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谈《项链》：莫泊桑，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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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你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一个女人，因为她的虚荣，向朋友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舞会去了，在项链的照耀下，她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不幸的是，项链丢失了。虚荣的女人为了赔偿这条项链付出了十年的艰辛。然而，十年后，她终于从项链的主人那里知道，所谓的钻石项链是假的。

——这就是《项链》。

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家喻户晓的原因并不复杂，它多次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头。家喻户晓的原因还有一个，《项链》的写作思路非常吻合中国的小说传统，——因果报应。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其实有弱者的模式，自己无能为力，那就寄希望于“报应”。

基于此，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与电视上，一位倒霉的老汉听说自己的仇家遭雷劈了，他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他对着苍天捶胸顿足：“——报应啊！”他那是欢庆胜利。好了，都报应了，天下就此太平。

《项链》的“报应”当然有它的主旨，它剑指虚荣，或者说剑指女人的虚荣。如果我们“深刻”一点，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它剑指人心腐朽与道德沦丧。如果我们的“深刻”再带上一些历史感，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说，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导致了人心的腐朽与道德的沦丧。莫泊桑所批判的正是这个。

莫泊桑告诉我们，拜金与虚荣绝无好报。他的批判是文学的，也是数学的，也许还是物理的。像e=mc2一样，《项链》这篇小说其实也可以简化成一个等式：

（女人）一晚的虚荣＝（女人）十年的辛劳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不重要。乌龟到底能不能跑得过兔子？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莫泊桑相信，拜金与虚荣本身就带着寓言式的、宿命般的霉运。

是8岁还是9岁？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述了《项链》。他没有涉及拜金与虚荣，也没有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他讲的是“凤头、猪肚、豹尾”。父亲说，“那一串项链是假的”就是“豹尾”。

是高一还是高二？我们的语文老师终于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解了《项链》。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重点讲了两条：第一，资产阶级的虚荣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第二，在小说的结尾，为什么马蒂尔德会在弗莱思洁面前露出了“自负而又幸福的笑容”呢？这说明劳动是光荣的，劳动可以让人幸福。

我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这两条，是因为老师的话太离谱了，它自相矛盾。——怎么可以用光荣的、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去惩罚呢？这就如同我在打架之后你惩罚了我两根光荣的油条，我再打，你再加两个光荣的鸡蛋。

但是我没有举手，也没有站起来，我的老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不想为难他。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至今都不能确定我的大学老师有没有在课堂上分析过《项链》，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就课程的设置而言，老师们讲述法朗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莫泊桑差不多应该是同一个时段。关于这一个时段，我记忆里头有关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是模糊的，清晰的只是一大堆的形容词：虚伪、贪婪、吝啬、腐朽、肮脏、愚蠢、残忍、丑恶、卑劣，奸诈，行将灭亡。

这些形容词不只是修饰，更多的是界定，被修饰与被界定的中心词只有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或者说，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一句话，西方的文明是一块臭肉。

我想说的是，在我读大学的那四年（1983—1987）里，人们对金钱、资本与西方依然保持着丰沛的却又是动摇的仇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在批判金钱、资本和西方。在我们的记忆里，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说白了就是批判金钱主义、资本主义、欧洲主义和美国主义。

是的，如果你不去读小说，仅仅依靠课堂，你会误以为所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同一个写作班培训出来，他们类属于同一个合唱团，只训练了一个声部。

老实说，分析《项链》是容易的，《项链》很清晰，还简洁。如果我们把莫泊桑和左拉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分析《项链》也许就更容易。

作为一个和“自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作家，莫泊桑一点也不“自然主义”。他另类。他独辟蹊径。他没有多余的动作。如果说，左拉钟情的是鲁智深笨重的禅杖，莫泊桑所擅长的其实是轻盈的飞镖，“飕”地就是一下。莫泊桑不喜欢对视，他是斜着眼睛看人的；他乜斜着目光，却例无虚发。他只让你躺下，可他从不虐尸，碎尸万段的事情他从来不干。

正因为另类，他的前辈法朗士，他的精神领袖左拉，他的文学导师福楼拜，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他配得上那些评价。

《项链》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结构完整，节奏灵动，主旨明朗。直接，讽刺，机敏，洗练而又有力。你可以把它当作短篇小说的范例。如果让我来说，我能说的也许就是这么多。事实上，关于《项链》这个短篇，我真的已经说完了。

小说是公器。阅读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我说过，《项链》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说什么。但是，当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有了阴影，我似乎不那么相信莫泊桑了。我从《项链》里头看到了别的。这些“别的”也许不是莫泊桑的本意，我该不该把它们说出来呢？

我知道莫泊桑有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想法说出来，我也会抑郁。

在莫泊桑的《项链》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

无论莫泊桑对资本主义抱有怎样的失望与愤激，也无论当时的法国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弊端，我想说，在1884年的法国，契约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迹象。《项链》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

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

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他的背景如何相似，《项链》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

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项链》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不是“文明”的悲剧，是“文明的”悲剧。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

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这个领域，一个在实践这个范畴。

非常遗憾，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你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这是《项链》里头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他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

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不再美丽。

我在这里很想谈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软的、绵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

哪一个更好？

心理学告诉我们，性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哪一种性格更适合做作家，这就不好说了。

“手软”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和文学的思潮有关。但是，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

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

李敬泽说得对。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

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的、光彩照人、众星捧月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她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的确，莫泊桑“手狠”。当他通过自己的想象看到马蒂尔德的双手慢慢“发红”的时候，另一个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项链》里，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惩戒马蒂尔德，他给马蒂尔德“判了十年”。这附带着又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马蒂尔德的耐心。

耐心有它的标志，——我们能像还钱一样耐心地挣钱；——我们还能像挣钱一样耐心地还钱，就像马蒂尔德所做的那样。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挣钱的态度决定了还钱的态度，还钱的态度也决定了挣钱的态度。挣和还都特别重要，没有人只挣不还，也没有人只还不挣。要好，两头都好；要坏，两头都坏。

心情愉快，我终于要说到钱了。

关于钱，《项链》告诉我们，在1884年前后，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法国教育部的书记员收入是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我说“中产阶级生活”倒也没有胡说，无论莫泊桑怎样描写马蒂尔德对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如意，但是，她的家里有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女佣。因为女佣的存在，再怎么说，马蒂尔德也是衣食无忧的，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的。

一个鬼魅的东西终于出现了，这个鬼魅的东西叫钻石项链，换句话说，奢侈品。再换句话说，奢侈的生活。这条项链有多奢侈呢？算起来吓人一跳，等于公务员一家十年的收入。

这句话还可以换一个说法，1884年前后的法国，一条钻石项链可以维持十年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想说，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这个美好就是正常。我愿意把所有正常的生活看作美好的生活，——你是丰衣足食的，只要你别奢侈。

莫泊桑为什么对马蒂尔德的虚荣不能原谅？说到底，她奢侈，最起码，她有奢侈的冲动。

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不是不可以有奢侈，可以，但是，只能是少部分奢侈；健康的、美好的社会也不是不可以有贫穷，可以，但是，只能有少部分贫穷。

最为糟糕的社会是：一方面有大量的贫穷，一方面有大量的奢侈。我说这样的社会最糟糕，依据的是生活的常识：这样的社会不正常。这个不正常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贫穷太容易，奢侈也一样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1884年的法国是多么正常。

所以，莫泊桑先生，息怒。在我看来，你所批判的那个“法国社会”是多么正常，多么美好。我宁愿相信，你所批判的不是金钱、资本和西方，你所批判的仅仅是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是的，奢侈冲动它才是原罪。

最后，我想说一说《项链》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的大前提。

《项链》这篇小说有一个所谓的眼，那就是弗莱思洁的那句话：“那一串项链是假的。”这句话是小说内部的惊雷。它振聋发聩。我相信第一次读《项链》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打晕。换句话说，真正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是假货，或者说，是假。这就是所谓的大前提。

但是，这个大前提恰恰又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真。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说，“假”在什么条件下才会使人吃惊？很简单，“真”的环境。同样，如果环境里头到处充斥着“假”，或者说，整个环境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假”将失去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和震撼力。

在《项链》里，莫泊桑所采用的小说线性极为明了，假——真——假。借来的项链是假的，还了一条真的，最后再发现借来的项链是假的。“真”是一块巨大的磐石，稳固地盘踞在生活的最中央，然后，“假”出现了。在“真”与“假”的冲突中，构成了所谓的小说戏剧性。

换一个说法，如果我们将小说的线性做一次调整，变成真——假——真？能不能构成小说的戏剧冲突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事实上，这样的作品文学史上有。牵强一点说，加缪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可我们不该忘记，《局外人》并不类属于现实主义，它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存在主义的关键词是什么？荒谬。

荒谬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假”盘踞在生活的中央，闹鬼的反而是“真”。

相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存在主义的真——假——真这个线性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它的线性只能是假——真——假。

我是不是强词夺理了？没有。道理不复杂，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目的也是求真。所以，真，或者说，求真，是人类心理的基础、认知的基础、审美的基础和伦理的基础，最终，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真”会使我们平静、愉悦，而“假”则会给我们带来震惊与恐慌。所以，现实主义的戏剧冲突只能依靠“假”对“真”冲击来完成，而不是相反。

《项链》正是在“真”这个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故事。当莫泊桑愤怒地、讥讽地、天才地、悲天悯人地用他的假项链来震慑读者灵魂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赖的。

莫泊桑，你安息吧。

2015年7月12日于南京龙江

编辑：青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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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毕飞宇的《小说课》，原标题“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内容有删改。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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