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愿能人生九十，望窗外自然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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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希望看到的自己，是如果有幸能够活到90岁，把要写的都写了，要表达的都表达了，空间拓展到了无法再拓展的那个边界，还能喝一杯酒，老眼昏花地看着窗外的树，或者是那呼啸的风和雪，然后就没了，这是她所希望的人生终结方式，“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夏至，极昼降临北国边陲北极村。午夜时分，向北眺望，苍穹泛白，像是傍晚和黎明迷蒙的交织。此时，正值汛期的黑龙江从村边奔涌而过，带来波澜壮阔的气息。

迟子建就在这样的光与声中长大，清风，明月，森林，绚烂的北极光等自然的神奇与魔幻流淌在她的血液里，最后幻化成她笔下的文字或者故事的底色——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写乡土，写大兴安岭，写哈尔滨。

北极村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和哈尔滨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

大兴安岭下的北极村是迟子建的原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迟子建的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喜读诗文，因为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至极，而曹植又名曹子建，于是就给女儿取了“迟子建”这个名字。

成年后的迟子建和曹子建一样，写出重量级的名篇。而最初的文学滋养，除了父亲所读的那些古典文学，还有那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小时候，迟子建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特别会讲神话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像是跳跃在黑暗冬夜里的火苗，照亮迟子建的想象力。

她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注入那些神奇，写就鄂温克人一个民族的变迁史：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游猎于森林中，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纯净而又神秘的意境，铺成故事的底色，这部小说调动了迟子建所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少年进山拉烧柴时，她就曾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那时候父亲告诉她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那是我所熟知的背景和气象，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和生活背景，帮助她写就一部重量级的小说。

北极村之外，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哈尔滨，如今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她的家乡。“对这个城市，我一开始好像找不到感觉，心底还是恋着我的故乡大兴安岭。”与这个城市真正亲近起来，始自迟子建的一次外出归来。那次她坐机场大巴回市区，正是深秋时节的黄昏，北方那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让迟子建突然心头一热，“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啊，它的美一直存在，与我生命中的某一部分是共通的，只不过我忽略了它。”

2013年5月，迟子建在《晚安玫瑰》中，再次书写哈尔滨，关于哈尔滨的老故事——19世纪末，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迁居哈尔滨，使哈尔滨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迟子建在《晚安玫瑰》里塑造了一个凄美的故事，经历非凡岁月的犹太老人吉莲娜，在这里历经挣扎，最后完成自我的救赎。“故事发生的场景，我都走过。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美到让人不能不动情。”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看了迟子建的小说，去大兴安岭，去哈尔滨旅行。于迟子建来说，那是她的灵魂和文学的根源，“我真应该感谢上苍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

2002年的5月3日，迟子建的老公丈夫黄士军从哈尔滨开完会后，在回家途中给岳母去了个电话：“妈，你不要惦记，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就到啦。”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天，黄士军因为意外的车祸而丧生。

迟子建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种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她的缘分到得很晚，在她34岁的时候，她认识黄士军。他陪她走过了四年的相爱时光。“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从创作上就能看得出来。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长篇《伪满洲国》的创作。如果不是那种状态，我是没有那种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

事后再来看这部赞誉无数的作品迟子建觉得它既承载着良好状态的恩赐，也承载着对丈夫的歉意：“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丈夫刚刚去世那会儿，迟子建总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等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知道，以后连电话都不能打了。

“切身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我一度觉得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循规蹈矩，没有恶习，从不欺骗感情；而那些挥霍生活的人，却活得很好。我总是想不通。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她用写作来化解自己的悲恸，真正让她解脱的是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爱人——一名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带着悲痛，她决定前往曾经与丈夫相约要一起去的三山湖。一路上，这个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见证了世间的种种不公、苦难和死亡，最后，她终于超越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故事的结尾，魔术师化成了蝴蝶，环绕在妻子的身边，最后落在她的无名指上。

而这一段的描写，因为有着切身的生活体验，于是浪漫主义之中带着凄美——小时候，迟子建和伙伴们经常会从山林中捉蝴蝶放在纸盒子里，每次一打开纸盒子，蝴蝶就会扑簌簌地飞出来。丈夫去世之后，她一直保留着丈夫的剃须刀盒，盒子里还有几粒丈夫的胡茬儿，胡茬儿曾经连通着丈夫的血液，这让迟子建觉得他还有呼吸。所以，有时候迟子建会不自觉自动地打开那个盒子，“我老觉得我打开的一瞬那里面会有变化，所以我很自然地写到了这样的结尾，我真的觉得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来。”

“一只精灵般的蓝蝴蝶飞出了剃须刀的空盒，落在她右手的无名指。”

这样的结尾，对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种安慰，而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讲，其实她更希望是告慰已去的人。所以到故事的结尾，蝴蝶的出现代表着女主人公痛苦的化解，也代表着迟子建痛苦的安放。

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迟子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名后依然坚持不懈创作的作家，几乎每年，她都有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佩服一些到老还在写作的作家，例如雨果。他在八十岁还写了《九三年》，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在他晚年的时候，甚至在他临死前，他都仍然以写作为乐趣。”

她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写作，那简直是人生第一大幸事。在她看来，现实生活和写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够一边生活，一边持续不断地写作，那么就等于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拥有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简直可以说得上是足足比别人多活了一世。

她身上这种天然纯净而又不疾不徐的气质，打动无数人。刘震云说，他欣赏的两位女作家，一位是萧红，另一位则是迟子建，而她们恰好都来自那片黑土地。“生活中的迟子建好像永远是开朗、沉静、厚道和不计小节的女孩，善良的人都能成为迟子建的朋友。”

王安忆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迟子建的欣赏：“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带着勃勃的生气。”

迟子建在好多部小说中，都会以一种自述的方式来展开一个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清晨中，这位历尽沧桑的鄂温克老人看着风和雪讲起了故事。

而迟子建希望看到的自己，是如果有幸能够活到90岁，把要写的都写了，要表达的都表达了，空间拓展到了无法再拓展的那个边界，还能喝一杯酒，老眼昏花地看着窗外的树，或者是那呼啸的风和雪，然后就没了，这是她所希望的人生终结方式，“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如此幸福，而又如此自然。

选自《花样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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