牛士练习杀戮，有时候甚至能见到王牌斗牛士。旁边总会排着一列老女人，等着喝血。”

马德里

      现如今，你不会再在这里看到斗牛士或老女人了：屠宰场已经被改建为一座繁荣的艺术中心。最近我去了一次，里面正在进行拉美设计师的展览——但我不是去看展览的。

      我其实是在重走那位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走过的路。

      海明威在全球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尤其是巴黎、潘普洛纳、哈瓦那、基韦斯特，还有爱达荷州的凯彻姆，1961年7月他在那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些地方都及不上马德里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曾说马德里是“所有城市中最有西班牙感觉的”，因为这座城市汇集了来自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口。他还曾写过一篇和马德里有关的短篇小说，名为“世界之都”。

      这位西班牙人所熟知的“欧内斯托先生”，在马德里流连忘返——他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末到50年代断断续续的几年，还有最后一次的1960年造访马德里，并留下一条与众不同的豪饮之路。

      除了这座改造过的屠宰场，现代版海明威的马德里就是一条由酒吧、斗牛场和餐馆连起来的传统路线。我准备去体验一下，那种让海明威一次次回到这座城市的魔力究竟是什么。

海明威

      结束了旅程的第一站屠宰场之后，我和妻子在酒店门口会合。我们住在特里普格兰大道酒店（TRYP Madrid Gran Via），这里是海明威曾经住过的酒店之一（二楼早餐厅以他的名字命名，里面展出了多幅海明威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或在打枪，或正从船上拉起一条大鱼，彰显出不凡的男子气概）。

      我们从那里出发，沿着格兰大道走下去，这是一条宽阔的大道，海明威曾把它描述为马德里版本的百老汇和第五大道的结合体。

      我们路过了海明威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光顾的鸡尾酒酒吧Museo Chicote，这在当时国际新闻记者中是很受欢迎的去处。然后我们绕着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周围的街道散步，穿过狭窄的维多利亚街，海明威经常在那边从黄牛手里买斗牛票。

      我们穿过枝叶繁盛的圣安娜广场（Plaza deSanta Ana)，海明威最爱的啤酒屋Cerveceria Alemana就在这里，它从1904年开始营业，到现在还保留了海明威的座位（就在入口处的右侧，那张唯一拥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俯瞰着一扇窗）。

在智利，遇见聂鲁达的生活与爱情

乔伊斯·梅纳德

Joyce Maynrad

      参观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的故居，完全是临时起意。我和丈夫吉姆游览了智利的许多地方，其中有一天要在首都圣地亚哥停留。

圣地亚哥

      乘坐索道缆车到大都会公园（ParqueMetropolitano)的山顶游玩，似乎是游客们必选的经典旅游项目。

      回到山下时，我们离查斯蔻纳（LaChascona)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那是聂鲁达1951年为他当时的秘密情人玛蒂尔德·乌鲁蒂亚购买的房产（他那时仍与第二任妻子德里娅·德尔卡里尔保持着婚姻关系）。或许值得一看吧，但我并没有抱太高期望。

      我在旅行中参观过不少名人故居，结果总是发现，我最想看到的东西（艺术家的画作、书桌或画室）要么已经被变卖，要么被送到了博物馆。房子里没有了艺术家以后，你最有可能看到的，大多就是几个房间，加上几张旧家具。

      我本打算只在礼品商店买一本聂鲁达的诗集。在旅行的最后几个晚上，我向吉姆提议，我们俩向彼此大声读诗，或许还可以背下来几首。我们可以花些时间来研习西班牙语，除此之外，还可以做点浪漫的事。还有谁比聂鲁达更能擦动情欲呢？

      然而一踏进查斯蔻纳的花园，我立刻改变了主意。“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看着表，轻声对吉姆说。距离关门还有两个小时，我已经开始担心时间不够用了。

      我不可救药地痴迷于收藏那种可能在别人眼里是垃圾的东西，它们在我眼里都是珍宝。如今，在荣获诺贝尔奖的智利诗人、左翼支持者聂鲁达的家中，我好像发现了同类。

聂鲁达

      在还没有踏进前门，仅仅看到里面的花园时，我的心脏就已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就好像是遇到了一家格外吸引人的古董商店，或者是一场似乎能淘到宝贝的庭院旧货甩卖。这里具备了以上事物的全部特征。

      我还有另一个发现：一个与聂鲁达的诗歌并非毫无关联的元素。如果他与玛蒂尔德的感情就像他诗歌里描述的那样，她是他生命中的挚爱，那么这所房子就是他期待中二人演绎这场恋情的舞台。“这里是面包、酒、餐桌、寓所。”他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中写道，“男人的，女人的，以及生活的必需品。”

      在门口，我看到了各色锻铁花园家具、马赛克镶嵌瓷砖、绘着飞鸟和藤蔓纠缠的拱门、手工锻造的旋转楼梯、来自船舶浮标的玻璃球、橘子树和天使雕像，它们杂乱地组合在一起。当时我就意识到，无论我多么喜爱聂鲁达的诗歌，真正让我对这位故去40多年的诗人感到亲近的，是他对室内装饰的品位。

      实际上，“室内装饰”这个词不足以形容他的作为。聂鲁达不仅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位收藏者、住宅建造师，以及梦幻空间的设计者。

      查斯蔻纳（这个名字指的是玛蒂尔德狂乱纠结的头发，也是在聂鲁达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元素）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住宅—一那是一个男人新奇、古怪、夸张的创造，对他来说，里面的每件物品都承载着深刻的情感意义，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也应该不是因为传统美感，而是因为它诠释了创造者的梦想。

      这里也是一个真正浪漫的居所，总是能听到鸟鸣，蜿蜓穿过宅院的潺潺水声，叮叮当当的钟声，这里到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和护身符，还有送给爱人的私密信息，来访者只能解读其中很小一部分（我猜的）。在我参观的那天以前，我只知道聂鲁达写过《二十首情诗》（Veinte Poemas deAmor)。但这所房子本身就是一首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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